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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香港10月31日電／上海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周天柱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表專文《試論兩岸的制度之爭人才之爭》，作者指出，兩岸制度之爭與人才之爭是長期、持續，有時是很激烈的，正朝着對大陸有利方向發展而不可逆轉。大陸主動提出制度之爭是有勇氣、有膽識、有擔當的表現。一個制度僅靠美好的理論和價值觀是無法生存的。它必須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能夠解決面臨的問題。雖然台灣心理上仍以自己是西方民主制度而自視甚高，但兩岸制度對比的平衡早已開始向大陸傾斜。文章內容如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自此起始的兩岸關係至今已有近70年的歷史。

　　7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間，而若論及70年間的兩岸之爭，則經歷了兩大競爭：硬實力之爭及軟實力之爭。

　　一、兩岸之爭的來歷及演變

　　1、硬實力之爭

　　所謂硬實力之爭，實質就是兩岸綜合經濟實力比對。具體時間段約在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第一個10年。

　　1987年11月，台灣當局有限度開放大陸老兵回家鄉探親，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大陸老兵為能活着回家而慶幸，但目睹大陸種種落後的現狀後卻連連搖頭。台媒就此四處散佈悲觀情緒：大陸遠遠落後於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大大降低了大陸對台灣的吸引力。把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比喻為“窮小子”追求“富家女”——“富家女”怎會看得上“窮小子”？！

　　具體比對兩岸綜合經濟實力，以GDP來衡量，上世紀80年代，2000多萬人口的台灣GDP竟占到10億人口大陸的65%。到了1990年，台灣的經濟體量仍相當於大陸的43.8%。此後，台灣GDP／大陸GDP的數據便快速下降。2016年，台灣GDP僅相當於大陸的4.5%。在中國所有省份中，台灣的經濟總量已跌到第6名。未來兩三年內，大陸還將有4、5個省份的GDP超越台灣。

　　兩岸GDP比拼，大陸進步神速，台灣則停滯不前。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序上升為全球第二。兩岸硬實力之爭的此消彼長，使兩岸之爭發生質的轉變，從而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2、軟實力之爭

　　以往兩岸硬實力的巨大差距，曾被綠營用來大做文章，似乎成了兩岸無法統一的最根本理由。而台灣的硬實力被大陸迎頭趕超後，兩岸軟實力之爭就被引入新的競爭領域。時間段可設為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上台完全執政之時，並延續至今。而硬實力之爭逐漸轉變為軟實力之爭，中間還有一段過渡時期。

　　說及軟實力之爭，制度之爭與人力之爭無疑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兩大競爭。對於制度之爭，“台獨之父”李登輝有“獨到見解”。1996年他在就職演講中認為，“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雖然李只是點出“制度之爭”，並沒有論述孰優孰劣，但是主動拋出“制度之爭”，充分反映當時台灣的自信。曾幾何時，台灣不再談“制度之爭”，寧重建圍牆鐵幕，反倒是大陸國台辦主動提出“兩岸開始進入制度和人才之爭”，展現大陸對於這個過去被外界認為是最敏感問題的自信，願意與國民黨、民進黨一起比一比，看誰更愛台灣，看誰能讓老百姓有更多元的選擇、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二、兩岸制度之爭孰優孰劣

　　1、兩岸應彼此尊重對方的制度選擇

　　歷數當今全球的大小國家與地區，主要實行的是兩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始終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制度。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中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結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其核心意涵更為清晰。而反觀台灣地區，自1949年蔣介石退居台灣後，一直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其實質是模彷西方，尤其是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眾所周知，社會制度的選擇與堅持，是該國家或地區的執政黨所認同並推行的重大的政治綱領與政治立場，而更重要的是，其必須獲得該國家或地區人民的支持與擁護。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儘管大陸與台灣人民選擇並堅持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但習近平一直強調，大陸“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這種尊重決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更重要的是具體落實在行動上。大陸官方從不在任何時候，採取任何方式，對台灣社會制度橫加指責、干預、歪曲、攻擊。但與此相反，台灣綠營及媒體，一直以來對大陸社會竭盡所能妖魔化、污名化，甚至以造謠生非為能事。為此早在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就指出，“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與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與追求”。2018年7月13日，習近平在會見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率領的台灣各界人士參訪團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樣，大陸同胞歷經長期努力、不懈奮鬥，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兩岸同胞要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增進理解認同，實現心靈契合”。

　　習近平的這兩段講話相隔近4年，從希望台灣同胞“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與追求”，到“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言語之間充滿了對大陸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豪，洋溢着對信奉制度自信的必要與首肯。與此同時也強調，尊重，必須相向而行，我尊重你，你也應該尊重我，不可逆向而行。所有的尊重須建立在平等、對等的基礎上，否則的話是不能長久的。只有彼此尊重，才能建立雙方互信，才能坐下來談，什麼都可談。

