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天灾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者
当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无忧无虑，于是就向往着无限自由的生活方式。好像最好是脱光所有的衣服，无拘无束；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不要任何人来管我，这就是最幸福的生活。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满足这一切。
然而，当天灾来临时，尤其是大的天灾，尤其是受灾人群众多时，若继续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就别说一个人，一群人，甚至全人类都难逃集体覆灭的命运。
那么，一个人，乃至全人类如何在大灾大难来临时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不至于让天灾毁灭整个人类？这就需要人们做出改变，至少是临时改变原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采用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道理是很简单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啦……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啦……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啦……等等 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里，类似的哲理，箴言比比皆是，随手拈来。 人们又不是不知道。然而，知道又如何？
当我们面对战争时，特别是面对世界大战时，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美国在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时，整个国家的运行像不像社会主义？ 连民主选举总统的固有程序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民众热情洋溢地拥抱独裁专制制度。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届，除了第一届，选举过吗？
然而，天灾结束，世界大战结束，一切又都回到了老样子。伤疤好了自然忘了疼。毕竟，天灾是暂时的，世界大战也是暂时的。人类在和平环境里生活的时间要比天灾和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人们可以继续享受私有制制度所带来的愉悦。
但是，如果下一次来临的天灾足够大，或者世界大战足够惨烈，严重到像地球的祖辈生物恐龙所面对过的那一种灾难呢？人类还会继续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的幸福生活，而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狂欢”之后，隐入历史的烟尘吗？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面对恐龙遇到过的灾难，你就算搞社会主义也没用。
真的是这样吗？
假设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及西欧盟国无需团结起来，无需对社会实行战时管理，继续单打独斗，继续原来的吃喝玩乐生活，那还会有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巨头胜利瓜分全世界的会议吗？这世界也许早就在打造着希特勒思想指导下的纯种雅利安人的德意志千年帝国呢。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就没有你和我了。
所以。当灾难来临时，实行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保存人类的方法。人类即使花费100年来深挖地洞，那么，当彗星，或者超大流星撞击地球时，也许能为我们保留下人类最后一艘诺亚方舟。
记得有一句流传甚广，但未经详细考证的疑似黑格尔名言：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所以， 资本主义社会还会继续。毕竟，那是最自由，最随心所欲、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不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集体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失去一些个人自由。当然，少部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继续，但活得很辛苦。
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大灾难来了，大到足以毁灭半个地球。 于是，大灾过后，地球上的人减少了99%。 那剩下的1%就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保留下来的，他们成了人类的种子。 而在这1%的人类的种子里，大约有99%是中国人。
【完】
多维新闻/多维客/思想/内文  贝一明
韩国的新冠病毒之忧： 科学与政策被“病毒性歇斯底里”扼杀 2020-02-25 18:23
