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沈猛。”

我正在西四大街上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叫我。跟着他跑了过来，原来是来子。他也住在小西天儿，离我家不远。我虽然认识他但没什么来往。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大街上溜达？今儿晚上大抄(全城戒严搜捕)，十二点开始。你是不是没地儿刷呀？我知道你从学习班跑出来好多日子了。走，我带你到我们农场去,那儿稳(安全保险)。”

看到他如此真诚热情，我便跟他来到了他工作单位西山农场。那天是周六，他同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俩人倒很安静。来子非常爱聊外边玩儿的事儿，总问我这些天是怎么活着的，我躲躲闪闪地敷衍着他。

“你知道华山聚会吗？”他问我。

“什么华山聚会？我不知道。”我漫不经心地说。

    “你玩儿半天玩儿什么呢，谁不知道六月初师哥招集全国各地的玩主在华山聚会呀？这次聚会被公安局定为反革命大聚会，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通缉师哥和那次聚会的人呢。”来子神秘地说。

“真的，你听谁说的？”我腾地一下儿坐了起来急迫地问他。

“我舅和我妈聊天时我听到的，肯定是真的。我舅是市局刑警队的，今儿晚十二点大抄就主要是冲着师哥去的。有点子(给公安局提供情报的流氓小偷儿)说师哥在北京。”来子看我这么着急不知所以地将他听到的全说了出来。

“不行，我得走！”我蹦了起来，飞快地穿着衣服。我要去告诉师哥，让他马上离开北京。

“你大夜里的上哪儿去呀？”来子奇怪地问我。

“我得赶快回城里去找一个人儿。”我说着就往外走。

“这时候儿你怎么去呀？连车都没有。”来子拽住了我。

“没车？怎么会没车呢！”我瞪着他问。

“你以为这儿跟城里似的通宵都有车，十点以后就没有往城里开的车了。再说你有什么事儿啊至于这么急？”来子追问着。

“你甭管了，反正我得回去。能借辆自行车吗？借不着我就走着回去。”我说。

“没地儿借车去。走着？别逗了，百十来里地明儿夜里你都到不了。你要是非走的话也得等明儿早晨八点头一班车，那也比你走着快多了。”来子劝着我。

我想了想也只得这样儿了。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担心师哥他们不知道大抄会折了。来子再怎么跟我说话我也没心思聊了。我想起来了，殿环是和我说过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时去过华山。是师哥去年从新疆跑时对工二师的哥们儿们说有本事的就明年六月初华山见，后来在陇海线沿途对各地儿的玩主也是这么说的。果然六月初的华山成了玩主的天下，先后去了几百人，殿环就是从那儿以后跟着师哥玩儿的。他本来是陕西插队学生，在西安玩儿时认识的师哥，约定在华山见面儿。如果说是聚会也只能算是流氓聚会，怎么能定为反革命聚会呢？在文革期间一旦沾上反革命这仨字儿罪名可就大了。师哥又是招集人，很可能是死罪呀！不行，明儿早上一定要赶回去通知师哥赶紧离开北京。

时间走的忒慢，窗外还是那么黑乎乎的，真急人。来子已经打起了呼噜，今天要不是碰上来子没准儿就被抄进去了。一想自己也不能在北京再呆下去，去哪儿呢------

咦，小胖儿！你怎么跑山西来啦，师哥和殿环呢？哎，你别跑啊，小胖儿!

我梦中的喊声把我和来子同时惊醒。

“你喊谁呢，谁是小胖儿？”来子揉着眼睛问我。

“几点了？头班车开走了吧？”我吓了一跳，怕错过了头班车。

“哪儿啊，刚六点半。早着儿呢，再睡会儿。”来子说着翻身向里睡去。

我说什么也不敢睡了，为了不耽误事儿我坐起点了根儿烟，慢慢儿抽了起来。好容易熬到了七点半赶紧穿上了衣服，一看来子还睡着就想不叫他也好。便从兜儿里掏出2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转身向农场车站走去。到那儿还差十多分钟才开车呢，我又抽起了烟。

车子好容易发动了，后边儿又有一个人喊等会儿。是来子，他气呼呼地跑上来冲我嚷到：“你丫真不仗义，怎么偷偷摸摸一人儿跑了。还放钱，我是那种人吗？踩估（小看）谁啊？”

