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是人民逼着共产党做神仙

若共产党做不到起死回生 便是罪大恶极

——往事不堪回首：记新冠疫情大爆发初期的武汉“医疗挤兑”堰塞湖

参考新冠抗疫新加坡模式，中国的医疗制度和人民的就医心理和习惯都有大量可以检讨之处。

据外媒分析，武汉初期的新冠感染者中，至少有41%的新增病例是在出现发热症状后，连同家属一起，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三甲医院里交叉感染所导致的。

武汉这次在收治发热门诊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利用分级医疗系统的作用。其实，中国大城市的地段医院可以起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家庭医生诊所的作用。可惜，这次武汉在初期没有利用好。

另外，中国民众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喜欢往大医院跑的心理和习惯也有可检讨之处。其实，医院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病菌病毒的危险场所。若不是有严重的病症，一般来说，还是离医院越远越好。能不去医院，尽量别去医院。中国有些轻症病人，不但喜欢没事就跑医院，而且一进医院就非得磨着医生给他打点滴，好像很享受在医院里提着输液袋到处闲逛的那种“闲情逸致”，这种现象，简直让人看不懂。民众的医疗心理和习惯需要好好引导，争取改变一些不良习惯。

一般的伤风、感冒、咳嗽、发烧等，上地段医院就诊就可以了，不必冒被其他不明病毒感染的风险而去跑三甲大医院。

中国私家医院的规模不宜做大。小规模的私家诊所，作为一种补充，配合公立地段医院做到消灭所有医疗盲点地区就可以了。而大规模的私立医院，就意味着大规模地赚病家的钱。这种赢利导向，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医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应该有一定的法规，把私立医院的规模和数量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等这次2019新冠病毒疫情过去之后，希望中国各有关部门，对于整个事件，做出各方面的回顾和检讨工作，以进一步提高未来抗击突发疫情的应对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医疗系统治病救人，一切都向着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方向而努力奋斗。

金银潭院长：疫情初期太痛苦 患者插管 插一个没一个

京港台：2020-3-9 13:11| 来源：健康报 

　　1月26日，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成员与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进行工作交接。黎云摄

　　3月2日，金银潭医院负压病房内，医生在为一名危重症患者吸痰。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供图

　　2月29日，一名医务人员推着垃圾桶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住院楼前走过。首席记者刘志勇摄

　　现在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似乎一切都已归于平静。走在院区静谧的树林里，不时能听到几声清脆的鸟叫，让人几乎忘记这里曾是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希望与绝望交织，生存与死亡较量。

　　但胜利还未真正来临。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从两栋病房楼里进进出出，提示着人们这里还收治着数百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一路之隔的东西湖方舱医院，广场上停满了医学救援车辆。这里，仍是疫情地图上的“红区”。

　　★一种奇怪的疾病★

　　2019年年底，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七楼ICU病房收治了一批“奇怪的病人”。

很多患者躺在病床上，急促地大口呼吸，鼻翼不停地扇动。自从住进金银潭医院，医生每次给他们看病都包裹着严严实实的防护服，只露出护目镜下的两只眼睛。很快有人想起了17年前的非典，无声的紧张和恐惧充斥了整间病房。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让我回家吧。”有人焦躁地拉住医生的手，再三要求出院。这些“奇怪的病人”都是从多家医院转来的重症肺炎患者，他们在武汉的流感季里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可医生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们的致病原因。CT显示，很多人的肺部已经出现大片白区。

　　12月31日，2019年的最后一天，不断有救护车呼啸着驶入金银潭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还在不断地将“奇怪的病人”转运到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

　　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在和湖北省、武汉市对接后，他们赶到金银潭医院和华南海鲜城实地走访。进入金银潭医院ICU病区，在仔细查看了患者的临床表现后，专家的结论是：这是一种典型的病毒性肺炎。

　　国家第一批专家组成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曹彬总结了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的典型特征：普遍起病较急，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低，肺部出现特异性影像学改变，双肺弥漫磨玻璃样阴影，危重患者的双肺已经发展成“白肺”。

