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尊重石正丽的病毒学研究

       由于武汉肺炎的肆虐，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石正丽和她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成为了非专业媒体讨论的焦点之一。同她在病毒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我的那点病毒学知识简直太不值一提了。然而，由于作为当事人，石正丽研究员的任何辩解都可能成为被新一轮攻击的对象，因此，我自愿用我有限的生物学知识来为她所从事的病毒学研究作一些辩护。希望大家不要在水落石出之前用恶毒的、文革式的语言攻击石正丽研究员，能够理性地看待目前武汉及至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尽快找到一条有效的应对措施。

        在为石正丽研究员辩护之前，我先作以下声明：

        1．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石正丽研究员，我的研究与她没有任何交叉和利益关系。

        2．我对病毒学的理解来源于我曾经使用过的五种病毒：P1噬菌体、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 ）、慢病毒（Lentivirus ）、艾滋病毒（HIV）、腺病毒附属病毒（AAV）。这种运用不同病毒来解决生物学上的问题和直接研究病毒的生物学有很大的区别，后者让前者成为可能。

        3．从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取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我在美国主要从事免疫学方面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自感才疏学浅的我查阅了分子生物学早期的发展历程，并将为什么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Salvador E. Luria 和Max Delbrück等选中噬菌体（一种细菌病毒）作为实验材料的事迹写了下来，已在本网站向大家作了一些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请在本网站上自行查找免费阅读零星的章节，或关注我委托美国南方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册子《老虎机和分子生物学》。

       我认为大家不应该过分指责石正丽研究员的理由有如下几点，如果您有不同看法，欢迎您在我的博客下留言讨论。

       首先，冠状病毒不是因为石正丽研究员对它的研究后才出现的。病毒无处不在，不管是在数量或质量上，病毒在我们的环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人体的基因组的20％甚至来源于逆转录病毒，这既是病毒与人类相伴的证据，也记录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同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无论石正丽研究员是否研究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这些病毒都不会消失。只要有机会，它们随时可能出来威胁人类的生命。冠状病毒于2003年在广东引发SARS时，石正丽研究员还没有开始研究冠状病毒。在人类研究病毒之前，麻疹、天花、流感病毒已经夺走无数人的生命。

       其次，石正丽研究员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是很必要的。勇于探索人类未知的好奇心是一个科学家最基本的素质。人类对于冠状病毒还缺乏了解，才导致了2003年的SARS和今天武汉新冠状病毒的流行时，中国政府的手足无措。只有通过研究这些病毒的致病机理和生命循环，才能找到对应的办法。Gilead设计的Remdesivir就是在这种基于RNA病毒独特的以RNA模板合成RNA的过程设计的药物，虽然其药效还有待检验，但它的方向是对的。筛选一个毒性较弱的病毒毒株用作疫苗来激发人类对这类病毒的免疫能力，得到防疫的效果，这是无可指责的，是现代医学很常见的做法，也确实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对病毒同人体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位点的分析可以为生物药物的设计提供指南。

       至于这次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从石正丽研究员实验室泄出，我无法根据现有的信息作出任何结论。如果大家不相信中国政府会作出公开透明的调查，如果大家不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在一个威权统治的高压下）会向公众诚实地公布自己知道的内幕，那就请关注美国CDC的专家们的意见，他们已经从那些华人病人中取得了毒株样品。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见证了美国＂督查和平衡＂的社会现实的新移民，我对美国科学有信心。

       在此，我希望大家能借Salvador E. Luria 和Max Delbrück最经典的、奠定现代分子生物学、细菌遗传学和病毒遗传学的实验中学到一点基本的生物学知识（见我前面提到的《老虎机和分子生物学》）。当用噬菌体（细菌病毒）感染大肠杆菌时，Luria发现每10^9个细菌里面会出现大约10个抗噬菌体感染的菌株。由于这些抗噬菌体菌株表面的受体蛋白的变异，噬菌体无法吸附在抗性的大肠杆菌菌株上，才产生了细菌对病毒感染的抗性。利用自然选择的巨大威力，快速增殖的细菌只需一个晚上就可以进化出对病毒感染有抗性的突变菌株。同样，当数量巨大的某噬菌体与对该噬菌体有抗性的细菌菌株混和后，只需一个晚上就可以选择出可以裂解该抗性菌株的变异噬菌体。可见，在理想的情况下，一个没有毒性的病毒毒株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有毒性的毒株。这就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巨大威力。虽然人类的免疫系统比细菌更复杂，但原理是一致的。以人类巨大的基因库从巨大的病毒库中＂筛选＂出危害人类健康的毒株不是一个低概率事件，人类只有在不断研究这些＂生物界的原子＂，从中找到应对之策。

       Luria的这两篇经典之作说明一个问题：在天然存在的冠状病毒库里，只要存在这种可以与人体的ACE2蛋白结合的突变毒株，它就是一个随时有可能引爆人类健康危机的不定时炸弹。这种毒株既有可能来自天然的病毒库——蝙蝠的体内，也有可能是从石正丽实验室泄出（病毒培养过程中可能产生大量新的变异，并被人源的细菌选择出来）。然而，要证明引起武汉肺炎的毒株是从石正丽实验室泄出，该毒株中的S蛋白与人类ACE2蛋白结合的位点上的DNA序列与石正丽以前报道的人工改造过的冠状病毒毒株或她的实验室所贮藏的冠状病毒毒株应该完全一样，在这一点上我没有看到武小华博士在他的分析中提供blast的结果，因此难以今人信服。

        对于武小华博士提出国内很多将实验动物带到外面当食材或宠物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前在贫穷的中国大学中的确很普遍，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变。但如果在石正丽这种研究高危病毒的实验室也存在这种现象，那她就应该为她的管理失职负责，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会极大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希望中国的主管部们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类行为做深入调查，并对以后的生物学实验作出更严格科学的管理，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最后，如果经过调查证明新冠状病毒确实是从石正丽研究员实验家泄出，中国的主管部门应该对这类研究加强管理和监督，而不是因噎废食。然而，在一个威权统治的社会里，挑战权威者会遭到打压甚至失业，傲慢的学者不能走入民间去聆听普通百姓的疑虑，学者们不能公平公开地辩论政策的长短之处，管理和监督只能是空中楼阁，但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错，不只是石正丽们的错。

       衷心祝福武汉人民能早日渡过难关！我的心和生活在武汉的亲戚朋友们同在，与曾一起在武汉同窗学习七年的学友们同在，与教育过我的众多老师们同在，与为我们做饭和服务过的食堂师父工友们同在……，愿您们能早日走出自己的家门，自由地呼吸武汉湖畔江边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