我看他真生气了忙解释说：“我看你睡的挺香就没叫你，这钱是让你买烟的，你那儿好像没烟了，一会儿你上班儿没烟抽多别扭呀，真没一点儿踩估你的意思。”

    “我上什么班儿啊，今儿礼拜天。昨儿我不是为了陪你才回来的嘛！要不我早回家了。”来子消了气不嚷了。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不上班儿也不上学，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便笑着说：“我忘了今儿是星期日了。”

他笑着把钱塞给我。

    “都给你了我再拿回来，你这不是踩估我吗？”我把钱推了回去。

    我不想让来子知道我具体去哪儿，就想提前下车。我俩倒了两趟车来到宣武门我说“下车”，然后让他在宣五武门等我，便一个人去找师哥。

    敲了半天门林婄才开，一看是我马上让我进去还把门插上了。我还没问她她倒先问起了我：“你昨儿个去哪儿了？我们等了你一夜。晚上我去买夜宵儿，看到大街小巷全是警察和街道小脚儿侦缉队的在盘查过往行人。我回来跟师哥一说，师哥觉得不是好兆头儿。说北京可能要紧 (危险) 了，决定明儿一早儿就离开北京。这不今儿天刚亮就走了。”

    “已经走了？太好了！”我心一下落了地。又把来子说的话详细地说了一遍，让她想办法转告师哥。最后又问她：“你怎么没跟师哥走啊？”

    “师哥说太匆忙带我不方便，让我留下来正好等你。过些日子他会叫人来接我们。”林婄说完又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不吃还有事儿，等过些日子再来找她就走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轻松地回到了宣武门。来子等得不耐烦了，一看见我就说：“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跟特务似的这么假神秘。”

我笑了笑说：“没事儿，去找了个人儿。走，咱俩上四川饭店撮一顿儿去，我请客。”

    四川饭店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吃饭时给人感觉很舒适。就在绒线胡同里，离宣武门很近，我俩溜达了过去。

这会儿刚十一点半，还没什么人儿吃饭，服务员都在聊天儿。那会儿的服务员在和顾客说话时是很少有笑脸儿的，越大的饭馆越是这样儿。因为是国营的，每月就是固定那点儿钱，笑也不能给多笑出点儿来，所以你很少能碰到她们的笑脸儿。往往笑的是顾客，尤其是外地出差来北京的，为了赶时间想让服务员菜上的快点儿，就尽量陪着笑脸说话。赶上服务员这两天在家没闹别扭儿，您这笑脸儿算是没白陪，能让你热热乎乎吃完这顿饭走人。可要是赶上她今儿不高兴，您可就倒了霉了，那脸拉的那长，驴见了都把头儿扭一边儿去，根本不敢和她比。话都横着出来，能噎你一大跟头。识相儿的您就忍着点儿火儿，还能将就把这顿饭吃完。否则让您不但更耽误时间，饭还吃不成，花钱买一肚子气儿走。

    对此我们早已熟知，便抽着烟慢慢儿聊着。反正也没事儿，巴不得在这儿多坐会儿呢。

“服务员！”邻桌儿一个客人等不急了。这是个黑胖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五官都很丰满，眼睛细小的成一道缝儿。他操着一口山东话叫着服务员儿，看的出是个典型的山东倔汉。

    聊天儿的四个服务员儿正侃到兴头儿上，其中一个听到叫声瞟了那山东人一眼，那三个就跟没听见似的继续侃着。那山东人有点儿气了，他又叫了一声说：“你们是上班呢还是拉话呢？真不像话。”

“着什么急呀，头回下馆子吧。赶着出殡呢！土老冒儿。”

刚才瞟了那山东人一眼的服务员儿很不情愿走了过来。她个儿不高，小巧玲珑挺利索，嘴像机关枪似的打出了一大串儿，频率快的使那山东人没听懂。但最后这土老冒儿仨字儿他是懂的，这是那会儿外地人在北京最不爱听、也是最敏感的仨字儿。他脸腾地一下儿红了，站起来说：“你说啥,俺是土老冒儿。俺土老冒儿可俺坐在这儿吃饭，你得给俺断（端）!”

