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大庸一中高十四班應屆畢業生，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國一片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從1966年開始大學停止招生，十一年後的1977年才恢復高考。因此66屆、67屆、68屆三屆的高中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不能招工。於是一心一意投入文化大革命，成了文革的主力軍，大大小小几十個造反派組織又分別集中到兩大陣營。一個是“紅革籌”，一個是“聯總”。各自都宣稱對方是以劉少奇為首的反革命派，而自己才是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革命派。各派之間因觀點不同，在大辯論中矛盾逐漸升級而發生武鬥，先是棍棒，後是配備槍支。子彈不認人，1967年的幾場戰鬥中，雙方打死了不少人。後在解放軍第四十七軍的干預下，武鬥才得以平息。為此，還犧牲了好幾位解放軍戰士。

1968年學校恢復上課，即所謂的“複課鬧革命”。然而，在經過幾年的打打殺殺後，大家的心早已野了。老師無心教，學生無心學，課堂上吵吵鬧鬧，話題還是文革的內容。既然高考未恢復、升學不可能、招工不存在那就只剩下一條路，下鄉當農民。在動員學習班上，認真學習有關文件，使我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外的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一直把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寄托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也就是說寄托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身上。為了徹底粉碎他們的狼子野心，我們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自己；二是堅定不移的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使自己脫胎換骨，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於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所有的老三屆和後來每屆的畢業生紛紛奔赴農村插隊落戶。後來才清楚，因為文革的動亂，中國的一切都已癱瘓，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畢業就是失業，而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當時縣裡設有知青辦，負責知青上山下鄉事宜。下鄉的方式是有親的投親，有友的靠友，無親無友的再由知青辦統一安排。1968年十月二日，我與胡津生、劉志蘭、王席春一行四人由班主任老師吳可龍帶隊，採用統一安排的方式，來到沅古坪區政府，住在區政府招待所。恰巧當晚有位區幹部舉行婚禮，邀請我們參加。婚禮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大家起鬨要兩位新人玩各種條件。新娘還唱了一首歌，這首歌就是耳熟能詳百聽不厭的陝北民歌《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當唱到“一杆杆紅旗一杆桿槍”時，大家哄堂大笑，此時氣氛達到高潮。婚禮上的喜糖是餅乾，誰知半夜一個個腹瀉不止，一直到天亮，不斷上廁所。因為是木房子，所以你來我往只聽到樓梯響。第二天大家面面相視，忍不住想笑。那時的物資十分匱乏，買什麼都憑票。我想那些餅乾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細菌早已飽和，不屙稀才怪哩！

因要去的公社和大隊還未最後落實，我和胡津生趁此空檔去拜訪了附近也是老三屆知青的同學。沅古坪自古就重視教育，所以文化普及很高。算一下同屆的同學人數，就足以證明這點。僅沅古坪公社同屆的就有李亞雄、龔湘雄、李興濃、龔夢雄、龔竹林、李鄂華、李西州。紅土坪公社有金克劍、李松鄂。而其他公社也不少。我倆非常想落戶到這些同學所在的生產隊，但區領導不同意。當晚在區里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概上午九、十點鐘，只聽外面鑼鼓喧天，人聲嘈雜，出來一看只見十多個少男少女打着紅旗，敲着鑼鼓在大隊幹部龔建業的帶隊下來區里接我們來了。他們是沅古坪公社紅星大隊毛澤東思想業餘文藝宣傳隊。縣城過來的公路只到沅古坪打止，再往前就是小路。一路上，宣傳隊的年輕人十分熱情，執意要給我們背行囊，並一路嘰嘰喳喳地介紹情況。其中有一對小夫妻，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男的叫孟生，淳樸而厚道；女的叫九妹，漂亮而大方。一路上她最活躍，笑聲最多，話也最多，原來她是宣傳隊的一號女主角，並扮演《沙家浜》裡的女主角阿慶嫂。到了紅星大隊後，我和胡津生分到紅旗生產隊，劉志蘭和王席春分到紅崗生產隊。不久後，王席春與他的同班同學歐秀生結婚，歐秀生是趙家大隊人，當然她就去了趙家。

