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早早儿就来了，没见老于头儿。
“老于头儿是不是还没起呢？我去看看。”廖雷说着就向老于头儿的屋子走去。
老于头儿是个老光棍儿，就住在场院最后边儿的两间土屋儿里。廖雷刚到屋檐儿下，忽然蹑手蹑脚地趴在窗根儿下听着什么。他回过头儿来冲我们招招手，又指指里边儿。我们明白了，可能是有什么不该声张的事情，便悄悄走了过去。
“你还是让我走吧，在这儿我心里更不踏实。”
怎么老于头儿的屋里会有女人的声音呢？
“不行，咱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不能看着你老了老了孤苦伶仃地病死。”
我们听到老于头儿的声音。
“要是让人知道了，给我拉回村儿斗一顿儿不说你也得跟着倒霉呀。再说咱这老脸往哪儿搁啊。”又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不怕，挨斗咱一块儿挨去。这回我想好了，这一辈子就没按自己的心愿做过一件事儿，白活。这回我就是死也得守着我想了一辈子的心上人儿，不然我死时都闭不上眼。”老于头儿坚定地说。
忽然我看到常二向场院走来，忙做手势叫他们几个快走。走出几步后我大声儿喊道：“队长是找我们吗？在这儿呢!”
常二听到我叫他便向这边儿走来：“怎么样坯脱完了吗？”
“您看都脱了这么多了，于大爷说够了。今儿就该砌墙了。”侯和平对常二说。
“嗯，不错。老于头儿呢？”
“来啦。”老于头急忙从屋里走了出来。
“明儿公社来人儿参观视察工作。你这儿得加快进度，争取今儿一天就弄好。行吗？”
“差不离儿，我尽量吧。”老于头儿说。
“那我走了，抓紧干吧。”
看常二走了，我们马上干了起来。当我们把土坯都集中在圈墙边儿上时，老于头儿对我们说：“你们去把那些坏了的圈墙都拆掉，地上清理干净。这样干活儿又不耽误工又利落。”
我们刚要过去拆破圈墙老于头儿一边儿和泥一边儿喊：“先把两个圈之间的门儿打开，把要拆的猪圈里的猪轰到另一个圈。一个一个地修，不然猪没地儿放。”
我们照他说的轰起了猪。小猪儿们吓得又躲又叫，大猪站在旮旯儿不但死不动弹还哼哼着示威。我们又打又叫，连踢带吓地使劲儿轰。
只听“吱——吱——”
“噜——噜——”
“走，上那边儿去。”
“我叫你不走！走不走？”
整个儿猪圈里乌烟瘴气乱成一锅粥，可猪还是没过去几只，好容易轰过去的一看大猪没过来又拼着命地钻了回来。老于头儿走过来说：“你们去把泥抬过来，我轰猪。”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敞开圈门儿，“嘞嘞嘞”地一叫那大猪马上走了过去，小猪们紧随着大猪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这老于头儿真不愧是个猪倌儿，你看那些猪多听他话呀。”李金林佩服地说。
“咳，我要是像老于头儿似的天天和猪打交道，能让那些猪听懂我说话。”廖雷不服气地说。
“你就会吹，到时你别像常二似的倒骑着猪摔个狗吃屎就不错。你刚没看见常二那脸上还破着呢？”他俩又开始掐起来了。
“别抬杠了，咱赶快抬泥、拆圈墙吧。”侯和平说。我们把泥准备好把该拆的圈墙拆掉跟着老于头儿砌起墙来。
今儿老于头儿可是心情沉重的很，这干了多半天儿了除了干活必须说的以外他是一句话也没说，更甭说唱小曲儿了。我们虽然知道他心里想的那事儿，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却不清楚。干活儿时他回屋去两趟，我们又不便问他，大家就闷闷地干了一天。干活速度虽挺快，就是觉得这天怎这么长。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儿廖雷还打起了哈欠，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抽口烟儿行吗？于大爷。”廖雷问老于头儿。老于头儿头也没抬地把烟荷包扔给了他，继续砌着墙。廖雷装上一袋烟，真事儿似的点燃刚往进一吸“哦”噎得直往后仰，跟着就咳嗽起来。等他擦干净鼻涕眼泪后才说出一句话来：“我这回可真不困了。”
