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2)
刘 战 魁
《老子》或称《道德经》这部古智慧经典,迄今已诞生了两千五百多年。期间有一百八十多个版本流行于世,还有一千多种注解,可谓是层出不穷。下面将《道德经》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版本大致作个简单介绍。
其一,郭店楚简(甲、乙、丙)本,亦简称楚简本、简本。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残文,今依竹简不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组,此三组所载内容绝大部分不重复。据考证,此墓年代当为战国中期,简上文字有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此简本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老子》传抄本,惜墓穴多次被盗,竹简已经散乱、损坏,残缺不全,现存《老子》三组仅有2046字。
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竹简形制不同,于不同时期抄传,所宗底本也应是不相同的。其内容大体与帛书本等古本及今本相近或相同,但文字有较多差异,文辞风格有战国时期楚地方言的特点;不分道经、德经,不分章,但有点状、钩状等符号似断句隔段之用,顺序与今本多有不同。
其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亦简称帛书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两种抄本,现分名甲本、乙本。据考证,马王堆汉墓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地,利苍葬于二号墓,其妻辛追葬于一号墓,三号墓所葬为其子。帛书《老子》甲本以篆书抄写,无避讳;乙本以隶书抄写,避“邦”字(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见二者抄写年代不同,但皆不晚于汉初。
帛书《老子》甲、乙本,规模与结构相似,以“德篇”与“道篇”分上下二篇,但不分章。乙本虽分两篇,但文句间无间隔符号标注,卷末注“德”3041字,“道”2426字,合计5467字;甲本标有点状符号,似划分段落的标志,卷末残损,无德篇、道篇字样,但行文结构与乙本相同。甲、乙二本,句型、虚词、古今字、通假字等多有不同,文句内容与顺序亦有不同,然残损处互补,可现大体完整的原文面貌。如果说《老子》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抄本是简本,那么帛书本则是最早的相对完整的抄本。
帛书本与今本相比,二者总体差异要较简本与今本之间的差异小,但帛书德篇在前,今本道篇所对应的内容却在前;帛书甲本中以点标示段落的划分与今本所划章节亦有差异,且帛书虚词较多,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亦多有与今本不同者。
帛书甲、乙本所抄年代不同,各自所宗底本亦不一,且“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序》)
其三,严遵《老子指归》(又称《道德真经指归》、《道德指归》),简称严本。严遵,汉成帝时人,著有《老子指归》、《老子注》,皆非如简本、帛书本那样仅是对《老子》原文的抄录,而是《老子》的注解本。
《老子注》亡佚,《老子指归》分“论德篇”和“论道篇”,其中“论道篇”亡佚,如今所见为后人辑录所成。严遵分《老子》为七十二章,以每章首数字为章名,注解多引《周易》语,其中误解处不少。自清初始,人多疑其为伪作。《汉书·艺文志》未录其书,然班固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记载其人其事,称其确有注解《老子》之作。
其四,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老子河上公章句》),简称河上公本、河上本。“河上丈人,不知何国人,自隐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号河上丈人,亦称河上公。”(皇甫谧《高士传》)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居齐地琅琊一带,莫知名姓,莫知所注《老子》何时而成,后人一说为两汉时期之作,一说晚于王弼本,取前说者多。
河上本与王弼本,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版本。河上本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敦煌发现的六朝唐写本(简称敦煌本)《老子河上公章句》已有分章。然其几经抄传,已非原貌,章节当为后人所划分,二字章名为后人所加,文句亦被改动。现今《道德经》最普遍的八十一章的划分方法,即源于改动后的河上本。
河上本文句简古,后人多认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等乃宗河上一脉;其注简明清晰,然解注偏于养生家言,多修身炼气之说。严遵本与河上本经文大体相近,然严遵本所传不广。
其五,王弼《老子注》(又称《道德真经注》),简称王弼本。王弼,三国曹魏山阳郡人,经学家、魏晋玄学家。王弼本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是诸多《老子》古注中最著名的一个。无论是其所录的《老子》原文,还是注释,都对后世影响巨大。
然今所见王弼本,因几经抄传与后人加工,已非原初面貌。宋代晁说之跋:“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言其无道经、德经之分;明末时,朱得之所见王弼本还未分章;到了清末,魏源所见王弼本有七十八章者。而今所见八十一章,是依流传的河上本八十一章的模式调整过的。在抄传过程中,王弼本并非仅篇章划分为后人加工,文字内容也必然有所改变,早非原本。
王弼本文笔晓畅,与河上本内容差异不多,然王弼本多虚词,其注有魏晋玄谈之风,后人多认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皆宗王弼本一脉。现今所言《老子》通行本,即以王弼本、河上本为底本。
其六,傅奕《道德经古本篇》,简称傅奕本。傅奕,唐初学者,得一《老子》传世古本,据说此本是北齐时人开项羽妾塚所得,当为汉初古本。惜傅奕以其他几个版本与此古本合校,颇多改动,亦多讹误,且喜添“矣”、“也”等助词,后人传抄过程中又多添误处,今已无法得见此古本原貌。傅奕本经文大体与王弼本相近。
其七,景龙碑本。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易州龙兴观所立《道德经》碑,也简称景龙碑本、景龙本、碑本、易州本。此碑高五尺四寸,宽二尺五寸,额题:“大唐景龙二年正月易州龙兴观为国敬造道德经五千文”;经文分道经、德经二卷,分刻碑之两面,阳面第一行首书“老子道经”字样,阴面第一行首书“老子德经”字样。
考此碑本底本源流,近河上公本文辞简古一脉,当以其他所传古本、道家师承密本参校,择其善中之善者,而不唯景龙年间各种流行版本。今观此碑本字句精严古朴,当可知之。清代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亦言:“世间真旧本,必以景龙碑本为最。”
历朝历代《道德经》各个版本流传的途径,大体可以分为官方、民间以及将《道德经》视为最高教义的道家(包括道教)内部这三路。对《道德经》善本的收集、文字校正以及刻印传播,官方是有自身优势的。尤其很多帝王对《道德经》都非常重视,要学习、传播甚至御注《道德经》,也能够调动得了这些人力和物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使得《道德经》诸多古本得以收集、保存并向民间推广、流传后世。与此同时,在民间,文人哲士、藏书家、私人印书作坊等,也对《道德经》古本的收集、保存和流传起着重要的作用,连官方都常向民间寻访古本。道家(包括道教)以《道德经》主旨为立教之本,是必学之经典,因此其内部传承体系保存和流传的写本、注本很多,对《道德经》古本收集、研究的专注性和抄录时态度的严谨性以及传承的连续性,与民间和官方相比有自身特殊的优势。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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