　　31日当晚，武汉市卫生健康委10楼的一间会议室几乎彻夜灯火通明，专家组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派驻武汉市工作组汇报临床观察意见。这次“跨年会议”明确了一个最为紧要的任务，针对这种新发疾病制订一个诊疗方案。2020年第一天，国家专家组与武汉当地专家再次聚集，由曹彬执笔，起草第一版诊疗方案。面对一种未知的疾病，不少人情绪比较激动，不停有人接打电话。曹彬让大家不要乱，先集中精力把诊疗方案拿出来。1月3日凌晨，《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最终定稿，由专家组交由武汉市发布。

　　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在1月6日。这天，武汉下着小雨，很冷。“我们迫切地想要了解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和疾病规律，只有在科学的指导下，才能更有效地救治患者。”在ICU病房外，曹彬和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ICU主任吴文娟，与患者家属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想说服患者家属同意对逝者尸体进行解剖，但是没有成功。

　　★寻找病毒的蛛丝马迹★

　　2019年12月27日晚，黄朝林接到一个武汉同济医院打来的电话，请求将一名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至金银潭医院。对方在电话中说，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已在病例样本中检测出冠状病毒RNA，但该结论并未在检测报告中正式提及。

　　凭借职业敏感，正在与黄朝林讨论工作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立即拨通了北京地坛医院专家的电话，得到的建议是接收患者，展开调查和研究。张定宇当晚就找到了这家第三方检测公司，通过沟通协调，由对方将相关基因检测数据发送给医院合作单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比对的结果提示，这是一种蝙蝠样SARS冠状病毒。

　　两天后，湖北省疾控中心电话通知黄朝林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对7名“怪病”患者进行会诊。一一看完患者后，黄朝林说，这些患者可能有传染性，收治在综合医院存在安全隐患。随后，黄朝林通过电话向张定宇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做了汇报，调来了负压救护车，将患者全部转运至金银潭医院南七楼重症病区。这次转运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

　　“我们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工作经验让我们有很强的职业警惕性。”张定宇说，所有患者的转运均通过负压救护车完成，所有参与转运患者的工作人员都采取了严格防护措施。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也拿到了一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样本检测报告，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直接给出了SARS冠状病毒阳性的检测结果；该院医生李文亮将这一消息发到了微信群，引起了公众注意。

　　同一天，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到金银潭医院了解患者情况。武汉市疾控中心向张定宇反馈，这7名患者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提示，所有已知病原微生物均为阴性。得知这个结果后，张定宇对下一步的工作有底了。当晚，金银潭医院采集了这7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标本，并将每名患者的样本分为4份，2份分别提供给疾控部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2份冻存以备后续研究。这些样本为确定病原提供了重要基础。

　　2020年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军事医学科学院4家科研单位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

　　经过紧急科研攻关，专家评估判定新冠病毒为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体，疫情真凶开始露出真容。1月10日，紧急研发的PCR核酸检测试剂运抵武汉，用于现有患者的检测确诊。又过了两天，这种疾病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到了1月中旬，金银潭医院已经收治1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有14张床位的ICU病区无法满足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前来支援的专家告诉张定宇，后续可能会有更多重症患者转来，要做好增设临时ICU的准备。

　　★副院长住进病房★

　　新冠肺炎患者越收越多，很快占据了金银潭医院的全部病房。

　　病情重，是新冠肺炎给黄朝林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初期，从武汉协和医院转来的3名患者都戴着呼吸机。当时，他对这个疾病还一无所知，病原不清楚，感染途径不清楚。转运完第一批患者，黄朝林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每天，他基本都在南七楼病房，观察和救治患者是他最重要的工作。病原不明，无药可用，除了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医生们尝试了多种抗病毒药物。