李金林说：“什么你都想试试呀，活该。”廖雷马上还嘴道：“我倒敢试呀，有本事你也来一口。”
李金林得意地说：“我才不上这当呢。”
天擦黑儿时我们终于砌完了最后一块砖，修好了整个儿猪圈。老于头儿围着猪圈转了一圈儿看看都挺好说：“得合，就是它了。明儿你们就甭上这儿来啦，收工。”说着就急急忙忙地回自己那小土屋儿去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向家中走去。还没到村口儿看见道口中间儿站着一个女孩儿，穿着一件墨绿色的上衣，围着一条杏黄色的围巾，分外醒目。李金林嚷道：“哥们儿快看，哪儿来一婆子啊真扎眼。快走看看是谁。”
他们几个果然加快了脚步。
我知道那是爱娃儿，心说还真是挺好看的，瞧她美得站在村口中间儿显摆呢。
俗话说：人饰衣服马饰鞍，果真不错。
爱娃儿穿上这身衣服立马儿增强了自信心，挺胸昂头，像做时装展览似的站在那里等待着就要收工回来的人们。
她的羞怯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追求。她要向世俗的观念挑战，她要冲破封建思想地束缚，她要解脱社会舆论地羁绊。她要向乡亲们宣布：我爱常柱儿，常柱儿也爱我。我已懂得爱，我也敢爱。爱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为什么要偷偷摸摸？那岂不是对爱的亵渎？大妮儿以及村里所有的姑娘们，让我们大胆公开地去爱我们心中所爱的人吧。做你心中所想，履行你爱的权力。这才是新一代的乡村姑娘。
“是爱娃儿，真没想到。”李金林惊讶地说。
“嘿，这一捣饰简直就是咱苏家坨的坨花儿了。”平时很少说话的刘驰也发出了赞叹之声。
爱娃儿在我们赞叹与欣赏地目光中一反平时地羞赧，骄傲地扬着头，一点儿也没害羞。脸倒是红了，但那是平时就有的自然的红。
“爱娃儿，祝你生日快乐！”我被爱娃儿的神情感染了，大声祝贺着她。
“哼，我不理你。知青里你最坏，帮着常柱儿骗我。”爱娃儿绷着脸娇嗔地说，却掩饰不住心中地喜悦。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坏这一回，保证以后不坏了。”我笑嘻嘻地冲她挤着眼儿说。
“讨厌。不坏也不理你。”爱娃儿开心地笑着说。
地里的人都回来了。姑娘们惊奇得嗷嗷叫着把爱华围了起来，双手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围巾和衣裳。老爷们儿们都看直了眼，站在那里挪不动步儿了。老娘们儿个个儿欠着脚尖儿往里挤着看，嘴里不停地咂咂着。
爱娃儿胜利了，我心里暗暗赞叹道：爱娃儿，你真了不起。
晚上躺在炕上我们说起了老于头儿的事儿。
“我还以为老于头儿真是个光棍儿呢，敢情是金屋藏娇啊。”廖雷说。
“藏什么娇呀，你没听那女人说话那声儿，还老咳嗽，肯定是又病又老。”侯和平说。
“我倒觉得这里边儿应该有个不寻常的故事，廖雷你要能让老于头儿把这个故事给咱讲出来那可就立大功了。”我很想知道老于头儿为什么藏着这个女人，就对廖雷来了个激将法。
“这还不容易，你们等着我现在就找他去。”廖雷说着就坐了起来。
“别这么急啊，这大晚上的老于头儿能让你进他屋儿去吗？”我急忙拦住了他。
“这事儿不那么容易，一个月之内能办好就不错了。”刘驰说。
我们大家你一句我一语地猜测起来，要是归纳起来准是一个悲惨曲折的故事。
