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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灯开门见山吧！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人文学科，才应该是当今我们中国应该普及发展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生物哲学、生物历史学、生物人类学、生物美学、生物地理学，演化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等等这些已经在西方国家发展成熟的学科。我建议习近平大哥趁着现在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以80多岁的高龄还能够演讲，立刻请他访问中国，掀起一股社会生物学的热浪，把中国的意识形态，从玄学转入科学的轨道。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萨泼斯基Robert Saposki访问中国，让中国的大学生们(甚至中学生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明白人生------做为动物界的一个物种的人类，其行为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生物学的基本规律。动物行为学的许许多多方面，在人类社会中也普遍适用。让这些大中学生们明白，支持这些学科的社会生物学，起源、发展来自对人类影响至深的三大科学：1. 进化论 2. 混沌论 3. 博弈论。让中小学生们了解进化论，不但是生物学的基石，也是人生过程的理论和基石；对树立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裨益无限。

以上为感概之词做为引子，下边来分析本篇文章所要讲述的基本理论------文化及其深层次的涵义。

One troop of monkeys 一群猴子

One pride of lions 一群狮子

One school of fish 一群鱼（一团）鱼

One pack of wolves 一群狼

One swarm of bees 一群蜜蜂

One flock of fish (sheep) 一群羊

One herd of cattle 一群牛

我们从小学英文的时候，英文老师总是告诉我们，英文中是没有类似我们中文的量词的；比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支铅笔，一块豆腐。等我们学英文学到一定深度，我们才知道，老师的那个说法，是错误的。英文中这些形容动物们的群的不同词汇，却原来在中文里根本是没有的。类似的情形，比如中文里讲独裁、专政，其涵义有所差别，但翻译成英文就只有个autocracy, dictatorship。其对应的语义差别，明显是由于文化的原因造成的。中国古汉语里讲桌子、椅子、凳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等明显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泛灵主义意识形态对中文词汇的影响。子，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尊称，类似今天我们讲先生。桌子、椅子的本意，就是表明古代的中国人，以万物有灵魂的观念看待世界，尊称椅子为椅先生、桌先生。

那么讲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什么意识形态呢？英文里的一群鸟、一群牛，一群狮子、一群狼都用了不同的词汇，又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什么意识形态呢？

大家都知道农业出现之前的人类，跟今天的动物们一样过着采摘狩猎的生活。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太一样。有些人群靠着采摘就能够生存，狩猎的收益非常不稳定，吃肉这种事在生活中显得极为珍贵。今天的人类学家，往往以大幅耸人的标题，来描述他们深入“食人族”的原始社会（现在更为贴切的叫法，应该叫原生态社会），考察食人的生活习惯如何进行。即使在文明出现之后，大量的食人记载更使人眼花缭乱。在发达如今天的文明社会里（比如文革时的广西食人事件），绝境当中的食人现象是否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依然是辩论的焦点。这种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起源都可以追踪到人类蒙昧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方式的哪一种谋生手段，被做为主要谋生手段而所导致的文化区别。在采摘为主的社会里，肉食活动必然被看作珍贵的象征，而把这种能够猎捕到肉食的活动，通过文化和信仰长期保留下来，至今依然成为历史中记忆犹新的遗迹。人类学家说：“社会经常赋予不能干净痛快地适应日常活动的行为一种超级的神秘力量。”尸奸者、兽奸者、鸡奸者、口交者等之所以让人们起鸡皮疙瘩，原因也就在此。

90年代，甚至是我幼年70年代更小的时候，有时也会听说到那些羡慕或者把吃过人肉做为炫耀的言语。90年代初我在美国，就听一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聊天中讲述北京市破获一起杀人做成肉包子出售的案件。讲述者非常惋惜地说：“好可惜，那时候知道那家做的肉包子有名好吃、但却没有去买来吃过；不然也会有吃过人肉的稀有经历。”讲述者当时艳羡的表情，依然还在我脑海中回荡。

农业出现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地区的另一种社会人群，主要靠着狩猎来维持生计，采摘反倒占有生活中较小的比例。这种人群大多以大型草食动物为猎捕的对象。欧洲早期人类的洞穴壁画反映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猎食为主要生活手段。早期他们被称为克罗马农人，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欧洲人的祖先。他们生活在旧石器的第五期（模式V）技术时代。那些人们也是非常讲究、钻研狩猎技术的聪明人群。具有透视效果的洞穴壁画，堪与今天的绘画媲美，不仅体现了他们的狩猎技术上的三维空间观念，也表达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以肉食为主，狩猎的大型动物，因为不可能一次为一个人或一家人分享消耗完毕，就由几个家庭合作，共同狩猎；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在很早时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军团式结构”。

