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芬兰唐夫-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是的，作为中国大陆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大家都需要忏悔，为什么我们要误入迷途，进入一个怪圈。在“楚王爱细腰”之时，大家都愿意去“饿死”。于是，从中共上台之后，中国文化人多数失去良心，以至于从胡风整舒，而后者反击让胡风吃不了兜着走，彭德怀整粟裕无限上纲，邓小平整刘伯承死不平反，刘少奇整朱德，如此等等，上行下效，全国风行的邀功讨赏，提干升职，莫不唯此为大，告密整人在文革里更是火山爆发，友人为敌，六亲不认，无不极其，一时风行全国。人乎，兽乎？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言下之意，坏念头大家都有。就基督教的罪原说来看，人人都是罪人，这也很正常。但不能因此而以驼鸟方式对待魔鬼吧。如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这一系列二十世纪的魔鬼，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流恶难禁，罄竹难书的。德国苏联没有停止过对他们批判，而中国还是禁区，这本来就说不过去了。难道因为我们都有错，就可以对毛泽东的反人类行为加以“理解”和“谅解”？那我们还需要什么法治，需要法院检察院来对待社会犯罪人，小错大罪都可以“融会贯通”，不不了了之，这样的逻辑说得通吗？

照此而言，文革的错不光是毛泽东一人。此话不无道理。但思，我们不揪住最坏的批判，能释放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肮脏？我们有内在的肮脏，就可以认为毛泽东也属正常？这二者之间有共性，有差异。在我们的时代里，每一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不对他严打，说不过的去。试想，毛泽东不死，你的家庭成分问题会迎刃而解？现在谁也不会歧视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这些不都说明了毛泽东才是始作俑者。

因为毛泽东死，全中国人民才逐渐取消了定量供应的号票，才一步步脱离饥寒交迫，才没有了人吃人的惨景，才开始有了冰箱彩电，有了出租车和私人的汽车。如果他还活着，三年两头的运动，整来整去的大大小小学习班，到处是私设监狱，私设公堂，一个小小的工厂都有权关押逼供任何一个被头目随心所欲要整的工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待遇），每一个公社都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毛泽东还在，中国要冤死多少人，我们能不能活到今天都是问题?

说来说去，不能因为有小偷，就原谅强盗。有单相思，就理解强奸犯，因为自己吐过一次痰，就无视在街头公开拉屎的。这样的理解和谅解实在说不过去。就你给我来的这份资料里，我曾经也读到一些相关内容，相关人事的荒谬行径，如果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文化，这些现象为什么在国民党里面没有流行，在新加坡不盛开，在香港也不可能出现，唯独在大陆中国在毛时代盛行不衰（当然，就最近年代公开的秘辛，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内也很流行告密，这倒是马克思学说的衍生病毒了）。这本该反思，如果还要沉默，或者感觉很理解，不值得斤斤计较，，那不算同流合污了吗？

当然，制度问题是最大问题，在我们几千年王朝里有奸臣，也有忠臣，不等于忠奸都能混为一谈，不加甄别。当然，特殊情况下，忠奸也可以换位的。但衡量的标准是时间地点表象而已。好比小平同志本想接轨，突然就开了坦克，后者肯定不对。那是把人压成肉饼的活儿！

你觉得呢 ?

2016-03-27

附友人寄文

【反思…】来源于WPS文档转网页--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敌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条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