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曾經入選“感動共和國的５０本書”。但作者張揚，卻因為姚文元等人的迫害，被內定為反革命而差點死在獄中。鮮為人知的是，張揚和這部小說的平反過程特別艱難而富有戲劇性。本期《往事》的主題是“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平反始末”——

幾封鳴冤信

1978年10月，停刊多年的《中國青年報》復刊了，復刊後的報紙特別紅火，一會兒是對電影《望鄉》的討論，一會兒又刊登了《天安門詩抄》，因此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報社每天都能收到整麻袋整麻袋的讀者來信。

11月的一天，文藝部的女編輯顧志成從成堆的讀者來信中看到了讓她吃驚的一行字：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歌頌周總理的好書。這封信來自湖北宜昌樹脂廠的青年工人李謙。一個月之內，顧志成已經連續收到好幾封這樣的來信了，他們還反映過去在收繳手抄本時，有不少團員青年因抄看這本小說而受到團籍處分，現在應該早日平反。顧志成清楚得記得幾年前，圍剿反動黃色手抄本是新聞界人人要幹的事，這個《第二次握手》就是其中的一本。如今怎麼會接連有人說它是本好書呢？這個巨大的疑問激起了顧志成強烈的探究欲。她當晚就四處打聽誰手上有這部書，想看個究竟。說來也巧，問到同事老何時，老何的女兒從北大荒插隊回來不久，手上正好有這個手抄本。顧志成借來後就連夜看起來，一口氣看到凌晨4點。確實像讀者來信所說的那樣，小說歌頌了建國以後回國的科學家，還寫了周總理對科學事業和科學家的愛護關心。

小說對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的愛情描寫也深深地打動了學文學出身的顧志成，掩卷而思，顧志成心中的疑團越來越大，為什麼這樣一部好小說會被打成反動黃色小說，遭到公安部門的查收呢？清早一上班，顧志成就拿這些讀者來信，向文藝部主任王石談了自己對《第二次握手》的看法。她覺得有必要調查一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幕後黑手姚文元

顧志成通過對東城區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採訪，終於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那是1974年國慶節之後，北京北新橋一位街道值勤的大媽在查夜時發現幾個小青年圍在一塊抄一個小本本，那個大媽也不識字，不知他們抄的是什麼，就把這個“階級鬥爭新動向”反映給了東城區派出所，派出所馬上派人收繳了這幾個小本本，又報告給了北京市公安局，此事很快讓鄰近的《北京日報》知道了，他們便在報社編印的《內部參考》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群眾中傳抄的情況。10月12日，當時主管宣傳的姚文元看到了這份“內參”以後，便打電話給報社說：你們反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流傳情況的內參我看過了。請找一本給我，並查清作者在哪裡。報社接到“中央首長”的電話，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一部手抄本，派專人給姚文元送去了。

10月14日下午，姚文元又打電話給報社說：你們的‘內參’所反映的那本壞書《第二次握手》，今天書送來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如郭老、吳有訓，寫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這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怎麼搞出來的？必要的時候可以請公安部門幫助查。”當時的“四人幫”正在積極推動批周公、批當代大儒的熱潮，而《第二次握手》中卻正面歌頌了周恩來，後人推測正是這一點成了姚文元要追查這部手抄本的真實原因。

接到姚文元的指示後，報社方面把有關內容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頭傳達，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專案組”，接着，新華社在內部刊物上也以《北京市發現許多單位秘密流傳手抄本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為題，詳細報道了小說的傳抄及流傳情況，並認為“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宣揚資產階級戀愛觀，愛情至上，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先進，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白專道路”，“欺騙性很大，流毒甚廣”。而北京市公安局經過一個多月的清查，也終於查到了作者在湖南。隨後便給湖南省公安廳發去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們對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進行了查找，現在已查明，這本反動小說是你省瀏陽縣插隊知青張揚所寫，現將情況函告你局，請考慮處理。” 湖南省公安廳收到公函後，報省委常委討論同意，於1975年1月7日將作者張揚逮捕，當時他還是個在瀏陽下鄉的知識青年。

顧志成了解到這一情況後，心裡已經基本判定這是一宗“四人幫”掌權期間釀成的大冤案。如果作者是被當成現行反革命逮捕的話，一定是凶多吉少。但當顧志成追問作者是否已被判刑，現在身處何地，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表示一無所知。心急如焚的顧志成決定親自趕赴湖南調查作者張揚的下落。如果張揚和手抄本都沒問題的話，她想在報紙的文藝版上全文連載這部流傳甚廣的手抄本，這一大膽的設想不但得到了報社領導王石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作為兄弟單位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響應。