我與胡津生在紅旗生產隊的住處很寬敞，是一棟木房子的西頭廂房，兩間加一個小雜物間。房子的主人成分不好，是地主，叫尹如海，六十多歲。上有老母，八十多歲。下有四個兒女。老大尹佩如，老二佩凡，老三佩彬，女兒已出嫁。三兄弟年齡與我爭上下，他們都挺聰明，木匠，篾匠都在行。老大佩如還能拉上一手好二胡。雖出身不好，也破例成為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成員。他們一家住正屋，西廂房土改後分給一個瓦匠，他孤身一人，死後房子空着，正好我們住。為了圖個好印象，我們要求參加下午的勞動，借了兩把鋤頭就出工了。工夫很簡單，就是用鋤頭腦將剛犁出來的大土塊打碎。澧水河兩岸的坪區，像這類打土塊的農活是不存在的。因為坪區屬沙質土壤，犁翻轉出來的土塊一倒下就自行碎了。而沅古坪的土屬大山土，像瓦泥一樣糯，怎麼使勁打也打不碎，這無疑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真是剛學剃頭就遇到一個絡腮鬍。汗如雨下，雙臂酸痛，但也只能咬着牙，使出吃奶的氣力堅持着。可能是使勁過大，振動強烈，我感覺胸腔的肺部很痛，好不容易捱到收工，被暫時安排到孟生的家裡吃晚飯。只見孟生的奶奶正在昏暗的火坑邊用湯罐煮飯。她善良而熱情，邊弄晚飯邊問長問短，由於是第一次接觸沅古坪的鄉音方言，有一半聽不懂。一身的疲憊加上一身的臭汗，以及衣服上白花花的汗漬，只想馬上洗個熱水澡。不知湯罐什麼時候才能空出來燒洗澡水，而一家幾口人輪流燒水，要到什麼時候才會輪到我倆。無奈，我倆決定到溝里洗冷水澡。豈料，十月的山水冰冷，瑟縮着雖然洗完澡，卻不能解乏。此時天已黑定，晚飯也已弄好。好幾個吃飯的人，只那麼一點飯，早已飢腸轆轆的我也不敢多吃，幾乎連半飽也不到。剛放碗，外面哨聲響起，孟生說：“這是隊上開會的哨聲”。多想躺下睡一覺呀！

生產隊的會議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是走出校門進入社會的第一個會議，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原來是鬥爭四類分子（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被鬥爭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年齡大概在八十多歲的老婦人，她是我們房東的母親，其死去的丈夫是解放前治坪鄉的文書，（沅古坪解放前屬沅陵縣的治坪鄉），據說以前家裡有槍；另一個是三十多歲，身體很壯實的李桃生。1949年剛解放時他才十五六歲，罪名是他在偽鄉政府搬過槍，他倆在鬥爭中一口咬定，槍在解放時的土改反霸運動中早已上交給農會了。由於時間久遠，誰也記不清，誰也不敢作證。於是群情激憤，高呼口號：“打到地富反壞！敵人不老實就讓他滅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本來白天打土塊我已累得不行，全身疼痛，像散了架似的，加之睡意襲擾，頭像雞啄米一樣無法控制。而胡津生上學時一直是班幹部，覺悟比我高。他不斷地碰我，提醒我千萬別打瞌睡，這是階級立場問題。我深感慚愧，我想他同樣很累，他卻能帶頭呼口號。兩個挨斗者一直頑固的拒不承認有槍，老羞成怒的貧下中農將他倆的手反綁在背後，分別扯上房梁。只見兩腳懸空，像打鞦韆一樣，此後任憑反覆不斷的吊起和放下，任憑棍子不斷的抽打，慘叫聲不絕於耳，但還是一口咬定沒有槍。我估計真的是沒有槍，不然那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何必要受這種皮肉之苦呢。鬥爭會一直進行到雞叫，第二天還要出工，只好不了了之宣布散會。

第二天我與胡津生一道請假回城取冷天的衣服，一回城，大庸老陽戲劇團（後來解散，全部人員下放農村）要我倆協助演出。縣裡馬上要召開三級擴干會，會議期間要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節目。我們在戲裡分別飾演新四軍、解放軍和八大金剛（未畢業前，劇團因演員不夠，經常到一中挑選群眾演員）。結果排練加上後來的會議演出，一耽擱就是半個多月。此時沅古坪針對我們的傳聞則是害怕艱苦、臨陣脫逃。半個多月後我倆返回生產隊，謠言雖不攻自破，但不佳印象已經留下。對此，我倆無可奈何，也無需辯解。

回隊後的第二天出工時，生產隊的一些小青年和我們聊天，問我們昨晚起來解手沒有，我說解了一次大手。他們問怕不怕，我好生奇怪，一個大男人有什麼好怕的？他們告訴我，在我們進城後的當天晚上斗四類分子，又接着鬥爭地主，老婦人實在經不起吊打，半夜後吊死在自家屋後的屋檐下，聽後我十分愕然。在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環境下，老婦人是四類分子，屬於人民的敵人，她解放前是否罪孽深重，我不知道，更沒看到。但我對這位彎腰駝背，裹着小腳的老人沒有憎恨也沒有同情，只覺得她晚年很可憐，她的自殺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