这服务员儿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了。

    “你连菜都点不出来就让我给你断（端）,我给你断啥呀?”她既用学人家口音来讥笑人家，又巧妙地转了话峰以攻为守。

    “谁说俺点不出，俺今天就点给你瞧瞧。拿菜谱儿来。俺就不信,瞧不起人儿了还。”那山东人倔劲儿上来了。

    “咳，你要什么菜单儿呀，你不是顶多要一菜一汤嘛。我告儿你，一个回锅儿肉，一碗鸡蛋汤不儿得了嘛。您还能点出大菜来，有那么多钱嘛，您再吓着我？”这服务员儿又激又将又损又踩估的，机关枪开始扫射了。她牢记着那会儿服务员儿与顾客吵架时的法宝：先学不生气再学气死人儿。

    倔汉上道儿了，他把钱包儿掏出来往桌上一拍。雄纠纠地说：“你雪（说）吧,啥是大菜俺就点啥。”

    “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后悔。”机关枪不扫射了，她强忍住笑故作认真地说。

    “伽,瞧你雪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来吧！“山东倔汉拍着胸脯儿说。

    “辣椒黄鱼、水煮牛肉、麻辣肚丝儿、宫爆鸡丁儿，”机关枪停了一下问那倔汉：“怎么样，您再来瓶儿好酒？”

    “中！”山东倔汉梗着脖子说。

    “一个大拼盘儿，一瓶儿五粮液，一共是三十三块八，您交钱吧。”机关枪开完菜单儿拿着山东人交的四十块钱窃笑着走了。她给山东人点的这些菜足够四五个人吃的。

    山东人这一喊倒把我们的菜给催快了，那三个聊天儿的服务员儿停止了闲聊，其中一个过来给我们开了单子送进了厨房。一会儿我们后叫的菜都上来了，那山东人的菜还没一点儿动静儿。正当他忍不住时酒和拼盘儿上来了，等我们都快吃完时他的热菜还一个没上。他几次催那服务员儿，机关枪都很耐心地说马上来，马上来，而且说话也不那么快了，一字一句彬彬有礼，可菜就是上不来。气得他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哪儿还有胃口吃饭？

我和来子吃完饭出来后提起这事儿我说：“这服务员太过份了，以前哪儿有这样儿的服务员儿啊。”

来子笑着说：“这刚哪儿和哪儿啊，比这过份的有的是，没让你碰上。我妈是老服务员儿了，连她都看不惯。也难说，以前服务态度好还能评个劳模儿，发点儿奖金。虽然不多吧，但总是个想头儿。互相能比比，叫叫劲儿，有点儿奔头儿。现在你干的再好也是那点儿钱，所以这服务态度越来越差。说是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那谁不愿意坐在办公室去为人民服务啊。这人一没奔头儿就该想邪的歪的了，她们把跟顾客吵架当成了一乐儿。你信不信就今儿这事儿，那几个丫头能聊上三天，晚上到家了都忘不了和家里人当新闻笑话儿说说。我妈讲话，现在这服务员儿小丫头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对外地人。心说你一个土老冒儿坐那儿又吃又喝，让我他妈伺候你？你是我爸行了。”

来子这一番话把我给说乐了。是啊，这人一没有上进心了就会一下儿塌下来，就跟那开了口子的水渠似的越冲越大。

    “咱上哪儿啊？”来子问我。

    “嗨，没事瞎逛呗。”我懒洋洋地说。又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来子一根儿。现在的我也有了烟瘾了，没事儿就抽烟。

“哎，我看你一天到晚的除了吃就是抽，也没见你干什么，你哪儿来的钱啊？”来子小声儿问我。

“不干？不干指望什么活着呀。只不过我不像他们没够，我是有的花就歇了。”我若有所思地说。我又想起了殿环小胖儿他们，不知师哥他们上哪儿去了，是否安全。

    “要不咱俩蹬两趟车，我陪陪你。你现在刷着呢，我还花你的钱，心里怪不落忍的，可我又没钱帮你。“来子真诚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大忙儿了。哥们儿之间好不在钱上，在心。看得出你心里是把我当哥们儿看的。”我说的是心里话，只是有一句话我没说。就是来子是独生子，又好歹有个工作，我不想让他跟着我干这事儿，他爸妈还指着他养老送终呢。

“那咱找个公园儿坐会儿，北海怎么样？”来子问我。

上公园儿坐会儿倒是行，可我不想去北海。那里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儿的地方，少先队过队日也常到那里。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那里有着我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但是我现在从来不想也不敢去北海了，因为我不想让现在肮脏的我去玷污了我一生当中唯一的也是最纯真圣洁的一页，更不敢在面对儿时的理想时悔恨蹉跎龌龊的现在。