　　进展快，是新冠肺炎的另一个凶险之处。黄朝林参加了很多危重患者的抢救和病例讨论。“第一个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患者印象太深了，我们用了常规支持治疗、对症治疗，几乎没有效果。患者病情持续恶化，血滤机、呼吸机都上了，血氧饱和度还是往下掉。”这名患者的抢救，让黄朝林和专家组从夜里一直忙到凌晨。脱下穿了五六个小时的防护服，黄朝林几近虚脱。面对一种新发传染病，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奈。

　　1月10日晚，金银潭医院又转来6名危重患者。落实完患者的安置和抢救措施后，黄朝林脱下憋气的防护服，准备从病区回办公室。路上，黄朝林刚摘下已经把脸勒疼的N95口罩，两名患者家属就突然跑到他面前，扑通跪倒在地，恳求医生全力抢救母亲的生命，他赶紧上前将两人扶起。黄朝林向他们解释抢救的过程，这两人一直紧紧拉着他的手。3天后，这两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一周后，黄朝林也发病了。1月22日，他拿到了自己的核酸检测阳性结果，肺部CT检查也显示双肺都出现了典型的磨玻璃样阴影。

　　黄朝林再次来到病房时，身份已经变成患者，血氧饱和度不到93%，属于重症。病情进展很快，黄朝林的肺损伤越来越严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一阵阵剧烈的咳嗽有时让他“感觉肺都要咳出来了”。

　　住院后，黄朝林很快在克力芝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服药后，腹泻、呕吐等严重不良反应接踵而来。在病房里，黄朝林听其他医生说，此前ECMO救治的那名患者在坚持了近20天后还是去世了。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可能也会一步步滑向危重，直至上呼吸机、上ECMO。黄朝林，感到了恐惧。

　　所幸，在病情加重大概持续10天后，黄朝林的状态稳住了。最终，他战胜了新冠肺炎，并于3月2日重新回到了抗疫一线。

　　★看不见的“堰塞湖”★

　　1月20日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高级别专家组记者会，组长钟南山等专家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同一天，武汉市公布61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宣布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汉口医院作为中心城区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3家定点医院共设置800张床位用于患者救治，其他市属医疗机构将随后腾出1200张床位收治患者。当日，武汉市公布的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58例。

　　金银潭医院之外，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得到确认后的一段时间，武汉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患者涌入各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这种被媒体称为“医疗挤兑”的现象，让武汉市的不少医院几近崩溃。

　　事实上，在人们对新冠肺炎逐渐积累越来越多认识的过程中，这种新发突发传染病已经在武汉市的部分地区悄无声息地快速传播，在社区侵袭了大量患者。

　　大年三十晚上，与一双远在广东的儿女通完电话，84岁的钟大爷突然感到寒颤发冷、全身乏力，他发烧了。第二天上午，老伴儿陪他到武昌医院就诊，发热门诊拥挤的景象让老两口始料未及。在这难捱的一天里，钟大爷见了医生、拍了CT，也第一次知道了武汉有传染病。因为没有得到核酸检测阳性的结果，他并没有被确诊，医生只能叮嘱他回家隔离，但每天要来医院输液。

　　为了减少奔波劳顿，钟大爷和老伴儿一度在发热门诊的走廊里打起了地铺。很快，钟大爷的老伴儿也病了。1月28日，两位老人拿到了核酸检测阳性结果，但辗转几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将他们收治入院。

　　进入一月下旬，武昌医院的景象几乎是武汉所有医疗机构的共同遭遇，与钟大爷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已难以准确统计。集中隔离跟不上，床位储备跟不上，大量确诊轻症患者、疑似患者被要求居家隔离，造成更多社区居民感染。随着核酸检测能力逐步到位，未能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越积越多，在武汉市内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堰塞湖”。

　　现有床位已经远远不足以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1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驻扎武汉，深入研究疫情，作出科学研判，围绕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的目标，不断做出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的重大部署和决策。

　　随后，火神山医院开建，雷神山医院开建，近50家医疗机构先后被纳入定点医院，仍然无法收治大量的确诊患者。征用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建设大型方舱医院，开设简易床位收治轻症患者。当武汉市的开放床位逐渐达到数万张的高位，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的目标才慢慢得以实现。