这个星期，我登上一架大韩航空公司飞往首尔的飞机时，有那么一刻，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手术室。机组人员毫无例外，都面戴崭新的洁白口罩。他们尽管难免令人生出大难临头的联想，但还是在努力地安抚旅客，创造温馨的氛围。 一路上，我身边的乘客都在讨论肆虐韩国的新冠病毒。往常飞机广播会放送与本架航班安全性能相关的信息，而此刻我们听到的却是一则又一则疫情报告。 到达首尔后，机场工作人员让我填写了一张甚为复杂的表格，做排查之用。不仅如此，酒店中还贴满了宣传画，桌布上也印着中、英、韩三种语言的警示标语，就连休息室和客房中都摆着消毒型洗手液。 打开电视，满眼都是大呼冠状病毒极度危险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此类病毒的本质和传播途径进行科学分析，更没有介绍与其他病毒、疾病相比，新冠病毒、新型肺炎有何独特之处。 第二天上午，我去政府机关拜访朋友，在门口填好一张表格、测过体温后，工作人员才给我放行。然而这套流程是否真的能辨别出病毒携带者，我深表怀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身受感染。不管怎么看，填表格、测体温都像是在走过场，无法切实解决民众面临的健康危机。 我计划在韩国举办讲座，介绍自己的新书，邀请了许多人前来。但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活动被取消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谁来为此负责、原因为何。 我有些不满，但随后得知，多场音乐会、讲座与大学课程也都被推迟或者叫停。民间悲观、不安的情绪日益加剧，以致婚礼、度假出游乃至家庭聚会都无法如期进行。 此外，广播和电视在不停地播报感染人数，几乎将其他国际与国内新闻彻底阻挡在韩国受众的耳目之外，因此大家难以知晓近期旅游、购物、餐饮和娱乐等行业的急剧衰退对经济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诚然，大企业正在渐渐成为制造业的霸主，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股市不会崩盘，普通韩国民众也会受到巨大的破坏性冲击。 以中国为中心、贯穿整个东亚地区的集成供应链因生产的大规模延误而发生了断裂，而这一供应链是韩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韩国一直为能够在高度一体化的东亚占据中心位置而自傲——在过去的十年中，韩国在该地区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与投资承诺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可是现如今，由于疫情爆发，韩国成为欣欣向荣、面向未来的亚洲之核心的梦想碰了壁；而砌成这面墙壁的，是偏离理性、有欠考虑的各种政策。首尔正笼罩在不安与恐慌之中。尽管大选将在4月15日举行，但这片混乱所造成的全部后果还是会在未来的几个月显现出来，因为似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力挽狂澜，令韩国经济免于崩溃。 漫步首尔，便可窥到这里的经济困局。二十年来，韩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去工业化过程，中国游客的消费逐渐成为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无法供职于高效益企业的韩国人找不到其余出路，只能在餐厅做服务员和厨师、在便利店打工、开出租车。 在这次疫情爆发后的首尔之旅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明洞的所见所闻。明洞是首尔的旅游购物圣地，繁华热闹，凭借时装、化妆品、韩潮纪念品和小吃夜宵摊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蜂拥而至。十年来，看似源源不绝的中国游客为明洞的经济引擎提供了大量燃料。 然而上个月的明洞却寂静凄凉，宛若鬼城一般。 虽然有几名日本游客四处闲逛，但大多数店铺都无人问津。更加反常的是，原本销售护肤品和手工皂的商店还让穿戴整洁的年轻店员站在门口，拦住路人推销高档口罩。贩卖冠状病毒的防护用品竟然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受疫情所害的，并非只有明洞一处：来自中国的客源在南亚乃至整个亚洲都已枯竭。许多韩国人都在南亚投入甚巨，因此这场灾难或许会对他们造成指数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朝鲜的经济收缩悲剧很有可能在韩国重演。 被隔离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游轮已经成为了新冠疫情的有力象征。日本政府决定让游客与船员留置船上，导致受感染人数不断增长。日本为此而饱受诟病，但没有任何人对其以往的政策与应该采取的方案展开逻辑探讨。于是，尽管这场疫情虽然严重，但远非无法遏止，一个本该引发疫情应对策略讨论的事件还是变为了国际性恐慌的源头。 韩国政府最终做出了反常之举，严禁钻石公主号上的外籍人士入境。船上的七名韩国游客也被专机送到了设立于仁川国际机场的临时隔离区；隔离观察期为十四天。 于此同时，韩国还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调查；有多少中国游客来韩国旅游、韩国的大学中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政府忽然对这些问题重视起来。正如《韩国时报》的金英珍所言，韩国在卫生政策方面一向松懈，此时却猛地掀起了一场“完美风暴”。长此以往，多家酒店停业倒闭、多所地方大学关门大吉将无可避免。 媒体报道的潜台词是韩国应当封闭边境，同20世纪的之前的朝鲜王国一样遁形远世，或者效仿特朗普，采取“韩国第一”的政策，开始围捕非法移民，同时通过媒体宣扬针对一切外国人、外国事物的盲目仇恨。 如此轻率的言辞极具民族主义色彩，且歪曲了事实，简直与特朗普政府在大规模贸易战中以中国为对象的妖魔化宣传异曲同工。 美国已经出现大量将冠状病毒的蔓延归咎于中国人的文章，仿佛在为19世纪的“黄祸”浪潮招魂，排斥华人乃至全部亚洲人。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一文，突破了道德底线。