    “不想去北海，干脆上紫竹院吧。”我觉得紫竹院特别适合一只受伤的狼在那里舔舐。

到了紫竹院，我俩坐在河边儿聊起了天儿。

“我怎么看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像在想事儿，跟国家领导似的。你考虑什么国家大事儿呢？”来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

   “你说这人甭说玩儿不了一辈子，就算能的话有劲吗？”我问来子。其实这是费话，不用问，我心里早有答案：没劲。

    “要说起来也是没劲。不过我倒是佩服那些真正的玩主，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干什么，多自在呀！其实我小时想长大后当空军，做一名飞行员，驾驶着一架飞机在天空中自由飞翔，那该有多狂啊！可惜我们这届分配全部是东北军垦，人家那些军干子弟全都走后门儿当了兵。我甭说当飞行员了，就连参军都没门儿。要不是因为我是独生子，正好我爸因病提前退休让我去接班儿，我现在连这个农场职工都当不上，早给分到北大荒去了。到了农场我才知道什么叫社会，敢情这社会分好几层儿。工人有工人的；农民有农民的；军人有军人的；干部有干部的；市民有市民的；学生有学生的。而且这每一层里还分成几个小层。就像我们上学时干部子弟是一层；平民子弟是一层；爱打架闹事儿的又是一层。跟什么人学什么，和什么人说什么话儿。你别看这农场职工学习开会时发言一个比一个革命，一到晚上躺在宿舍里聊得那叫牙碜。咱当学生时哪儿听过这些呀？我都没法儿跟你学舌，反正都是那些男盗女娼的事儿。也难说，我们农场十个二十五到三十五的人里得有六个找不着对相。农村的看不上，找城里的吧又找不着。憋的这帮光棍儿一躺床上就聊女人，要是哪个说着说着不说了，那准是正舒服呢。”

“什么正舒服呢？”我没听明白就插了一句。

“咳，就是砍一管儿呗。色憋的没辙了只好自己解决。”来子用手比划着撇着嘴说。我笑了笑没再说话听他继续讲。

“你说整天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到外边儿玩儿呢。我敢说那帮光棍儿要是知道怎么拍婆子带圈子保准儿都到外边玩儿来。也许有一个半个的不来，你猜怎么着？”来子看着我笑得很坏的样子问。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

    “一个是阳萎，那半个是二乙子。”他话一出口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忍俊不禁随着他笑了起来。

“哥们儿，你们丫哪儿的？”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站了两个人，阴阳怪气儿地问我们。同时一个凉嗖嗖的东西顶在了我侧肋下胯骨上。

“我们是太平湖的，哥们儿有什么事咱好商量，先别动手儿。”来子用非常和缓的语气说。原来对着他那个人手里没傢伙儿，只是扽住了他的脖领子。

我心里放松了许多，心想这就好办多了，我可以不用顾忌来子，随时找机会动手。但必须一下儿制他于死地，否则干脆别动。

    “什么他妈太平湖的，太平湖的都是我孙子。看你这样儿页子够活(钱多)的吧？怎么着，拆的拆的吧！哥们儿这儿扛(饿)一天了。”拿刀的人说。

“拆的点儿倒没什么，就是您这插子太吓人，我都不敢掏兜。”我很害怕地说，一动也没动。

他见我挺老实,拍拍我肩膀说：“这还差不多，算你篡儿亮(聪明)，省了我溅血了，站起来让哥们儿洗洗（翻翻）。”

我站起来慢慢地转过了身，看清了他。他有二十一二岁，长相很凶，但个子没我高。我稳住了，寻找着机会。来子那边儿已乖乖儿地把兜里的东西全拿了出来，我知道我不动手儿来子是不会动手儿的，因为他怕我被刀伤着。那小子一边儿往自己兜里装一边儿对拿刀的说：“还有两张儿，没白洗！”