“潛伏”湖南調查

1978年12月16日，顧志成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編輯鄺夏渝來到了長沙。因為這兩位記者來自中央大報，又直接是胡耀邦的下屬，起初湖南省公安廳他們特別熱情，中午帶她們到食堂，沒有糧票也管飯，住宿也安排在湖南省委招待所的高級標準間裡，但高規格的接待僅僅持續了一天。第二天，當顧志成表示這部手抄本不是一部壞書，希望湖南省儘早為作者平反時，公安廳的官員就惱火了，一再強調，此案早已定性，作者張揚也早已決定要殺，因為他不光是寫了一本反動小說，還反對毛主席，反對貧下中農，打死了我們的公安員。結果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晚上，當顧志成回到省委招待所住宿時，服務員竟然面無表情地說：北京記者同志，我們接到有關方面的通知，我們這兒要接待別人，你們另外找地方住吧。無奈之下，兩位女記者又找到了另一家條件很差的旅館，在四人房裡住了一晚上後，又被服務員趕了出來，說接到上面通知，不能接待。

這下顧志成火了，又返回省公安廳黃處長那裡討說法，但黃處長矢口否認是故意為難她們，最後還向她們推薦了一個新住處，省工會接待站。等顧志成她們到接待站一看就傻眼了。這那裡是什麼旅館啊，簡直像個難民營，什麼上訪的、錯判右派的、被趕下鄉的小商小販要求平反的、探監的、告狀的各色人等都有，而住的地方就是個大倉庫，地上一點裝修都沒有，就是泥土地，鋪是三十多個人擠在一屋的大通鋪，屋子裡沒有廁所，只有兩個大尿桶，因為顧志成她們去得晚，就只能睡在放尿桶的鋪旁邊。這兩個尿桶就放在她們床頭，把她們熏得暈頭轉向。更難奈的是12月的長沙陰濕寒冷，顧志成她們縮成一團還凍得難以入睡。

好容易熬到天亮，想找個洗臉的地方都沒有。顧志成這時徹底明白了，她們已經被湖南省有關部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遭到了驅逐。但是讓顧志成氣憤的是，對方並不明說，而是採取軟整的方式想把記者逼走。當顧志成咬緊牙關再次來到省公安廳想繼續採訪時，不料門房都不讓她們進了，再找湖南省委，省委更是進不去。最後顧志成只得找湖南省法院。法院的苗院長還挺通情達理，很快就讓她們見到了審理張揚案的法官李海初，這位李海初四十多歲，態度相當和藹，經過一番交談，顧志成才知道李海初的看法也和她接近，覺得判張揚死刑證據不足，所以他一直在拖延。

其實早在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廳就向省法院起訴，建議從嚴判處。1977年國慶前張揚就被列入了要槍斃的名單。法院院長和公安廳經常催促說：公安廳送的人就是定了性的，你們法院走下形式就趕快拉出去斃了。幸虧有李海初的拖延，張揚才能活到今天。聽了這番話，顧志成激動地臉都漲紅了，一是終於知道張揚還活着，還有救，二是總算在湖南的法院系統找到了“同盟軍”。

張揚的秘密檔案

見過李海初後，顧志成又向省法院苗院長提出要看張揚的卷宗，了解一下張揚是否有其它反革命罪行，如果有，該殺就殺，該勞改就勞改，不然這次的採訪調查很難向上級領導交待。出人意外的是苗院長仔細考慮後竟然同意了，但提出了幾個要求，不准做記錄、不准帶筆記本進去、不准帶照相機，只准看，而且只准在檔案室里看。第二天早上顧志成跟鄺夏渝買了幾個火燒，拿着自帶的軍用水壺去李海初辦公室灌滿了熱水，就走進了放檔案的大倉庫，而李海初則用大鐵鎖把她們兩個鎖在裡面。就這樣，兩人早出晚歸，在檔案倉庫里整整泡了四天，看了十三本主卷，十三本副卷，總共兩大麻袋的卷宗。

從張揚卷宗的主卷里，顧志成了解到《第二次握手》的創作背景及經過。張揚有個名叫周昌齡的舅父，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當副研究員。1963年，年僅19歲的張揚，來到北京舅父家，這期間他認識了一些科學家，還了解到一些科學家比如吳有訓、錢學森從海外回到祖國，從事科研的故事，這些都使他深受感動。張揚從小愛好讀書，尤其喜愛文學，在學校里也以作文做得好而經常受到老師表揚。從北京回來後，張揚就萌發了要寫科學家、要歌頌科學家的念頭，並且立刻動手寫了個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名字叫做《浪花》。1965年9 月，21歲的張揚雖然高中畢業了，儘管在班上他的功課門門優秀，但是由於家庭成份的原因，他沒能繼續升學，而是和多數出身不好的同學一樣，到三百里外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嶽人民公社插隊落戶。