　　★向死而生的希望★

　　张定宇说，新冠肺炎来袭的最初一段时间，他并没有觉得紧张，有条不紊地应对。直到春节后，大量的重症患者转进金银潭医院，满满收治了84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让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刚开始的时候，（气管插管）插一个没一个，那种感觉太痛苦了。”医院收治患者的死亡率太高，一度让张定宇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当时觉得这种疾病真的太奇怪了。很多患者死亡前的临床表现只是重症，并没有滑到危重症，原本希望保留患者的自主呼吸，通过高流量给氧、无创呼吸机使患者逐渐好转；但病情突然急转直下，没能得到有创机械通气等支持性治疗就突然去世了，想拉都拉不回来。”

　　身边陆续有同事和家人感染新冠肺炎，让张定宇开始感到害怕。“我们不知道这个疾病会怎么发展，有人慢慢自愈了，也有人走着走着就没了，气管插管没用，上ECMO也没用。”

　　从大年夜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开始支援武汉，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上海医疗队，一支又一支医疗队赶至金银潭医院，这里成为举国关注的疫情风暴中心。

　　疫情发生后，国家科技部紧急启动了关于新冠肺炎的应急科研攻关，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陆续启动，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激素使用等在临床治疗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2月5日，中日友好医院王辰、曹彬团队在金银潭医院启动瑞德西韦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瑞德西韦是一种原本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在研药物，在此前国内相关科研单位进行抗病毒药物筛选过程中，展示出良好的体外活性，可在细胞水平上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复制，在人体应用方面也有一例个案报道。

　　“已经完成的13例死亡病例尸体解剖中，有12例在金银潭医院完成。”张定宇说，在这些病例中，有些并没有接受气管插管，这部分病例生前的症状表现没有发展到危重症，但病情快速进展至死亡。尸体解剖发现，患者的肺泡塌陷、肺泡结构被破坏，肺脏已基本被病毒摧毁，长期只有很少一部分肺单元在工作。

　　众多临床专家，在金银潭医院救治患者的同时展开了一个个科研项目，这些科研发现也在一步步指导着临床科学救治。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定宇说，在救治重症患者的过程中，金银潭医院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力量的支持，“全国医疗卫生系统是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的坚强后盾”。

　　2月21日，金银潭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3人，出院56人，出院人数超过入院人数，首次出现“床等人”。

　　“目前的状况比之前好很多。”3月3日，张定宇对记者说，“下一步，金银潭医院仍将着力开展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希望。”

新加坡凭啥成为全球抗疫典范?一份无人能抄的作业

京港台：2020-3-9 05:23| 来源：要问早知道

　　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新加坡“佛系抗疫”成为焦点。

　　转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吗？

　　答案是，不仅成功了，还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中国境外的抗疫“典范”。

　　截至3月5日，新加坡确诊新冠肺炎117例，治愈出院81例，治愈率高达68%。

　　2月1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赞扬新加坡，称其为榜样。他说：“新加坡不遗余力检测每一起类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们希望看到考虑周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加坡的也是。”

　　2月13日，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干脆把新加坡检测新冠肺炎的方法称为“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鼓励各国研究人员以新加坡作为基准。该研究表示，如果每个国家都具有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最终发现的确诊病例数，是目前的2.8倍。意思是，可以让漏诊减到最少。

　　该研究发布一周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然暴增。3月，仍有不少国家要么不检测，要么被检测能力不足或受试剂盒准确率低困扰，而新加坡默默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

　　新加坡就好像学生时代那种低调的学霸，周围人都看不懂他的做法，为他着急的有，不理解批评的也有，但最后他却得到了最多的鲜花和掌声。

　　事实证明，新加坡的作业是一份“动态管理”精细化管理的典范，它和中国大灾之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样是别人抄不来的作业。不过，新加坡的效率显然更高。