该插秧了，开春后是农忙的季节。人们要给每一块地施肥、翻耕、播种、插秧。插秧是既累又难受的活儿，那要厥着屁股弯着腰，一厥就是一天不说更主要的是那水太凉。我们队的稻田是在村尽东头儿的小河边儿上。以河为界，这界既是队里所属地的疆界也是海淀区的边界。河西边儿是我们队，河东就属于昌平县了。这条河是京密大运河，最宽的地方儿不过二十多米。弯弯曲曲南北流向正好从我们村东边儿经过。村里因地制宜，沿着河边儿整治出一大片儿荒地种上了水稻。挨着河边儿盖了个水泵房儿，用河水灌溉这片稻田。水泵房儿也是由常柱儿看管。常柱儿是村儿里的大能人儿，但分沾点儿机器呀、电呀就都找他来做。听说当初挨着河边儿开垦水稻田就是听了他的建议，那会儿他才十五岁。他十三岁就因为家里穷辍学到队里挣工分儿了。关于电和机器都是他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如果他能继续上学的话，凭他的聪明好学准能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没准儿还能成为咱国家的又一个李政道，杨振宁呢。真可惜，让贫穷淹没了他。怪不得村儿里那么多小伙子爱娃儿偏偏爱上他了呢。
插秧开始了。五月的河水还很凉，尤其是刚下水时，让你不由得打冷战。我双腿来回替换着站在水里，可这金鸡独立就没法儿插秧了。再一看社员们没有一个直着腰，个个儿都弯腰儿厥屁股地往后退着走。左手拿秧苗儿，右手往水里快速地插着。连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没怕水凉，我急忙弯下腰去厥着屁股干了起来。一趟到头儿直起腰来一看，咳，自己插的秧歪歪扭扭难看极了。人家怎么插的间距一样衡平竖直啊？
“哟，人儿长的挺正这秧插的可歪到南京去了。”我一回头儿，原来是小白鞋儿挑着秧苗儿正好儿从我身边儿经过。
她是村儿里女人中最爱打扮的一个，不像别的妇女成天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的，有时甚至牙不刷脸不洗。她总是穿的干干净净，头发梳的整整齐齐地。有时还抹点儿不知是什么油儿，弄得头发亮亮的。她有三十多岁，细高挑儿，细长眼，白白的脸上有几棵小雀子，人显得挺俏。她是个寡妇，她男人跟她结婚不几天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死了。那还是六零年呢，据说是败血症。从那儿人们就说她妨人。虽然老爷们儿们和她走对面儿时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甚至走过去了还不时地回头儿，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平时相互开玩笑时也总是拿她为题。
“嫌你老婆黑呀，找小白鞋儿去呀，小白鞋儿白”。
实际上承认了她是村儿里漂亮的，至少是挺招人看的女人。男人们看见她心里就像有个小虫在爬，可从没有人儿向她提婚，因为她是个寡妇而且还妨人。再加上她不甘寂寞，平时还爱打扮打扮，闲话儿就多了。地里歇歇儿时聊她，晚上关灯睡觉聊她。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越来越玄乎。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添枝加叶儿，无聊的人们逮住这个话题尽情地享受着。老娘们儿骂起孩子来小子都是“你就甭学好，长大娶个小白鞋儿那样儿的媳妇儿妨死你”。丫头则是“死丫头，你就甭着家儿，长大也是个小白鞋儿，守一辈子寡”。
小白鞋可真是像文革中两派互骂时常用的那句话“某某造反派在骂声中成长”的。一开始听到这些议论她还辩驳一番，有时还在吵骂中相互动起手儿来。可每次她都是失败者。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对方的一边儿，向她投来鄙视地目光，虽然这目光中绝大部分的成分是嫉妒。
逐渐地她不在乎这些了，她采取了一个省劲儿地自我安慰的做法：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还是我。