　　大陸完全理解，並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這包涵了多重涵義：一是既然台灣同胞選擇了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認同彼岸的制度模式，明確表明不會干預，也無須干預。二是清楚宣示，一旦兩岸統一，台灣版的“一國兩制”一定會更為寬鬆。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統一前存在，統一後完全可以保留，繼續存在。

　　2、大陸社會制度重在解決人民的基本所求

　　長期以來，按照西方的政治理論，人類社會當今任何社會制度的核心話語，必須堅持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據此台灣島內反統人士對大陸社會制度橫加指責，而這種無端指責的最大弊端，在於將所謂的普世價值，簡單等同於僅僅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而故意忽略或拋棄、掩蓋了還有更重要的價值，如生存、發展、安全、穩定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論最大的差別，在於面對內涵極其豐富的人類普世價值，不是簡單“要不要”的問題，也不可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而在於有必要分清輕重緩急，分階段分層次逐步予以實施。針對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基礎上，必須先全力以赴解決生存、發展、安全、穩定、溫飽等頭等大事。

　　美國着名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類的心理需求劃分為不同層次，一個社會的需求同樣也有不同層次。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有三項基本目標必須優先保證，這是三項決不可忽視的普世價值：外部不受侵犯，國家安全有保障；社會內部穩定和諧；人民溫飽，無生存的後顧之憂。若這三項普世價值無法實現，那其他的任何價值肯定落空。只有這三項價值逐步實現，才有可能傾心追求另一些更高等級、更高層次的目標。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在安全、穩定、溫飽、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得到全球公認，當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相比。社會學家認為這些豐碩成果的取得，主要是40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一直保持相當可觀的發展速率。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為何能持續增長，外界可說是眾說紛紜，從而無法得出統一答案。其實要解答這個問題也不難，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經濟奇蹟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創造的，說得再明白一點，現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是確保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制度載體。

　　放眼世界，採用其他制度載體，條件比中國好的國家的表現，都不如中國大陸。再換一個角度，在同等條件下，中國大陸現行的社會體制，與當今熱門的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相比，對解決安全、溫飽、發展等複雜問題，有着全黨高度智慧、全民共同努力、集中力量可辦大事的優勢，有着看得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加成效應，可少走彎路，少付學費，大大減少時間、人力成本，使得本國人民有着滿滿獲得感、幸福感。

　　針對兩岸“制度之爭”，前不久國台辦提出的標準是“能夠讓民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夠給民眾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多年以來，台灣在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一直有個想當然的認知：民主政治具有不容挑戰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但這樣的理所當然，就今日具體實踐的結果來看，並沒有那麼輕鬆、順暢。相較於大陸政治體制所展現的高效率，台灣所謂民主制度的無效率，早已拖慢乃至於拖垮了島內經濟的發展。無論哪個政黨執政，經濟停滯不前，甚至下滑，拿什麼來改善、提升民眾生活？對此近日台灣民意基金會的一項民調很能說明問題，台灣成年人有49%對大陸有好感，比去年增加4.4%，好感比例首次高於反感。

　　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了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述為：從國家層面看，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社會層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從公民個人層面看，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此核心價值觀包容了普世價值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並更為全面、系統、深化。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在核心價值觀方面已取得突破性進展，當然仍需繼續努力，砥礪前行。

　　三、兩岸人才之爭大相徑庭

　　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當然更離不開青年人才。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2014年3月，台灣突然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從表面看似乎是傾向“台獨”的島內青年，對兩岸經貿往來、經濟合作的一種抵制，乃至反抗，其實質是由民進黨背後策劃、縱容、指揮其青年近衛軍，全力封殺兩岸交流，力圖阻斷大陸對台灣的感召力與影響力。

　　可現實的發展恰恰與“台獨”勢力的夢想相反。歷經4年多的風雲變幻，“大陸熱”在島內不但沒有消沉，反而越來越熱。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台灣青年赴大陸求學人數猛增。僅以台灣最有名的建國中學、師大附中、北一女中等為例，以往報考大陸名校的只有區區幾十名，今年報考人數突增3－4倍。2月28日大陸頒佈史上最接地氣的惠台31條措施後，連不少“太陽花學運”積極參與者，也四處申請到大陸高校讀研讀博。二是台灣青年赴大陸工作的人數猛增。2017年年底《聯合報》的民調顯示，30歲以下的島內年輕人西進大陸意願由2016年的30%，增加為53%；而今年3月《遠見》雜誌的民調披露，18至29歲的青年願到大陸發展的比例更是高達59.6%。