所谓军团式结构，借用的就是英文中一群猴子的说法和概念。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学生们就慢慢地明白英文中为什么群这一概念，会用到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各种动物的群所附带的意义和特征。正如在我们中文里边，一根筷子，一双筷子，一把筷子，一捆筷子所描述的涵义和意象有差异一样。西方的猎食文化与东方、包括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甚至是结构更为变换复杂的新大陆印第安人的介于东方草食文化与西方猎食文化之间的印第安文化，在动物行为学上，为明显的两个生存博弈策略。猎食文化如狮子、老虎、狼、豹子等动物，在繁殖策略上更趋向于K策略，即对子代的生育少，重教育；而草食文化的牛、马、羊，典型的是兔子，趋向生殖多，抚养期短，教育少的特点。由繁殖策略，决定了的社会结构，以阿拉伯狒狒和东非狒狒做比较，能够较为清楚地说明英文中，这些猎食民族对动物们的习性和社会生活结构所倾注的注意力和观察力。

阿拉伯狒狒(Hamadryas baboon, Papio hamadryas)是一年四季都发情的动物，由于像人类一样的交配频繁，其社会结构的总体规模可以从150只到200只或更多。由于社会总体的狒口数目增多，其社会结构就被分成了四个层次。一雄多雌的家庭是第一层次，多个家庭的联合组成队伍（band）为第二层次，多个队伍组成的宗族（clan）为第三层次，由多个宗族组成一个群或军团为第四层次。

东非狒狒（Olive baboon, Papio anubis）的社会结构与阿拉伯狒狒的社会结构大相径庭，狒口数量在15~150之间。虽然所有狒狒都是性二态剧烈（雌雄的身体外貌特征差异极大）的动物，（猕猴亚科的狒狒属一共有五种狒狒，它们是东非狒狒、阿拉伯狒狒、熊狒狒、黄狒狒和几内亚狒狒；大家熟知的另外一种狮尾狒狒属于狮尾狒狒属，跟这里的普通狒狒不在一个属但其社会结构极端类似，这种现象称为演化趋同）雄性比雌性的体形大出好多，但东非狒狒的社会是众多妻妾联合抵制、决定“丈夫”行为的母系社会而阿拉伯狒狒的社会是男性的族长统治类型。阿拉伯狒狒的这个特点与中国的农业社会非常类似。中国农业社会是由乡绅辅助县官管理，收取税收和管理所辖的领地。领地内的乡绅通常为众多家族族长内的有威望的人物。阿拉伯狒狒的一夫多妻制由体形两倍于雌性的一个雄性管理自己众多的妻妾，雄性极为嫉妒自己妻妾的一言一行，对妻妾采取的是“放牧”式的管理，即在规定好的领地采集觅食。雄性通常采用袭击的方法从别的军团中掠夺妻妾，对妻妾的管理主要以撕咬为主。妻妾间没有血缘关系而不能像东非狒狒一样，妻妾们联合起来制约丈夫的行为。妻妾们各自抚养自己的孩子。

东非狒狒的妻妾们通常都有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或因是“发小”因而能够团结起来对抗“丈夫”的暴政并决定自己的交配权力。此一特点稍有类似于黑猩猩的半母系社会。由于发情期固定，雄性东非狒狒没有越过群间掠夺雌性的内在动力因而没有这样的行为从而不能破坏雌性的从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雌性就更能跟群内的或群外的雄性多次交配。而雄性反倒有出现一夫一妻制的倾向，把守发情的雌性，禁止其它雄性接近发情的雌性。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有些某些程度的类似中国摩梭族的走婚制度。雄性在一个社会长大，都要离开生养的社会，出外寻找可以接受他们的群体。因而雄性希望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但由于花粉效应的原因，雌性的东非狒狒，并不乐意实践一夫一妻制。因而从总体来讲，东非狒狒的社会，实行的还是如黑猩猩一样的滥交繁殖策略。借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直立之后，因骨盆变化，婴儿孱弱，雌性希望固定的雄性伴随一生，帮助抚养婴儿，因而我们也能知道为什么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会在人类中慢慢发展演化（变）起来。（问题，对于演化学者来讲，人类的性二态，即男女在体形和行为上的差异，是因为人类是一夫多妻制造成还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型一夫一妻制造成。即表面夫妻，背地里各有小三这样的演化行为造成。）

东非狒狒的母系社会，社会地位是线性遗传，同我们中国的世袭制的帝制一样。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雌性享受较好的食物和较多的交配权力，造成地位高的雌性明显比地位低的有较为频繁的发情期，反倒使其婴儿的成活率下降。我们人类的帝王家庭，何尝不是如此？

举狒狒的社会结构此一例子，可以说明英文中的量词表明的是他们的早期文化对动物的习性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强度和观察力。西方的许多民族由于地理的原因，是在中国的汉代以后，才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的繁荣期。历史地看，他们根本没有进入如中国汉代以后所形成的农业成熟阶段。我们对他们进入农业社会萌芽期、中兴期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英国巨石阵的时代，犹如我们的仰韶文化时期；显然巨石阵的农业文化被拦腰斩断。后期的英国红头发的爱尔兰人完全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头发民族所压制。农业文化的断代，造成英国的社会发展只经历了萌芽、中兴和铁器带来的繁荣期。文明社会的流毒和弊端只在欧洲造成过马铃薯枯萎病与鼠疫的人口清洗。相比较中国商周时期的由农业歉收引发的易子而食，中国社会的早熟性，为许多历史学家肯定。