并且从此后她越发地注重自己的外表，打扮得更加妖艳了。在男人们垂涎欲滴和女人们妒火中烧地目光中她找到了自信与快感。她摆脱了一切，沉溺于自怜。
自我来这儿插队后她只跟我说过一次话，那是一天早上我在井边儿打水。这是我第一次打水，怎么也打不上来。她看着我笨拙的样子笑了，有人在边儿上看我更打不上来了。她看边儿上没人就把自己的水挑儿放下说：“我来教你，给我。”
她接过水挑儿将扁担一头的水桶系到井下，桶底儿刚要沾到水面儿她猛然轻巧的一荡扁担桶底儿朝上地放了下去，满满地一桶水就打了上来。
“看到啦，再试试。”她将那桶水放在地上把另一只空桶勾在扁担钩儿上递给我说。我照着她的样子去做，果然打上来满满的一桶水。笑呵呵地对她说：“阿姨，谢谢你啦。”
“阿姨？我有那么老吗，下回别叫阿姨了啊，叫大姐。”她假装儿生气地说。
我挑起水来边走边说：“好嘞，下回不叫了。”
怎么这么巧，今儿这秧插地这么难看又让她给碰上了。
“阿姨---”我刚一张嘴就被她打断了。
“叫什么呢？咋没记性呀。”她放下秧苗儿担子，双手插腰眯着眼儿说。
“哦哦，我忘了。大姐，壮劳力才挑苗儿呢，您怎么也挑苗儿啊？”我本想说这秧插得不好她一插腰把我的话给改了。
“要是常二怎么会分我这活儿呀，你没看今儿是玻璃花。他成心。那我也不会让他占着我便宜。常二还差不多，起码像个老爷们儿啊。他呀，顶多能舔舔我脚趾头。”她忿忿地说。
原来她叫指导员儿 “玻璃花”，可能是根据指导员儿那只坏眼吧。
据说文革前指导员儿曾经想娶她她还不干。文革初说她一天到晚臭美是追求资产阶级。批斗她时别人儿说她什么她都没言语，就指导员儿发言说她是破鞋时她腾地抬起头瞪着指导员儿说：“我是破鞋你还跪着抱着我俩脚说要娶我？我这破鞋让谁穿也不让你穿。”
逗得台底下人哈哈大笑。自打那儿后，她反倒泼了起来。穿戴举止成心透着点儿骚像儿。一过三十岁，她更加放荡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破鞋专暖那些光脚的和鞋不合适的汉子。”
这么一来倒没人儿敢像以前那样看见她也跟没看见一样地议论她了。那些和老爷们儿经常吵架的媳妇反倒对她客气起来，生怕她把自己的男人给勾走。风风雨雨地传说常二也跟她有了一腿，但谁也没看见真事儿。只是根据近来常二派活儿上对她比以前有所不同。
今儿我听她这话碴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常二这人挺不错的，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就说：“您看我这秧怎么插不直啊？”
她刚要给我做个示范，忽然想起头上的丝巾一低头儿会垂在水里。她摘掉丝巾一看自己衣服没兜儿便往腰里揶，看看我把伸向腰间的手收了回来递给我说：“帮我拿着。”
我手上有泥，便抬起了左胳膊右手指指左腋下。她把丝巾往我腋下一杵，挽了挽裤腿儿走进了水里。边插边说：“你俩腿不要在泥里来回挪动，每次插五行至七行，退步儿的时候一脚退去另一只脚马上跟上，两腿之间的距离老保持一样，俩脚尖儿老是一条直线就不会插的歪七扭八横不平竖不直了。”
她插得又快又好。我按她的指点马上就走入了正轨，只是速度还很慢。
“行了，再插两天就快了。”她挑着秧苗儿走了，我觉得她人挺好，为什么队里的人们容不下她呢？
光插秧就插了十来天。头一星期全身酸疼，晚上躺炕上就连身儿也懒得翻了，早上腰半天直不起来。要不是二婶儿早上挨着个儿叫我们，恐怕我们得天天迟到。这几天好容易不疼了秧也插完了。
