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屆” 2012平安夜，與大陸來的中國留學生聚談，每個人都得自我介紹，我倒背如流：“我是海南島文昌縣湖山鄉茶園村人”，跟你們的父母一樣，是中國的“新三屆” （指77、78、79級的大學生，即文革後恢復高考後的三屆大學生。） 我們這些人基本上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們的共同經歷是，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就待業；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那就是“同讀一本書”“同背一段話”“同喊一句口號”。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經歷，那就是八十年代“背井離鄉”，到歐美來留學，如今留而不歸，留而不學。 我們從出生一開始，就切身記得清楚三年“自然災害”。我們不知道大人的“反右”“大躍進”是什麼，我們卻清楚地知道，沒米了，沒肉了，沒油了，沒菜了。我們在飢餓中爬滾，在爬滾中長大。 上小學了，我們聽大叔大媽“憶苦思甜”，在沒肉吃的年代，我們不知道成千上萬的農村人正在餓死，我們倒是聽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人號召我們，要解放全人類！ 再沒過多久，我們的父母挨整挨斗，或斗別人的父母、或整別人的父母。讀書人受辱跳河，知識者自殺，“文革”苦難全是“四人幫”造成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我們這些年輕人聚在一起，不抨擊時政，不罵罵江青和她的同夥，會顯得太幼稚淺陋，儘管專制的殘酷毫無鬆動。1976年是我們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都在這一年棄世。春天，爆發了四五運動。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毛死後，“四人幫”旋即被抓。中國這座大座鐘的鐘擺在一個方向上，擺到了盡頭，但是，開始擺向另一個方向。又過了一年，我們陸續踏進大學的校門。 那時，我們夢想當科學家，在上課的路上背英語單詞，在食堂等待打飯的時間裡，一手拿着課本，一手拿着飯盒。大人號召我們“科技強國”，如今，國家強大了，而我們沒有留下任何汗水。 我們這些人，儘管離書本、離知識很遠很遠，但是，畢業後十年二十年，卻成了大企業家、各級領導、名作家、名博導、名教授。我們小時候，丟一支鉛筆都會遭到責備，現在，中國卻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自費留學 我有一段非常了不起的留學資本，那就是我在坐火車到德國來報到。星期五早晨7 點40分從北京站出發，經過內蒙古二連、蒙古烏蘭巴托、西伯利亞、蘇聯莫斯科、波蘭華沙、民主德國東柏林、聯邦德國西柏林，然後到達巴伐利亞的班貝格。整整一個星期。票價北京至東柏林：892.30元（人民幣）。 我當時的單位，長沙有色冶金設計研究院不同意放人出國。科長說，可以考慮調動到海南，她同意幫我到院長那裡遊說。調動成功。戶口掛在我同學開的貿易公司里，說好的，他必須給我出具政審材料，以便申請護照。同學很鐵，幫我幫到底，幫到拿護照為止。 拿到護照後到北京申請簽證，遞交上去後，讓我回家等，說大約一個月左右。一周后，突然接到德國大使館的電報，開心得要命，打開一看，原來自己高興過早。 德國新總領事新規定，到德國留學者必須交保押金兩萬人民幣，學成返回中國後歸還。兩萬元，這在那個年代，再笨的人也明白，那是天文數字。 全家人為我着急，為我想辦法。我舅舅把他的房子抵押給中國銀行，貸款成功。背着一麻袋錢，前往北京取簽證。在那裡等，度秒如年。當秘書喊我的名字時，驚慌萬分。先交錢！ 我知道。66元，有外匯券嗎？若沒有，交人民幣也行。暗喜，不提兩萬押金。當然我謝盛友不會笨到那種程度，自己先提。我以為自己耳朵聽錯了，是六萬六，不是66。提心弔膽地把錢遞上，他果真只收66。拿到簽 證後，趕快背起麻袋，往外跑，生怕秘書想起那兩萬，又把簽證收回去。（為什麼不收兩萬，至今仍然是個迷。） 跑到外邊馬路時，還邊跑邊往回看，是否秘書跟着跑來追我。跑到蒙古領事館後，放下麻袋，先歇一下，然後再遞過境簽證申請。我還是提心弔膽，害怕聯邦德國給 我的簽證是假的。休息好後，我想，如此提心弔膽不是辦法，必須找辦法壯膽。自己安慰自己，如果德國的簽證是假的，蒙古人會發現，我外行，人家蒙古外交官內 行，人家儘管蒙古，不蒙人。兩個小時後，獲得蒙古過境簽證。再然後是蘇聯、波蘭、民主德國，一關過一關。 一萬八郵寄回我在海口的姐姐，讓她代替我還給銀行。我留下兩千。這麼多錢，怎麼辦？買襯衣、買拖鞋、買二鍋頭、買牛仔褲，放下麻袋，背上二鍋頭，踏上北京通往柏林的國際列車。 同車廂里有兩個協和醫院的老教授，他們也為了省錢，到瑞典開國際學術會議，不坐飛機，坐火車。還在亞洲，老教授就跟我商量，他們需要一些盧布， 需要我幫忙。那年頭，人人中意美金，個個拋棄盧布，美元黑市兌換盧布，是官價的數十倍。