那裡是偏僻的山區，村子裡連電都沒有，無聊至極的張揚，就動手把《浪花》改寫成十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到1969年，小說經過多次修改增加了篇幅，名字也改為《歸來》。之後，這個版本就被知青朋友傳抄出去了，很快悄悄流傳到全國。《第二次握手》這個書名也是在流傳過程中，由傳抄者改寫的。

漏洞百出的起訴書

顧志成最急切想了解的就是張揚為什麼會被定為反革命。她重點查看了湖南省公安廳對張揚的起訴書。起訴書的第一條罪行就是：多次書寫反動小說《歸來》，這本書的要害是要資本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為劉少奇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為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務、反動權威、洋奴買辦、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

此外，起訴書還列數了張揚的四條罪狀：一、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二、燒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三、猖狂進行階級報復；四、頑固不化，不認罪服法，實屬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為了搞明白這四條罪狀是否屬實，兩位女記者查閱了所有主卷副卷中的旁證及提審交待材料，終於發現漏洞百出。比如主卷上說張揚燒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問題，事實是：1975年1月7日抓捕張揚時，六個公安人員搜了張揚的宿舍，在當時搜走的物品清單中，並沒有被燒壞的毛主席著作。但蹊蹺的是在張揚被捕九個月之後，省公安廳在張揚案卷中加上了一本燒壞的毛主席著作。

又比如說張揚“猖狂進行階級報復”的依據也很荒謬，主卷中省公安廳指控張揚曾將公社的公安特派員湯世和逼打致死，而副卷中卻有着長沙第一人民醫院的診斷證明，上面明確地寫着湯世和是因肝硬化、肝昏迷而病死的。起訴書上的最後一條罪行是指張揚對寫《歸來》一書不認罪。顧志成翻閱了多次提審記錄，發現張揚始終是說：我是通過愛情來寫政治，不讓寫知識分子我偏要寫等等。在1975年的審訊中，當省公安廳追查張揚在筆記本中寫的“叛徒”是誰時，張揚堅持認為張春橋是叛徒，而這也成了當時定罪的依據之一。

在發現案卷中的多處漏洞後，顧志成舒了一口氣，她覺得這下翻案真的有希望了，在確認法院並沒有人監視她們看檔案後，顧志成便不顧禁令，拿出偷偷帶進去的筆和稿紙拼命抄寫起來，把所有有矛盾有破綻的地方全都抄了下來。

荒唐的偽證

忙活了好幾天，又住在條件極差的大通鋪里，文弱的鄺夏渝終於凍得生病了，而此時的顧志成正冒着風雨嚴寒單槍匹馬地奔赴瀏陽的山區，到張揚插隊落戶的中嶽公社去實地調查。因為案卷里裝有不少貧下中農要求“嚴懲”和“槍決”張揚的材料和按的指印。在中嶽公社，顧志成待了整整三天，把主卷里抄下的有疑點的地方一一核對，並找到當事人重新取證。比如張揚的罪證中有一條是說張揚毒死了貧下中農的大肥豬，顧志成就讓村民領着找到當時按指印的大娘，沒想到大娘這回說了實話，說俺家豬是瘟死的，張揚那娃子挺好的。顧志成問她那為什麼要說謊，大娘說村幹部都說了，定下來要殺的嘛，多一點兒罪也沒事。

顧志成又向一位證明張揚有人命案的公社保衛幹部調查。在張揚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證明1967年夏天公社保衛幹部湯世和被張揚打死的材料。沒想到這次他很乾脆地說“張揚沒打過他，老湯是得肝炎死的。”至於為什麼要做偽證，他的解釋是“當時省里派來的人說張揚的罪行很大，已經決定殺了。他們動員我說，對要殺的犯人說重點沒啥。我這也是聽上級的話！”

最後顧志成終於查明了所有的證據都是在省公安廳辦案人員的授意甚至強迫下製造出來的，那些按手印的村民還沒鬧清是怎麼回事，就被動員着按了手印。村民們還說上邊來的人叫我們參加批鬥張揚的大會，說張揚反對毛主席，應該殺，還答應給我們工分，所以大家都舉手表決要殺張揚了。為了能給張揚徹底翻過案來，顧志成也做了個有心人，她讓這些推翻偽證的村民在更正的證詞上重新簽字，按手印，並讓陪同她採訪的兩位村幹部簽字做旁證。