拿刀的见我们俩都挺松(胆小)，便把右手刀尖冲下攥着的刀掂到左手上，平端着誊出右手来想翻我兜儿。

    机会来了，我一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下额。不幸的是他只是晃了晃没有倒下。他纵身扑向前来，左手的刀呼的向我捅来。但不够快也不是那么有力，这一拳还是起作用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左腿往后一撤侧身闪过刀锋，左手抓住他的手腕向后一拧，同时右手在他后背一送。没白跟师哥学这一手儿，真是四两拨千斤。“扑嗵”一声他竟然摔出两米多远，一头栽进了河里，匕首也已然掉在了我的脚下。我捡起匕首，站在河边儿看他刚爬上来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用刀尖抵着他的喉咙说：“太平湖的是你孙子吗？”

“不是不是，我是孙子，太平湖的都是我爷爷！”他吓的脸都白了。

“你是再下去游一圈儿还是让我捅你一下儿？”我拿刀尖蹭着他脸说。

    “我再游一圈儿---我再游一圈儿---”我松开手一脚把他踹了下去。实际上他要是一句松话不说我倒放过他了。我最恨这种见着松人压不住火儿，恨不得捏出你尿来，见着横人就磕头如捣蒜，恨不得吓得自己拉拉尿的人。

来子这时已和那人滚成了一团，我跑过去拿刀对着那小子说：“松手！松手我不动你。再不松手就插了你丫的！”

那小子一愣，松了手。来子一拳打过去说：“你丫把钱还给我，太平湖的什么时候丢过这份啊！”

那小子把来子的钱和东西都掏了出来说：“你们现在是俩对一个还拿着叉子，我不说什么了。”他把钱和东西不情愿地递给了来子。

“孙子，你这意思是不是不服啊？”来子说着又给了他一大嘴巴。

这时水里那小子哆哆嗦嗦地上了岸嘴都冻紫了，作揖说：“哥们儿我服了，我真服了。放了我吧，我求你们了。”

这会儿已是晚秋时节，也确实够冷的。我说“滚蛋吧”！他转身就跑了。连自己的哥们儿也不顾，这就是小流氓儿，臭地痞，永远也当不了玩主。这还不过是流氓打架，要是警察来抓他还不帮着警察抓自己哥们儿。我想起师哥说那三个欺负林婄的痞子，“别给玩主丢脸了”！

    “来子，放了他吧。你瞧刚跑那孙子哪儿有点儿仗义劲儿啊，还号称玩主，一看就是痞子。”我又对那小子说：“你走吧，以后这样儿的哥们儿少交，关键时非把你给卖了。”

那人一声儿不吭地低头儿走了。刚走出去几步又走了回来对我说：“哥们儿，我看你是条汉子。咱交个朋友怎样？”

“谁跟你们这些土混混儿交朋友啊！趁早儿滚一边儿去。”来子骂他。

他脸红了，想再说什么又停住了。我看他五官端正不挂坏像儿就问：“你叫什么呀，哪儿的？”

他见我有和好的意思笑着说：“我叫蒋国生，家就住西外。可我不在西外玩儿，我是在西安铁路局工作的。”

一听他说的就是实话，但看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跑西安去工作了呢？

“你刚多大呀，怎么在西安工作了呢？”我好奇地问他。

“我都二十一了，是老初三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因我们家出身不好我爸妈把我给我姨了，就为了以防万一好给我家留条命根儿。结果我爸还真让红卫兵打死了。我通过我姨夫的关系在西安铁路局找了个工作。”他说完后又问我：“你知道师哥吗？我来北京就是找师哥来的，我在西安认识的他。刚才那小子是我前天才认识的，他说他是师哥的兄弟，说他能帮我找着师哥，我才跟他在一块儿的。这两天他就知道让我请他撮好饭馆儿，还老跟我要钱，把我都弄微(没钱)了。我倒不是在乎钱，没了再搬两家儿呗。可他又不敢，非说洗俩佛爷就有了。告儿我他在西外绰得多响，是佛爷就得给他上供，所以才跟你们碴(打)起来的。 多能牛逼呀！我看你们玩儿的不错，真想跟你们一块儿玩儿。有戏吗？”

    我一琢磨师哥能看上的人应该还可交。要能有个人一块儿搬大闸好得多，省了天天去玩货。就对他说：“我看你人还可交，咱就一块儿玩吧。可咱先把话说头里，在外边儿玩儿，玩儿的就是仗义这俩字儿，你既然跟师哥一块儿玩儿过这些就不用多说了。一句话，到关键时候儿别装孙子就行了。”

    “哥们儿，你比我小，我要是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不是人操的。你放心吧！”他认真地发了誓。

