新紅衛兵接待站

我和太太來美國二十年。國內有不少朋友、同學。現在國內來美讀書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當然包括我們同學、朋友的子女。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家盛情難卻地成為留學信息中心和在美留學子女度假村。

A 小姐，父母是內人的大學同學。母現任一重點大學的教務處長，父是一上市公司副總裁。前幾年在紐約一所大學讀本科。來美第一個感恩節，到我家度假。我受內人之命，開車去市內一地鐵站口接她。等了很久，不見人出來。後來手機響了，一接，果然是她。

“小A，怎麼，迷路哪？”我問。

“沒有，我已在站內，現在出不來，叔叔。”小A回答。

我想，還不錯，知道叫叔叔。“為什麼呢？人多嗎？”我問。

“不是，我帶的箱子太大了，不好下樓梯。”小A帶着苦腔說。那個“太”字拖的特別長，我聽之後，既憐香惜玉，又博大能容的慈父之情，油然而生。

 “不要緊，不要緊，叔叔馬上進站來接你。”我安慰她說。

我衝到售票機前，買張地鐵票，三步並兩步，跑進站內。抬頭一看，一娉婷少女，手扶着一個21英寸高的旅行箱，愁眉鎖眼靠牆站着。我征了一下，這可是最小尺寸的旅行箱呀。一定是裝了書，重得小姐提不動。我迎了上去，寒暄幾句，用力往上提旅行箱，我的媽呀，才二十磅左右，自己用力過猛，反而差點扭着老腰。

我邊開車邊想，到底是當官的女兒，十八歲了，還這樣嬌滴滴，他爸媽為什麼不派個老媽子來美國陪讀。記得我們全家首次回國，行李多，兩個小兒子4和5歲，一人拖着一個21英寸旅行箱，走在前面，感動得香港海關的小姐趕快開了側門讓我們先過。A小姐的母親和我妻同窗四年，她來自農村，畢業後留校教書、當官。我妻城市長大，90年代跑到美國讀書、打工。才二十多年，各自的後代竟有如此大的差別，到底官家出貴人，而窮人孩子早當家。不知兩種不同環境長大的孩子，未來會有何不同。

B小姐，我岳父的朋友的朋友的女兒，現在美國讀碩士。內人去年回國時，B小姐的父母送給內人一包茶葉。聖誕節前夕，岳父大人告訴我們，B小姐的父母要B小姐坐飛機從千里外來看我們。我們回答，看就不敢當了，玩幾天是可以的。整個聖誕節一家人陪着B小姐，到幾個旅遊景點玩玩，此小姐健談，善於交際，見到白人男青年，尤為愉快。有幾次與陌生人聊天，談得高興，忘了時間，我和妻子只得在遠處靜靜地等着。聖誕節過後，妻子開車送她到飛機場。車停好後，妻子一人把行李從後箱提出，給B小姐，站在汽車傍，目送B小姐往候機廳走去。恰有一白人男子路過，B小姐前去答訕。妻子心想，B小姐可能在進大門前，會回頭跟她揮一下手，說聲再見。嘿嘿，此小姐頭也不回，同那個不認識的白人青年高高興興進了候機廳。

妻回來後，心懷沮喪地告訴我此事。我想了想，跟她說：“此事只能怪我。”

“為什麼？”妻有點驚訝。

“你知道文革大串聯嗎？”我漫不經心地說。

“當然，只是當時我太小。”妻答。

“我那時讀初中二年級，見高中老三屆的哥哥姐姐們象蝗蟲般撲向全國各地，名曰革命大串聯，實為免費遊山玩水，包吃包住，好不快活，我也心癢難忍。但家父受迫害，母親管教嚴格，只到最後一月，才參加串聯。跑了三個大城市。北京是最後一站。為見毛澤東，住了近十天。見毛澤東那天凌晨四點鐘，紅衛兵接待站給每人發一碗大米飯、大白菜煮肉片、外加兩個煮雞蛋。吃得我好不快活。然後走幾十里路到西郊機場。我人小，站在隊伍的最後面。下午三點鐘，毛澤東的汽車一溜煙地飛馳而過，我和其他的小同學什麼也沒看見。機場上哭的哭、笑的笑、喊的喊、叫的叫。我平靜的站在角落，心裡默默的說，‘我才不在乎，只有我爸爸媽媽，平安無事，健康長壽，我就滿足了。’親愛的，你看，我們家是否像當時的紅衛兵接待站，大魚大肉，接待一些瘋子、傻子嗎。”我慢慢道來。

“有點道理，但牽強附會。為何說是你的錯。”妻子不屑一顧地說。

我見她不解其意，便耐心開導:“不少人認為串聯是免費旅遊，是用國家的錢。共產黨若不拼命搜括民財，何來的一分一厘。當年我們花的可是工人農民的血汗錢啊。東晉僧人慧遠云：‘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在我們家成為新紅衛兵接待站，此乃現報矣。所幸當年，你年齡小，而我參加串連晚，去的地方只三個，欠人情不多，故要接待的新紅衛兵只三位而已。現在已接待兩位，不知將要接待的是哪一位。這可是報北京紅衛兵接待站之情，也是住得最久，吃的最好的一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