英文中挑选使用的量词，表明了英文民族对狩猎生活的看小慎微；对动物习性和生活及行为的知识与传承。中文的量词表现出对物的关注和英语民族对动物行为和习性的关注，只能说明两种民族，由求生方式的巨大差异，而如逻辑思迪方程的分叉，走入了不同的混沌结构。中国历代画家都没有发展出透视技法，完全是由于没有或过早地丢失掉猎食动物习性造成的。狩猎生活中对射出的弓箭、索标、飞去来的三纬估算，在2万多年前就反映在绘画当中，而中国没有或较少的狩猎文化，自然发展不起来对三维空间的概念。今天中国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文化的上门主动传教，就为明显的猎食动物习性与草食动物习性的例子。

而猎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行为及社会特性，在社会生物学上又是极端的两个分叉。

中国文化中对物质的关注，就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量词挑选和称谓中。一根筷子的“根”在语言交流中所发挥的意象作用，表达了细、长、硬的意象；而一双筷子的“双”，表达了两合一团结合作的意象；一把筷子的“把”，表达了一只手所能够抓起的筷子的数量观念；一捆筷子的“捆”，表达了农业生活中捆绑起来能够背负走动回家的数量概念。使用这些量词的习惯，和由习惯造成的意象，虽因各个地区的文化、风俗有所差异，但大致不会相差太多。比如我们说一根电线杆，也有些地方宁愿说成一条电线杆。“条”在日常意象中表达长、细的观念，因而也有一根鞭子、一条鞭子的说法。

我们说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台机车有时也说一辆机车；我们说一辆汽车，很少说一台汽车，我们为什么选用不同的量词？因为每个量词的使用，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语言表达的意象。这里说的意象，指的就是涵义、形象。我们使用不同的量词，表达了我们对这些事物或物体的极端的熟知，对于这些物体的特性和性质，我们极端熟悉，因而我们创造了不同的量词来表达我们语言的生动和具体。但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如猎食民族一样对动物们的群的概念创造出这么些个量词来表达动物们的特性和行为习惯呢？显然，我们不是狩猎的民族。我们不很熟悉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们的生活习性。

我们说，一头牛、一头驴、一只老虎、一头大象、一匹马、一只鸡、一只狐狸、对动物特性描述的量词如此贫乏。一窝鸡、一群鸡、一群野鸭、一群老虎、一群象，显然由于我们不熟悉这些动物们集合起来的习性，我们只笼统地把它们称作群。

今天的文明社会的5~6岁的小孩子就能数数从1数到10了。而对许多原生态社会的成年人来讲，他们很明白1、2的概念，如果告诉他3，他马上就开始犯糊涂了。因为他们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到3 的概念。

我们祖先的农业生活，早就使他们对物体的概念越来越丰富，而对动物的习性和行为特征，却越来越模糊。人显然是介于草食动物和猎食动物之间的一个物种，而我们的祖先，在草食与猎食的天平上，更趋近于草食动物的倾向。草食动物趋向于多繁殖，少教育的生存策略，这就使得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成熟，而懂得传宗接代的重要，这种R策略的生活起源也带给我们中国的文明历史的显著特点，变成一部杀人、吃人的历史。

英语中的pack, school, herd, pride, flock, swarm各反映了所相应动物群体的各自的显著特征。Pack凸显了犬科动物的由个体组成的合作组浑然一体，集体行动而能够撼动野牛这样的大型防御型动物；school彰显了鱼群的紧密联系但缺乏指挥系统的统一协调性；herd表达了性畜类动物的的松散集群，缺乏合作的社会性和社会行为级别极低的有蹄类动物的聚合性；pride则彰显狮子傲人的轩昂气质；flock显示了鸟类动物飞行的有序但社会性行为级别又不高的集群行为；最后swarm则反映了昆虫数量众多形成的高密度特质，如果翻译中国人山人海这个词的贴切涵义，swarm应该是最好的词汇。

对量词的挑选和使用，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由求生生活的不同而造就的文化不同。而实际上，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都可以追踪到由这样的生物学行为造就的最后文化的巨大差异。文化都具有生物学原因的起源，追踪这些文化的生物学起源，成为社会生物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工作的重心。人类学经由最早的民俗学，然后是人种志，发展出来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最后是生物人类学。在中国依然缺乏文化人类学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西方国家又发展出生物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也特别彰显了中国人文学科的落后和不求上进。当然，原因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知道，社会制度决定了和阻碍了经济基础。中国在把一只脚迈进工业化国家的同时要想成为文化领域的大国，学术上的如此落后，岂能制作出超水平的文化产品？习近平大哥，你醒醒吧！别再做你的白日梦了！

下篇的内容，我来讲述文化如何起源于人类的生物学行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