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日某晚，我正在温哥华家中电脑上下四国军棋，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晚到了没有已然记不得了，边上壁炉里的火苗在茶色玻璃门后面串上串下，正玩的兴起，想要挥军长驱直入直捣对手龙王府时，忽然“啵”一声，电脑右下角跳出一个小对话框，里面显出一句话：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理睬它。继续在棋盘上纵横驰骋。片刻，又是“啵”一声，对话框又出来了，里面说：朋友，还记得我们并肩战斗的岁月吗？ “你谁啊？”我问它。 “我是朱排长啊，还记得朱排长吗？”对话框说。 “是那个撞地雷的朱排长吗？”我问。 “正是正是，哈哈，朋友，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对话框说。------ 我自然不会忘记朱排长的，他是我当初在东京时候的老朋友。 “朱排长”是朱君的绰号，我们当初都这样叫他，他自己也常常这样自称。这个绰号也是缘于军棋。我们当初在东京时，周日一同打工，打完工，大伙儿一同去我家或C君家里吃饭，下四国军棋。四国军棋是两两组合结成对家与对手相互攻守的游戏。朱君棋臭，总是拖累对家（我有幸经常被大伙儿推举为他的对家）。当别家兵力尚未伤筋动骨，旅长团长一大堆的时候，朱君总是已近全军覆没，只剩下个把排长工兵无头苍蝇似地到处流窜，他自己号称是用小部队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骚扰对方，以配合对家反攻，赢取胜利。但对手把他打残之后，完全无视他的小股流窜土匪，任其自生自灭，只合力围剿他的对家，犹如当初张灵甫王牌74师好虎难敌群狼，被陈毅粟裕围歼一样，朱君的对家也是双拳不敌四手，每次都在对手两路夹击之下，痛遭围歼。朱君下棋时嘴不闲着，看到对家被围剿没有还手之力，他在边上说：我们也遭到了共军阻击。请你们再坚持五分钟，请你们再坚持最后的五分钟。等到他的对家被剿灭，对手让他缴械，重新再下时，他嘴里说：共产党人决不投降。一边拿排长工兵向对方地雷阵乱飞乱撞，最后全军覆没。缘于此，大家伙儿便送他一个绰号“朱排长”。 朱君去东京的时间大概与我前后相差不多，他当初也在明治日语学校就读，但我在明治学校时候未见过他。我是后来在打工时认识他的。那家伙性格外向，与人自来熟，又与我同来自上海，我们不久就成了朋友。朱君说话“切口”（脏话）多，他把其他男人称作“逼样子”（上海方言里的骂人话），为此曾经惹恼过别人。但其实那是他的“切口”，未必带有恶意，他连说到他的老子，“逼样子”都会脱口而出。 去日本之前，朱君原是上海淮海路那里某家地段医院的医生，但他并非医学院出来的科班医生，而是早年读卫校的那种野路子医生。我们一口咬定他一准是医疗事故连连草菅人命误人子弟的庸医，他呵呵地边笑边说：那哪能晓得噶（你们怎么知道的）？但他自称当初在医院里白大褂一穿，脖子上吊一只听诊器，“马相不要太好哦”（很酷很帅的意思）。他说他老帮人开病假条，所以朋友多。喜欢他的女孩也多。他去日本前原本正要结婚，未婚妻是他前女友的闺蜜，后来取前女友而代之。但两人一同去日本后不久，未婚妻弃他而去，后来成了日本人的“奥样”（老婆）。我们问他是否因此很失落伤心，他说：赤那（上海话切口），那还用说！不过我们感觉不到他的伤心失落。 朱君是细高个，长脸，两半头，经常穿一件灰呢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白色长围巾。我们一起的一个朋友说他像红岩里那个冒充进步青年骗取沙坪坝书店地下党负责人蒲志高同志信任的特务郑克昌，他不知道谁是郑克昌，说是要写信回去问问他妈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们：他妈回信说他围上围巾像红岩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许云峰，而不是特务郑克昌，还说他妈说说他像郑克昌是“瞎三话四”（胡说八道）。我们听了都哈哈地笑。 朱君在明治学校关闭后，未去其他学校，变成了黑户口。他那时候住在东中野那里，与他妹妹住一起。他妹妹读书打工，早出晚归，朱君除了打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所以周日打完工总是吵吵着跟我们回去下棋吃饭。朱君虽是个瘦子，却是大胃王，他自称自己是“抽水马桶”，每次吃饭，他最后总把所有盘子里的残羹剩饭“呼噜呼噜”统统送进肚中。他是话痨，挺搞笑，但他自己不笑。有一回吃饭时他说他之前不久在新宿遇到他的前未婚妻，她告诉朱君自己正在读大学， 朱君其实从他妹妹那里知道前未婚妻在中野那里读一家服装专门学校，但他装傻充愣，连说恭喜恭喜，又漫不经心地问：是不是中野大学啊（中野那里没有大学）？ 朱君一直给他妈妈写信，但不给他爸爸写。他爸爸很早便支內在外地工作，他对他爸爸很疏离，有时竟然称之为“戆逼样子”。他给他妈妈写信都是长篇大论，将信封撑得鼓鼓囊囊需要额外加贴邮票的那种，我们问他何来那么多的废话，他一本正经地说信中全是探讨人生寻找革命真理的思想汇报，绝无半句废话。我们笑说难怪他妈妈被他蒙蔽，说他像坚贞不屈的许云峰，其实他就是伪装进步青年的特务郑克昌。 朱君成为黑户口后给自己定下目标，说是挣满一千万日圆后就想法去美国或者回上海。他平日在其他地方打工，周日与我们一起打工，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忽然不再见他身影，打电话去他家，也一直无人接。后来辗转听说他被入管局捉住强制送回国去了。 92年左右我回上海探亲时，一同在东京的另一个朋友C君也在上海，他告诉我在上海联系到了朱君，朱君要大家碰碰头。我们便一起去吃饭，朱君将我们带到他最早的女朋友开的家庭饭馆里吃了五百元。问起近况，朱君递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盛田日资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之类的头衔，他说是一家做鞋的公司。又告诉我们他已经结婚，有了儿子，原来淮海路的旧居拆迁，在浦东分了房子等等。我们问他当初在日本忽然人间蒸发的缘由，他说是有一次他正在新宿某电话亭用假卡打国际电话时候刚巧被经过的警察撞见，结果就“身陷囹圄”，提前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活。 上海一别之后未再见过朱君。不料数年之后在温哥华家中玩军棋时，忽然“啵”一声，电脑一角的对话框里竟又冒出了当年的“朱排长”。彼此都觉格外亲切。朱君是从C君那里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彼此又说了近况。他在徐家汇买了房子，四室两厅，书房是榻榻米的和式装修。当初80万元购进，那时已经价值400多万元。他用视频给我展示他的房间。他之后又打听移民加拿大的事情，说是想给他儿子安排一下，我说你儿子才几岁呀，犯得着那么早操那份心吗？他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国内大家都那样云云。那次联系上后，彼此留了雅虎的联系方式，然而之后并未再联系过，雅虎帐号也都忘了。匆匆这些年过去，上海房产暴涨，当年400万的徐家汇房产想必又翻了几番，朱君儿子算来也该二十好几，应该无需再让朱君操心起跑问题了吧？但当年那个“共产党人决不投降”的朱排长的勇撞地雷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在眼前闪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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