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4）

刘 战 魁

    从《道德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不仅是一位大智慧者，而且其智慧境界能够与道、自然、社会、人这四者达成同一性，能够把握阴阳，顺应四时，安和五行。再加上他能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博览群书，学贯古今，必具极高的文化修养，所以老子在驾驭语言文字方面，应该是独具匠心而又精辟凝炼的。

    从我现在所能够了解到的各种版本来看，不同的版本内容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别。

    究其原因：首先，现存的各种《道德经》版本，已经是被后人加工整理过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语言文字并未统一，各诸侯国存在具有当地文化特点的文字体系，而且当时又没有刻版印刷的条件，所以是以个人抄录为主，那么在抄传的过程中，就会依各地区语言表达和文字运用习惯调整言辞章句，而且当时各种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等使用混乱，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再加上口头传播的途径，必然会造成许多次序混乱、缺漏讹误之处；书面传播的途径，又因当时书写载体以竹简为主，既易断损，简片间次序又易颠倒，甚至部分简片遗失，这些都可以造成诸多版本的差异。

    秦以后，语言文字趋于统一，对不同语言文字风格的大量典籍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成时人所习惯的表达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文字的表达也会不断变迁，流传下来的文字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已经变得古奥难识，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的用法也有了变化，因此不同时期的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相应调整。这样流传的版本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些从上文战国竹简本与帛书本的区别就能看出来。而且，先秦时期的《庄子》（又称《南华经》）、《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淮南子》等书皆有引用《老子》的文句，但所引同段文字之间有差异，显然其时虽去老子不远，但所据底本却不相同。而到汉初时，所流传的版本已经很多了。

    除了文字方面的差异，《老子》各段文字的次序也有改动，是被重新整理过了的。《老子》分篇、分章的形式，起初也是没有的，篇、章皆是后人依个人主张进行的划分。

    其次，古往今来的很多文人学者，喜欢依自己的文字表达习惯与喜好，对其进行文字方面的润色；甚至依自己的理解对其内容进行增改。因个人修养的差别，使得错修、错改的现象也非常多。

    这种润色首先表现在“兮”、“乎”、“矣”、“也”等虚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之间虚词的使用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版本之间都存在。河上本与王弼本时差不远，文本上相差最大的就是虚词，后者较前者虚词多出不少。

    这其中应该就涉及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人的语言文字表达的习惯问题了。

    除了虚词，其他字句的修饰，很可能直接影响《道德经》原义的表达。《道德经》在流传过程中，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权威的祖本，各抄传本中文句有差异，也必然会有讹误处。不同时期的学者在校订时，就会依据各人主观认知进行所谓的“完善”和“修正”。然而，这样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有的地方将错处改对，但有的地方却将对处又改错了。比如上文提到的傅奕本，就明显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致掩盖了汉初古本的原貌。而有些道家和儒家等派别中人，会为了有利于己派理论而强行篡改。

    如果说看错、抄错属于无意为之，那么这种错修、错改就属于有意为之了。

    再次，传抄过程中的讹误与衍文，也会造成诸版本间内容的不同。比如现存古籍中批注羼入正文的情况十分常见，《道德经》亦然。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运用的是类似金文、篆文的古文字，文字结构还比较复杂，偏旁也不固定，写法不统一，古今字、通假字等又十分混乱，因此也会导致字句抄录过程中出现诸多讹误之处。

    即使到秦统一文字以后，在手抄过程中，看错、抄错也是很难避免的，哪怕是诸人依同一底本抄录，相互之间也会出现诸多差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河上本和王弼本，是代代相承、流传最广的版本，且都已与初时大有不同，何况更早以前的祖本呢？

    越到后来版本越多，在诸多版本互参互校过程中，讹错相承；同时，因多本互参造成不同版本之间文本内容渐趋相近、相同。

    总之，现今所见《道德经》诸本，无论是文辞，还是段落、章节的划分及其顺序，都是经过后人不断调整和改动了的。

    其实，被抄传得越多、越广泛，反而讹误处越多，离原貌越远，不如不常见的、流传少的古本容易保留原貌。碑本就这点而言也是有优势的，其载体易保存，立于道观中为人易见，避免传抄讹误。

    对以上几点展开来讲，我们知道，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由于各诸侯国的民风民俗、社会文化和生活地域环境存在差异，各地区语言文字也并不统一，所以老子阐述的自然道德观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就会被学习的人们按照当地语言文字的表达习惯和自我理解的方式进行“个性化”处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不同的楚简版本中看出，各版本相重复的内容的语言字句存有一定的差异，不过大部分内容还是相似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比较相近。从战国楚简中可以明显发现，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完整，但是言辞章句中论述的义理却清晰明了。

    由于当时各诸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一样，所形成的民风民俗不同，文化气息和表达特征不同，因此地域文化的形成内容和发展方向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当《道德经》流传到各诸侯国以后，人们对它的理解认识也就自然产生了高下深浅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这一文化发展到战国后期，通过几百年的社会应用，即使是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名士，都会把自我理解的老子道德五千言的思想内涵用于治学与修身。

    其实，人们对儒学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现象。从儒学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来看，实质上也能够部分地反映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社会价值观与身心修养观。只不过由于这些儒者们治学修身的境界与老子相比还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儒学文化里表达出来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有老子文中寓意的智慧性内涵那么博大精深了。

    总之，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只要流传个几百年，都会存在类似变味、变质的现象。当秦始皇统一了各诸侯国以后，中国的文字文化也被统一了起来，我们可以从“统一”这个社会背景中发现《道德经》战国楚简本与汉代帛书本的差别。帛书类版本的全文，亦是被后人整理过的，其与楚简本比较，相当于两种语言表达系统。

    那么在古时候，谁有这么大的能力，主动对这么重要的文化进行规范、整理和推广呢？我想，无非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政府规范传统文化的行为，要么就是某位既酷爱《道德经》又位高权重之人的行为。

    关于是谁规范和整理过《道德经》，这个问题应该交给那些研究历史典籍的学者们去做。不过我个人认为，规范整理《道德经》的文化应该在秦汉时期。由于秦统一中国的时间较短，所以秦灭之后就是汉朝的天下，而从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版本来看，即从汉墓里发掘出来的版本中的文字体系来看，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从现在发现的历朝历代的名家的注释来看，其整体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而这个唐代景龙二年的易州龙兴观碑本的文字体系，与河上本相近，但是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贴近更早前的古本，也有可能参考的是道家内部师徒传承下来的密本，因此与河上本、帛书本又有不少差异，不像后世的其他版本几乎是在帛书本、河上本、王弼本的“模型”里产生的。

    如今我们所要讲到的这个《道德经》原文，应该不是老子本人最初原创的作品，但所用的这个景龙碑本的底本，一定符合老子本人智慧观的精髓要义。虽然从文字的表达上来看，规范整理之后的文字内容流畅精美，但仍然精练质朴，而且并没有脱离开老子阐释自然道德观的本质内涵。

    其他版本中存在的那些多出的文字，应该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学者们对《道德经》的自我理解，或美化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觉得文中好像有些地方没说明白，就自行补充了，补充以后的语言好像更优美一些、流畅一些。这样添添补补、补补添添，使其版本中多增加了几千字。可能他们会这样认为，像这样做可以使《道德经》的文化内涵变得更加流畅和深刻，而且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使文字的内容丰富、韵律优美了起来。但是，这样增改了以后，却不符合老子因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文风，以及不符合其所在地域的语言文化的表达特点。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