　　新加坡的做法说起来很普通，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检测能力，减少未知的恐慌。

　　第二，隔离期间，执法不打一丝折扣。

　　第三，不惜代价，尽一切努力维持医疗资源的平稳运行。

　　第四，以循证为基础，追踪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并且做到信息透明。

　　一定会有人说，新加坡人口是武汉的一半，面积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地处热带，当然容易控制住疫情。这当然是事实，但仔细研究新加坡的做法，就会发现这是一套以技术为依托，精细到极致的社会管理模式。

　　它体现的是新加坡的日常，这才是最难的。难怪当年邓小平要把新加坡作为中国学习的样本。

　　中国做得当然也很出色，但初期出现了大面积的医疗资源挤兑，不排除大量的交叉感染；欧洲多地无法追踪到初始病例；美国很多城市还没开始真正的检测，甚至在中国的自媒体上还出现了美国停止发布新增病例数的谣言……

　　因此，循证追踪、医疗资源、检测能力和法律规范，这些说起来本该是每一个国家本可以努力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未知的疾病到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或者只会“一刀切”。

　　疫情防控，首先必须解决检测。

　　目前全球普遍使用核酸PCR检测来确定新冠病毒携带者。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只有病毒发作，才会给出阳性结果，对很多无症状携带者准确率不高，更加无法检测曾经感染但已经自愈的人。

　　新加坡研究开发了全球首个新冠病毒血清检测法——因为只要曾经感染，病毒抗体会在血液中保留一段时间，并成功追踪了一起社区感染，在此前一直无法形成闭环的病例之间建立起联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病毒学家安德森说：“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在病毒溯源的背景下，使用血清来追踪接触者” 。

　　一个反例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在一个周末就暴增几百确诊病例，并在欧洲四面开花，甚至传播到南美。如果意大利能够使用血清检测方法追踪到超级传播者，甚至是“零号病人”，对接下来的全球抗疫都具有关键意义。

　　新加坡执法，在外人眼中严厉到有点不近人情。

　　目前，新加坡公共卫生预警系统仍然是“橙色”级别，并非最高级别。“橙色”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仍然可控。居民如果生病，应该居家休养，向社区医生寻求医疗建议。

　　新加坡2月18日开始实施居家隔离令（Stay-Home Notice），对象是在新加坡工作或读书的外国人，在过去14天内曾访问中国内地，必须强制在家隔离14天，违者将受到惩罚。

　　但就是有人违反，而且偏偏是一名中国籍男子。

　　在他居家隔离期间，移民局官员上门检查时发现他离开家，甚至想要坐飞机离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传染病法》，该男子被剥夺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且有可能面临10000新元（约5万人民币）的罚款，以及6个月监禁。

　　该名男子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行踪，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感染了其他人，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可以理解，但在新加坡，对不起。

　　新加坡的永居并不容易拿，要么是大企业家，要么是经过新加坡市场检验的高技术人才，要么是天赋异禀的创业投资者。身价、行业、营业额、居留时限……都有不低的门槛。

　　现在，就因为出了个门，很多年的准备就变成了一场空。

　　新加坡法律有人性化的一面，没症状不需要强制隔离，但狠起来，也是六亲不认，当然也不认你的钱和身份。

　　还记得当年，即使有美国总统求情，也必须接受鞭刑的两名美国青年吗？

　　医疗资源的极其高效的利用。

　　新加坡疫情防控，是以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开始的——

　　新加坡总理亲自拍视频，跟民众苦口婆心地强调新冠病毒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多洗手才是最应该做的卫生习惯，也不要哄抢物资……

　　李显龙的引导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但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些公共卫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级的世卫组织所推荐的做法来制定的。

　　以争议最严重的戴口罩为例，世卫组织至今也没有推荐人人戴口罩。这是因为：

　　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这样才能减少病毒在空气的传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础。

　　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应该做的。如果你没有养成时常清洁的习惯，那么当你接触到口罩的时候，一样会把病毒带到口罩上。