在回來的路上，顧志成又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終於找到翻案的充分證據了，擔心的是案子拖了四年了，張揚不知會被折磨成什麼樣，生病致死，想不通自殺，什麼狀況都可能出現。

面會死刑犯

當顧志成從李海初那裡得知張揚確實還活着時，立刻提出了要面會張揚，起初法院院長還覺得非常為難，但最後還是同意讓她們以書記員身份參與一次提審。條件是不能發言。那一天，在寒冷的審訊室，李海初坐中間，顧志成跟鄺夏渝一人坐一邊，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張揚的到來。因為她們不敢肯定張揚能不能來，也不敢肯定來的是不是張揚。隨着法警一聲大喝：把反革命張揚帶進來。

門開了，搖搖晃晃進來一個人，他戴副眼鏡，瘦得像麻杆似的，雖然已是寒冬，穿的卻是一條單褲，而且一個褲腿長一個褲腿短，從褲腿里露出來的腳顯得特別細，他走得很慢，仿佛走不動一般，張揚後面站了兩個軍人，都帶着槍。等張揚戰慄着一坐到了審判台前，就嘟嘟囔囔地開始說開了：我是張揚，我的罪行就是寫了一本小說。他講的是湖南話，顧志成聽不太懂，只是大概知道個意思。顧志成想給他個暗示，就把印有“北京”大字的挎包對着他，可他就是不抬頭，只是自顧自地繼續嘟囔。見到曾經的熱血青年被摧殘成這樣，顧志成鼻子一酸，再也顧不得什麼不准問話的禁令，很和藹地對張揚說：張揚，請你用普通話回答問題。

這時張揚的頭抬了起來，愣在那裡。顧志成面帶微笑，特地指了指挎包上“北京”兩個字，然後問道：為什麼在你的小說里，你要歌頌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這時張揚仿佛突然明白過來了，很激動地用普通話回答：周總理是我們的好總理啊，我說法官同志，我的書不是反黨的，我不是反黨的，我沒寫反動權威啊。顧志成邊聽邊做紀錄。

李海初在一旁急了，就用腳踢顧志成，用眼睛瞪她，顧志成卻全然不管，繼續問問題，後來簡直成了顧志成和張揚的對話了。作為法官的李海初一看局面完全失控，擔心再下去會出問題，就匆匆宣布提審到此結束。張揚走時，因為身體虛弱，身子老要朝前傾，就像要倒下一樣，但那兩個軍人卻面無表情，連扶也不扶他，只是拿槍對着他。

從審訊室出來，顧志成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來，她覺得太悲哀了，一個好好的人給折騰成這樣，如果再不努力救他，說不定他會死在監獄裡。

最後的博弈

在拿到一系列確鑿證據後，顧志成再次來到省公安廳交涉，但主審張揚案的黃處長卻依然說：即使《歸來》不是反動小說，張揚也是反革命，其他幾條也都是主罪。當顧志成指出這個案子是根據姚文元的指示辦起來的，現在粉碎“四人幫”已近兩年，為什麼還不給人平反？

該調查的調查了，該採訪的也採訪了，但是張揚的案子卻一點鬆動的訊息都沒有。顧志成這時又想起李海初跟她說過的話，這個案子在湖南是很難翻過來的。可此時的顧志成已經是九頭牛也拽不回來了，只要有一絲希望她就要盡最大的努力。她又找到了時任湖南省委常委、團中央委員、團省委書記的石玉珍，匯報了張揚冤案的大致過程。商量下來，她們覺得張揚冤案的關鍵，在於鑑定他所寫的《歸來》是不是壞書。關於這樣的鑑定，公安局已經請湖南師範學院做過一次，那一次因為“四人幫”尚未粉碎，鑑定的結果自然是帽子滿天飛。但這一次如果請湖南省文聯再鑑定一下，相信他們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評價此書的。同時，顧志成又央求石玉珍幫忙帶她們去見見湖南省管政法的書記，因為公安廳已經做了部署，兩位記者無論是憑介紹信還是記者證都被門衛攔在了門外。

石玉珍畢竟是湖南省常委，她很快想了一個辦法，讓兩位記者坐在她的華沙牌小汽車的後座里，趁着天黑直接開進省委大院。但是接下來的事她表示難以出面了，畢竟省團委要聽省委的，她把劉書記辦公室的窗口告訴了顧志成就匆匆離去了。