我们村儿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叫苏老抠儿。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个儿不高，从我见到他后就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他干活时从来不歇着，别人儿都歇歇儿时他就跟没看见一样，照样干他的。实在没的干时他也是离人群远远儿地，俩手一背来回溜达。从他脸上你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老是一副表情——木了吧唧的。刚来时我看大伙儿全歇歇儿了他还在干以为他不知道，便特意跑过去对他说歇歇儿了，他既不停下也不看我就跟没听见一样。我还以为他是聋哑人呢。每逢节假日，农闲时他也要去队部或场院自己找点儿活儿干。我还说这富农改造真自觉。后来才知道这是公社统一规定的，所有的地富反坏分子都要这样。原来农村的阶级斗争是这样搞的。他们不会写什么批判稿儿，也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言，更没功夫儿和心思隔三差五地开批斗大会。但这阶级斗争又不能不搞，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敢不搞阶级斗争呢？你几天不搞，阶级斗争就会搞到你头上来了。于是聪明的“卑贱”者们就想出了这个方法，订出了这么个制度。既简单又具体，既方便又实用。天天开批斗会多麻烦呀，劳动改造一切。地富资产阶级不就是贪图享受，厌恶劳动嘛！我们就用劳动给他们来一个彻底地改造。我们不止年年月月天天讲，我们是时时都在讲。而且不光是在劳动上，还规定四类分子每天早晚都要到队部早请示晚汇报。一开始还有指导员儿或队长在一旁监督。时间一长地富们没烦监督者们却早烦了。干脆你们每天早晚儿对着主席像直接请示汇报他老人家本人吧，这叫自觉改造。我们太忙还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
劳累了一天的小白鞋儿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的享受着自爱的欢娱。她将大门儿插好，烧了锅温水端到屋儿里准备洗澡。进行她每天必做的自我修饰，自我顾怜，自我爱恋三步曲。
她结婚不几天儿男人就死了，还没来得及怀孕。嫁过来时婆家就她男人“秃子”一人儿，公婆早已不在了。公婆原是上中农，在这村儿里虽不是最富裕的但也算是个殷实家庭。就凭留下这五间青砖大瓦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村儿里只有两家儿有这种砖瓦结构的高大房屋，另一家儿就是富农苏老抠儿的。但是现在早不属于他的了，已变成了队部儿。因此秃子家的大瓦房成了本村儿的地标，让家家儿都羡慕不已。解放都二十多年了村儿里也没出现过第二家儿能盖这样儿房的。刚解放时人们还都喜气洋洋雄心勃勃地说：“这回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穷苦人翻了身，别忙，好日子在后头呢，过两年咱家家儿都盖上比秃子家还高大的青砖大瓦房。”
大跃进时人们更是兴奋到了极点，秃子家算什么呀，听公社书记的口气过不了几天儿全村儿都能住上高楼大厦了。毛主席都说了我们要“超英赶美”啊！到那会儿在自个儿家里一拧水龙头水哗哗地就流出来了，秃子家不是还得天天儿跑井台儿去挑水嘛。
三年自然灾害饿醒了人们。再没人躺在炕上浑浑噩噩地幻想那高楼大厦了，人们都明白了那只是狗咬尿泡——空喜一场。在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百分之五十的人浮肿的严酷现实逼迫下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去挖野菜剥树皮，什么高楼大厦青砖瓦房像吃多了白薯面儿拉不出屎来一样憋在了肚子里。六四、六五年人们从饥饿中挣扎了过来。看着玉米棒子红辣椒挂满了屋檐儿院墙，圈里的猪嗷嗷地拱着圈门儿，老母鸡咯咯咯地叫着主人来取蛋，秃子家的大瓦房又成了人们觊觎地目标。可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这可比三年自然灾害厉害得多。那个你多挖点儿野菜能挺过去，凭的是个人的勤快与忍耐。这个可就由不得你了，这得学会唱歌儿，学会背语录，学会喊口号儿。要时时跟得上革命形势，要做一切你不懂也不想懂可又得轰轰烈烈的事情。青砖大瓦房那可是资产阶级贪图享受极其奢侈的东西，谁还敢提啊。