　　1、台青西進大陸的基本因素

　　青年曆來是社會所有群體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闖勁，最希望改變自身地位的人群。台灣青年西進大陸有多重因素，但基本因素主要體現在：一是民進黨當局始終堅持“去中國化”政治立場，兩岸關係不好，台灣經濟不會好，這是島內青年最大共識。這些年大陸經濟穩定增長，比歐美等地區靚麗。二是台灣陷於兩黨政治惡鬥，社會撕裂，經濟停滯，留在島內機會少，前途無望。三是大陸市場大，發展快，各種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常會冒出許多頗有潛力的機遇。四是今年以來大陸惠台措施越來越多，給台灣青年創造了更多機會，磁吸效應遞增。五是先幾年登陸台青紮根大陸，業績可嘉，現身說法激勵欲西進者躍躍欲試。六是台灣當局爭奪本島青年措施無力，仍將大陸優惠舉措歸屬於以往的“統戰陰謀”等政治說教，令台青生厭、牴觸。

　　2、加乘效應使量變蛻化為質變

　　在兩岸人才之爭中，台灣當局的所作所為最敗筆的至少有兩點：

　　（一）在現今世界除極個別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與地區將中國視為世界市場，不可或缺。而出於“仇中”“反中”的政治目的，民進黨卻將中國大陸列為最大“敵手”。上台執政2年多，竟使兩岸關係急劇倒退。而這2年多大陸綜合實力加快崛起。

　　（二）今年大陸的惠台31條，以及隨後大陸各地自定的各種優惠舉措，除了延續以往的政策外，有許多是針對島內民眾個人量身定製的創舉，涵蓋金融、文化、教育等領域，很得台灣民心。賴清德卻將此視為大陸想併吞台灣，叫喊不能被欺負着玩，並提出“壯大台灣”8條政策予以反制。島內高達近七成民眾認為這根本無法阻擋台灣人才或資本流向大陸。

　　兩岸相比，一方面大陸在不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穩中向好，對台灣的吸引力越來越強；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卻聯合美日反華勢力，加快“去中國化”步伐。復甦無望的台灣經濟，使得島內社會陷入中產階級與貧窮階級聯合對抗政治權貴的泥淖。

　　如此兩相對照，大陸的加乘效應必然持續發酵，便使得人才爭奪越趨激烈。日積月累的量變勢必逐漸蛻化為不可抗拒的質變。其結果正如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所做的人力資源預測：到2021年，台灣人才缺口將成為全球最嚴重的地區，為負一點五。

　　四、展望與思考

　　綜上所述，兩岸制度之爭與人才之爭是長期、持續，有時是很激烈的，正朝着對大陸有利方向發展而不可逆轉。

　　大陸主動提出制度之爭是有勇氣、有膽識、有擔當的表現。一個制度僅靠美好的理論和價值觀是無法生存的。它必須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能夠解決面臨的問題。兩項之爭的結局，蔡英文的命運難保不會是陳水扁的翻版：執政末期人人共憤，並在全台灣的唾棄聲中黯然離開。但有所不同的是，一起被唾棄的還有可能是台灣的制度。雖然台灣心理上仍以自己是西方民主制度而自視甚高，但兩岸制度對比的平衡早已開始向大陸傾斜。通過“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誰更愛台灣”的比賽，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慢慢覺醒，大陸的發展進步，對台灣來說是機遇，不是挑戰，更不是威脅，進而能夠跟大陸同胞一道，共同去推進兩岸的交流合作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如今大陸提出了制度競爭，也顯示出兩岸交往逐漸進入了“深水區”。畢竟，兩岸融合不能永遠停留在“只經不政”或者“重經輕政”的淺階段。既然大陸追求的是“心靈契合”的高品質統一，那麼讓台灣民眾理解大陸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社會制度，也是重要的一環。如果離開了實實在在的“乾貨”，空喊什麼“愛台灣”，或者標榜所謂的普世價值，根本是無濟於事的，即便能騙得過一時，也不可能長久。

　　總而言之，制度的正確與否，無需嘴炮、口仗，也無需過多的筆墨去描述、爭辯，只需用真實的經濟數據和人民的切身感受，即可佐證、印實。人才之爭，僅靠優惠措施還不夠。人才流向是經濟狀況的晴雨表、風向標。若經濟持續向好，並配置積極的引才政策，自然表現為正流入；反之，則必然是負流出。而人才之爭的歷程，有必要用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實例，不斷地加以講述、宣導與傳播。作者指出，兩岸制度之爭與人才之爭是長期、持續，有時是很激烈的，正朝着對大陸有利方向發展而不可逆轉。大陸主動提出制度之爭是有勇氣、有膽識、有擔當的表現。一個制度僅靠美好的理論和價值觀是無法生存的。它必須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能夠解決面臨的問題。雖然台灣心理上仍以自己是西方民主制度而自視甚高，但兩岸制度對比的平衡早已開始向大陸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