在省委大院“潛伏”了一會兒，兩位女記者終於斗膽敲開了劉書記辦公室的門。讓她們喜出望外的是，這位劉書記居然還很熱情，又是握手又是寒暄，還拿出很高級的茶葉來招待。但是當顧志成說起張揚的案子時，劉書記的臉色就陰沉下來了。很公事公辦地說：張揚這個人我們會研究的，我們會處理的，這個案子很複雜。顧志成一聽他打官腔就急了，說：張揚病得很重，我們見到他時，他都站不住了，是不是該放就放啊。見顧志成緊追不捨，劉書記也急了：你們《中國青年報》歸誰領導啊？你們是誰的青年報啊？顧志成回答說：是團中央的。

只聽“啪”的一聲，劉書記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大衣都差點甩掉了，大吼道：你們共青團怎麼管到我們湖南省委來了！顧志成也急了，也“啪”地拍了桌子：誰把我們的青年打成反革命，我們團中央就要管！劉書記反問到：你知道這個案子誰批的嗎？顧志成也不甘示弱：彭德懷的案子是毛主席批的，現在不也平反了嗎？說着，顧志成拿出剛買的報紙，上面有三中全會剛剛召開的大幅報道，這下劉書記傻眼了。這時候一個解放軍趕快過來打圓場，說：書記，機關大院的電影快開始了，咱們先看電影吧。

當天晚上放的是《賣花姑娘》，顧志成根本沒有心思看電影，而是拼命琢磨接下來的對策。電影散場後，幾個人又回到了辦公室，書記畢竟是做書記的，早已恢復了平靜。

這時顧志成最後攤牌了：劉書記，快到元旦了，我們必須回家了，我們會把省委的態度、省公安廳的態度和法院的態度及瀏陽中嶽公社的調查情況、張揚的案卷、審張揚的記錄全部向我的領導、向團中央的領導直接匯報，三中全會已經召開了，黨的春天已經來了，希望張揚這個案子也能早日平反。明年的1月18日之前希望湖南省委放人，如果1月18日不放人，在1月20日《中國青年報》上，我們就會用頭版頭條刊登署名文章：《第二次握手》是一本歌頌周總理的好書，作者關押在湖南，至今不給平反出獄；如果1月18日放人，1月20日《中國青年報》的頭版頭條，還是會發我的署名文章：《第二次握手》是歌頌周總理的好書，作者在湖南已經平反出獄。劉書記愣愣地看着這個固執的女記者，嘴裡喃喃地說：好，好，這個我們還要研究。

為了爭取輿論的支持，顧志成和鄺夏渝又在石玉珍的幫助下，進入共青團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會場，散發《大會簡報》，《大會簡報》上以《 一案值得重視》為題，向與會代表反映了張揚冤案的大致情況。

而在12月21日，李海初也到省文聯去取回了對《歸來》一書的書面鑑定。六位鑑定參與者寫出了一致的肯定意見。文學編輯劉雲的意見是：“就作品本身而言，一、不是毒草，主題是好的，健康的。二、故事是曲折的，不是一般化的，是吸引人的。三、文筆流暢、淺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詩人劉景周的意見是：“一、這部小說不是毒草，主題是愛國的。二、作者的知識面比較廣泛。”

12月31日下午，兩位女記者帶着所有的材料和滿懷的希望返回了北京。

張揚重新《歸來》

1979年1月，在《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努力下，在共青團中央的支持下，顧志成在1 月7 日的《中國青年報》的內刊《青運情況》上向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和各有關方面反映了這件波及全國的冤案。這一來局勢有了明確的轉機。

1979年1 月12日，顧志成從北京給李海初打了長途電話，告訴他：中央已認定這是冤案，並很快會通知湖南處理，最近兩天湖南會收到中央的指示……”

三天以後，也就是1979年的1 月15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通知，不得不立即批示“放人”。

1979年1 月18日下午，病弱的張揚終於走出了陰暗的監牢，據給他做檢查的醫生說：張揚在獄中長期挨餓，又經歷過長達14天的絕食、52天的感冒，他患有極度的營養不良，再加上刑罰和精神上的折磨，身體已非常衰弱，如果再在監獄中關一個月，就是把華佗請來，也無藥可治了。”

張揚平反後，又被《中國青年報》接到北京修改《第二次握手》，隨後報社每天用四分之一版面的大篇幅進行連載，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隨着張揚的平反，各地因傳抄張揚手抄本而受處分、被開除團籍、甚至被關監獄的上千名青年也陸續得到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