小白鞋儿原本是河北省落亭县人。父母在她六岁时过了世，是跟着她远房儿姨妈长大的。六零年河北闹饥荒，眼看着人被活活儿饿死，她姨妈为了全家能活过去，转了八圈儿经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把二十岁的小白鞋嫁到了北京近郊。换回的是秃子不远万里扛来的五十斤棒子面儿。秃子来时是夏天儿，出着满身大汗的秃子放下面口袋后俩眼就没离开过小白鞋儿。姨妈三次请他坐他都没听见，帽子上都湿了一大圈儿了死活也不肯摘。他走后姨妈还一个劲儿地说他不摘帽子是懂规矩，人儿老实。
“懂啥规矩呀，那俩贼眼盯得我没处儿躲没处儿藏的。”小白鞋儿老大不乐意的。
“那明摆着是爱你嘛，嫁过去错不了，他准知道疼你。听你二姑妈的娘舅的外甥媳妇儿说曾去过他家，有五间大瓦房，可气派啦。而且那儿是北京，你非放着好日子不过在咱这穷地方儿等着饿死呀。”姨妈生怕这五十斤棒子面儿飞了，一个劲儿地撺掇小白鞋儿嫁过去。
也就为这小白鞋儿嫁了过来。青砖大瓦房是不假，可这秃子一摘帽子可把小白鞋儿给恶心死了。这一脑袋的秃疮嘎巴儿，整个儿头顶也就星星点点地髭出十来根儿头发。总算人还老实，真拿她当回事。怕她嫌弃、恶心晚上就在她脚底下打横儿睡，憋得不行时就抱着她俩脚。白天更是问寒问暖的，连地都不让她扫。一收工从地里就往家跑，进门就做饭。给她吃干的自己吃稀的，让她吃粮食自个儿嚼野菜。洗完盆儿碗儿就坐在炕上看着她傻笑，让摸就摸一下儿不让摸就不摸。
小白鞋儿被感动了，不忍看他躺在脚底下那可怜相儿。就在他上工时用白布缝了一个帽罩儿，晚上睡觉时戴在了他头上罩住了他的秃疮。当她羞怯地钻进秃子的怀抱时，秃子僵在了炕上。抱又不敢搂紧，松又舍不得。看着他那憨相儿，小白鞋儿第一次冲他笑了。秃子明白了，疯了似的一下把她压在身下，扯光了她的衣裳，不顾她的叫嚷，接连做了五六次。直到筋疲力尽地趴在了炕上，小白鞋儿也是气喘吁吁瘫在了炕头儿。第二天，当小白鞋儿第一次做好了饭等着自己的男人回来时却等来了噩耗——秃子死了。
打那儿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小白鞋儿便拿出那白帽罩儿轻轻的蹭着自己的胸部，不时地拿在嘴边闻着。她怀念那丢魂的一夜，后悔着自己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把自己给了秃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嫁给了他他就是自己的男人，我凭什么拒绝他呢。早一天给了他兴许现在能有个娃儿陪着我，可能还是个小秃子呢。如今孤苦伶仃连个说话儿的人儿都没有，闻着秃子的帽子都是这么得劲儿，这么亲昵。直到现在都舍不得洗一回，恐怕洗掉了秃子的香味儿。每次那男人的气息都沁入心底，让我醉融融的沉入梦乡。那白帽罩儿在胸前一蹭就能使我一阵阵的颤抖，好像小蚂蚁在心尖儿上走过，让我心旌摇动。掀开被子看着自己那趾骨分明瘦溜溜的双脚，不禁想起村儿里那些老娘儿们儿又黑又糙、脚跟儿上布满裂缝的大脚，怪不得秃子能抱着我俩脚亲个没完呢。
窗外又传来了响动儿，她知道又是小五群儿趴窗户来了。但她从来都装作不知道，还有意识的将男人最想看的部位敞开让偷窥者一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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