老教授年齡大資格老，不好意思下車上黑市倒換盧布，覺得丟人。所以 要我幫忙。 我問：“上黑市，丟人。老教授，丟不丟良心？不丟良心，我幫你干！我什麼事都干，就不干丟良心的事。” 如數把盧布給老教授，他們對我左一個感謝右一個感謝。我說：“ 不用感謝。您喊我一聲倒爺就行，我像不像倒爺？” “不像！”“那您到莫斯科就會見我功夫！反正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莫斯科真的到了，必須在火車站過一夜，第二天才有火車開往柏林。我們存放好行李，先遊覽紅場。在紅場的感覺真爽。“啊，列寧1918， 啊，謝盛友1988，我站在紅場指點江山！”。下午到一個集市當倒爺。老教授說我不象倒爺，我把所有的東西全賣光了，二鍋頭， 賣！ 拖鞋、牛仔褲、襯衣，賣！連我身上穿的襯衣、背心也被蘇聯老大哥看中，最後光膀子回莫斯科總站。誰敢說，我不是倒爺，我是赤裸裸的倒爺！ 老教授看見我光膀子，讓我趕快穿上衣服，擔心我着涼。其實，我身體不涼， 內心早涼。惜別， 我往柏林，老教授往瑞典。老教授握我手，擁抱我：“小謝，我們老了，心有體會，看得出，你有讀書底氣，到德國還是專心讀些書！……” 我與老教授惜別：“感激在心。我沒底氣，全身都是氣，人窮氣不短。老教授保重！……” 到德國後通過醫科院的朋友了解，兩位老教授曾是黃家駟先生的助理，對老教授，我非常肅然起敬。 留而不學 我乘坐火車經過蒙古，前蘇聯，波蘭，前民主德國，1988年6月8日早晨迷迷糊糊地到達了班貝格。第二天我騎着那輛破舊的黃色自行車到班貝格勞工局找工作。在很遠的地方，我就看到勞工局門口前面的德國國徽，真是威嚴。我提心弔膽地走入勞工局，看門者叫我站住，問我幹嗎的。我說：“找工作！” “找工作？不可以！” “這裡不是勞工局嗎？”我剛到德國，自己判斷，是自己的德語水平不夠好，聽錯了。 “是，這裡是德國勞工局。”看門人還不算很壞，知道我是外國學生，然後慢慢地為我解釋道：“外國人在德國找工作，必須有勞工許可。一個工作位置，德國勞工局先滿足德國人，再滿足歐共體 （現在是歐盟）國家的人，然後才滿足外國人。您是外國學生，在假期里可以打工兩個月（現在三個月），可以直接到 Bosch（博世）這樣的大公司找假期工作，這裡勞工局沒有您的份。” 左一個感謝右一個感謝看門人後，我懊喪地離開勞工局，再次看到那個莊嚴的國徽。我心裡暗地發誓，德國勞工局，我終將再來，不是來找工作，而是作為老闆，來要工人。 次日我去Bosch（博世）人事部門登記假期工，填表後，人事部門主管讓我回家等電話，本來我這外國人，沒有抱什麼大希望，誰知道幾天后竟然電話通知我去簽約：可以工作4個星期，最多8個星期，每天8小時，每個小時18馬克。 暗喜：我在國內時每月收入75元，現在可好，每個小時18馬克，按照當時的牌價換算，每個小時有90元人民幣。 早晨，我仍然騎着那輛破舊的黃色自行車上班，路上沒人，我激動得用中文一路高呼“馬克萬歲！”當時心裡想，反正我們喊“毛主席萬歲！”喊了幾十年，他老人家也沒有活到一萬歲，倒不如我的馬克實在，更管用。若沒有馬克，我在德國就無法生存。不能活了，當然就沒用了。 前面三年基本上是打工，以掙“壯膽錢”，後面兩年讀完德國人平均需要五年才讀完的課程。 “海二代” 我們留而不歸，留而不學。我把我們的後代稱為 “海二代”。“海二代”的共同經歷是，生來講中文，上學講德文（或英文），在家講中文，在外講德文；“海二代”還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那就是長大後回中國，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憶苦思甜”。 “海二代”還認我們的老家為家鄉嗎？既使回去也不認這個家鄉了，等我們這些“海不歸”走了，他們也不會再回去了。 不信，你問一下早先的華裔，他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有多少人回去過祖輩在大陸的老家？…… “海二代”與我們一樣，都有身份認同的痛苦，只是掙扎的形式不一樣。我們是堅持認同“中國人”的痛苦，他們是搖擺認同“中國人”的痛苦。 九十年代的時候，在我的壓力下，我兒子可以倒背如流：“我是海南島文昌縣湖山鄉茶園村人”，不論德國人或中國人問他，他都會本能地回答：“中國人”。如今，他開始搖擺，回答這個問題，他往往“因地制宜，因人而異”。 九十年代的時候，在我的壓力下，兒子可以書寫一千個字的中文，如今因為沒有用處，幾乎“文盲”。上回在電話里，妻子問兒子：“你讀的是什麼物理？”兒子本能地用中文回答：“說不出口！”（兒子是由於中文水平有限，無法說出了，無法表達出來。）後來他給我發電子郵件，說是“Condensed matter physics”，我查了百科，原來是“凝聚態物理”。這幾個字分開了，每個字我都懂，放在一起，我就什麼都不懂，現在輪到我說不出口啦。 昨天平安夜，兒子自我介紹中第一句話說：“我是班貝格人，儘管我長得不像，但是，我還是認同我是班貝格人……” 其實，我們都是“檳榔人”。我們像檳榔一樣，表面淡黃棕色，內心滋味苦澀；我們像檳榔一樣，表面有堅硬的“中國人”外皮，內心儘管不易破碎，但咀嚼時，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