　　中国占了全世界一半的口罩产能，但这次疫情又偏偏爆发在中国。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境外也人人戴口罩，这个需求量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尤其像新加坡这种几乎没有口罩产能的国家，如果政府呼吁戴口罩，既会造成资源的极端紧缺，又会引发民众在街头排队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后反而让最需要口罩和防护设备的医护人员，没有了口罩。前线要是倒下了，还怎么救治病人？

　　实际上，这些在日韩都发生了。

　　但总有人担心，需要口罩，那怎么办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费向每户家庭发放4只口罩，然后2月初就上线了预约口罩的政府官网，并在官网解答大家对于口罩问题的疑惑。

　　新加坡政府并非强令民众不要戴口罩，而是教给人怎么戴：

　　如果你咳嗽和打喷嚏，带普通医用口罩；

　　N95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普通人不要戴；

　　健康人不需要带口罩；

　　保持个人卫生和常洗手，这些都优于戴口罩。

　　政府的努力，显然是为了保证一线医疗人员有充足的防护物资。因为当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国境外最严重的地区，而且一样集中在医院内部感染。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最早从“SARS化”去认识新冠疫情的国家。

　　维持医疗资源的正常运转，还包括精妙的分诊制。

　　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从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卫生部激活了超过800间发热门诊诊所，专门为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提供治疗，并且统一价格为10新元，老人则是5新元。而同期的武汉，仅有61间医院设有发热门诊，武汉庞大的社区诊所没能起到应有作用。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到发热门诊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

　　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

　　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

　　最后一点，追踪每一个病例，并及时发布。

　　这是每一个政府在疫情当前最应该做到的事情，也是世卫组织最赞赏新加坡的地方。当然，这一点中国的广东、浙江等地借用大数据也做得相当不错。

　　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岁的武汉游客。

　　1月27日，新加坡卫生部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Leave of Absence），强制要求雇主对从中国来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由政府给予企业补贴。

　　随后确诊数开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现首起本地病例。这个本地患者是中国保健产品商店永泰行的员工。而这间商店的员工及其家人都被一个中国旅行团中的病人感染。因此，这里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这些信息，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挖掘和整理，因为在新加坡政府的官网上，可以轻松地查到已经确诊病例的基本身份信息，和他们确诊之前的行踪。

　　当地媒体例如海峡时报，也可以利用公开的资料，制作出一些可视化的图表或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

　　（海峡时报根据公开的信息制作的传播地图）

　　正因为完全公开的信息，当新加坡君悦酒店因为一场1月份的会议而成为第二个爆发点时，英国政府马上就能确认，一起本地病例来源于此，因为该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参加过这场会议。

　　正因为新加坡目前对病例流行病学史的密切追踪，政府和民众都清楚，主要病例来源是哪儿，隔离之前的活动路线，哪里是集中爆发点……

　　也就是说，只要像新加坡这样，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掌握了新冠病毒的集中爆发点，就能明显地降低感染概率。

　　相比病毒，未知的恐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而尽全力的追踪和及时、全面的信息披露，就是解决恐慌情绪的最好办法。

　　回望这一个多月，新加坡的确因为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争中取得了先天优势。但同时防疫过程中的及时、透明、系统化，也给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正疯狂扩散的地区非常大的启发。

　　新加坡的防疫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政府公布的信号自行判断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井然有序，避免了无谓的恐慌。

　　新加坡防疫，既有中国人熟悉的狠劲，也有十足的精细。中国因为发展程度不到学不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学不来。

　　更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显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它的一套做法，正是来源对17年前SARS疫情的复盘。

　　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第一例确诊患者就是“超级传播者”，将疾病传染给了20多个人。新加坡在抗击“非典”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是，当年的新加坡政府反应又快又狠，被中国媒体称为“铁腕治SARS”。新加坡卫生部出台了六条“防线”，包括将疫情控制在一间医院内、专车接送病人、家庭隔离和边境控制等。

　　最终，新加坡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还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

　　疫情将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实的复盘，能够真正发现问题，听取批评意见，判断措施是过头了还是做得不够。

　　因此，对疫情的复盘，不应该漏掉新加坡的珍贵经验：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用“一刀切”冻结社会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