他这话要是搁到八、九十年代的小流氓说，打死我也不信。但在那个年代的玩主基本上是把义气放在第一的。不像八、九十年代的人就认识钱，为了钱可以不认爹妈，为了钱老婆也可以献出去。我相信了他，自此我俩成了好哥们儿。

“走咱上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我对他俩说。

到了老莫儿，我们找了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我让他俩点菜,他俩说不会点西餐。我说：“没关系，随便点。”

他俩还是不点。我虽说跟师哥来过几次但我吃饭从来不记菜名儿, 看他们实在不点服务员又站在桌边儿等着，就随便点了几个。

“罐儿焖鸡、奶汁儿烤鱼、煎猪扒、罐儿焖牛肉、煎尼肠儿、奶油烤杂拌儿、红菜汤，哎，你们爱喝奶油豌豆汤还是红菜汤？”我就跟多熟练似的问他俩。

“都行，都行。”蒋国生说。

    “那就红菜汤吧，开胃。再来四瓶儿啤酒一瓶儿茅苔。” 那时在任何一家儿餐馆都买不着茅苔酒，只有在老莫还得是消费多少钱以上才可以买一瓶儿。我想买一瓶儿作为礼物送人。

“大瓶儿小瓶儿？”服务员儿问我。

“大的。”我说,那时茅苔酒倒不贵，小的六快钱大的也才八块。我当然是要大的了。

    “一共是四十七块六，您交钱。”服务员熟练地算完账后收着钱。那会儿不知为什么是先收钱，可能是怕中国人吃不起吧。

“你菜点得够溜儿的呀，经常来吧？”来子小声儿问我。我没回答，心里说，我把我记得起来的都点出来了，再多一样儿也没有了。

“今咱只喝啤酒，那茅苔我是留着有用的。”我对他们俩说。

    “正好，我就爱喝啤的。再好的白酒我也喝不出好儿来。”来子边倒着酒边说。

“来，咱干一杯。为了咱们今后的交情，干！”蒋国生站起來举杯说。

“对，干！”我们三人都站着端起酒来同时一饮而尽。

从老莫儿吃完饭出来都快九点了。来子说：“咱得赶快走，再晚就没班车了。”

    我便对蒋国生说：“明儿中午十一点半我在动物园门口儿等你，我们得马上走了。”

“你们要是没地儿刷到我那儿去，我一人儿住一屋，一张大双人床能睡的下仨人儿。”蒋国生说。

“我倒没刷着他刷着呢，我是明儿得上班儿。”来子说。

    “那你上我那儿不儿得了嘛，省了明儿还得互相等。”蒋国生热情地说。我一想来子那儿一上班儿宿舍人都回来了的确不方便就对来子说：“要不我住他那儿吧，你那儿不方便。”

“行，那我先走了。”说罢来子快步向332路车站走去，又回头喊了声儿：“有事儿到我家找我去！”

蒋国生家在扣钟庙儿，院儿里只有三户人家儿挺安静。我俩聊了会儿天儿，说好明儿去搬两家儿就睡了。一会儿他睡不着又问我：“你拍婆子是不是特油儿(棒)啊？”

不知为什么我总被人这么看，我不高兴地反问他：“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花儿匠呀，一天到晚就会摆弄花儿。”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那样儿挺招女的喜欢，拍婆子准不会炸(女方拒绝甚至骂)的。真的，你带过几个婆子？”他兴致勃勃地问。

    “我就没拍过。”我不想和他说柳云的事儿就干脆说没拍过。他看我不耐烦了便说：“得得，不想说就算了，在外边玩儿有几个没带过圈子、没拍过婆子呀？蒙傻逼行了。”

    “你既然认识师哥那你什么时候见师哥身边儿带过圈子，见他拍过婆子？直到几个月前他才带的林婄，还是林婄自己上赶着非跟师哥不成。你怎么能肯定外边玩儿就非得带女的呢，照你这么说不带女的就不是外边儿玩的了？”我跟他抬起了扛。

    “这么说你认识师哥啦？那刚才我问你时你怎不说呀？”蒋国生惊喜地坐了起来，又问我：“那师哥现在在哪儿呢？”

“昨儿晚上大抄，他看北京太紧了，今儿一大早儿就上外地了。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说。

“嘿，怎么那么巧啊，好容易碰上一个认识师哥的吧，人家还走了。该着！”蒋国生惋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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