米德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抨击中国掩盖疫情，妄图用似是而非的论述将这种令世界人民深受苦痛的疾病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联系在一起。该文章使用污蔑性的“亚洲病夫”一词，将中国人民歪曲为会传播疾病、导致堕落与毁灭的“黄色瘟疫”，认为“纯洁的”西方世界应当对其予以抵制。 正是在相似论调的推动之下，美国于1882年推出了排华法案，将中国移民以及全体亚洲移民阻隔在境外达六十年之久。史蒂夫•班农、斯蒂芬•米勒等信奉种族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在幕后讨论新冠病毒的应对策略时会提出排华方案，这简直是无可置疑的事。 唐纳德•特朗普的得力助手、美国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司司长彼得•纳瓦罗荒谬地将新冠病毒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其再次掀起反华浪潮的意图可见一斑。不要忘记，正是纳瓦罗创作了杂烩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称中华民族藏污纳垢，是一切现代经济矛盾的根源所在。 而韩国民众在这场政治游戏中的幼稚表现的确令人大跌眼镜。他们竟然愿意相信这种公然将中国人同疾病和衰败联系在一起的举动对韩国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毋庸置疑，不论韩国购买多少架F35战斗机，旨在“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反亚裔群体都不会对它另眼相待。美国的态度，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就韩国电影《寄生虫》发表的评论中有所表露：令美韩、中美关系逐渐降级。
韩国的软肋 新冠病毒的蔓延并非灭顶之灾，但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其破坏性绝不亚于911危机。尽管他们的宣传言过其实，但韩国仍然有疫情爆发的危险。未来韩国无疑会面临一场灾难，而气候变化又将令它的处境雪上加霜。 遗憾的是，首尔的媒体充斥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却对疫情的应对政策只字未提。 韩国举国上下都对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毫无防备。去年，我曾将一名亲戚送入一家大医院的急诊室，当地医疗系统人员匮乏、效率低下，令我大为惊讶。大笔大笔的资金被用于修建高楼大厦、进行高科技展示、开设豪华的咖啡厅，然而医护人员有减无增，根本无法满足病人的切实需要。倘若首尔真的爆发疫情，其医疗系统不用多久便会不堪重负。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并非中国，而是贪欲。在贪欲的怂恿下，韩国踏上了医疗系统私有化之路，许多人做医生完全是出于利益考虑，将道德与责任弃置一旁。医院进行决策时，出发点往往是能否盈利，而非是否可以满足大众的需要。韩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医疗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医疗的本质便是通过向顾客提供产品而获利，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韩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医疗行业的精英纷纷变成了整形外科等油水丰厚的领域的专家，全然忘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内涵。我们应当把“疗”重塑为“医”的重点，将利益方面的考虑从与该行业相关的政策中剔除。正是因为医疗系统遭到了严重扭曲，新闻系统又极尽反智之能事，韩国各级政府与民众才在新冠病毒面前无计可施。 韩国人深得被媒体和政府真传，认为国与国之间人口流动得越频繁越好。意味着资本、商品与游客无限转移的全球化已被奉为人们迈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然而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韩国真正需要的是跨国合作，而非无法与之开展实质性交流的游客与商人。遗憾的是，全球化进程只能且已经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淡，让人们愈加唯利是图，让跨国贸易愈发频繁。 国际化或许为病毒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倘若事实如此，首尔便急需解决几个重要的问题。政府完全有必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将旅游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重新估量农业与地方制造业的重要性。换而言之，韩国需要重拾1960年之后被献祭给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传统经济模式。 国家管理与决策过程的透明化也不可小觑。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休克主义”的经典案例——该概念由作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提出，意为在没有监督、不经过公众讨论的情况下利用灾难来推进法律、实现政策变化。媒体对疫情展开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说明政客与大亨要求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立即采取措施——不进行民众投票，无需参考专家的意见，更不用考虑最佳措施、诉诸科学方法，而他们其实对流行病学一无所知。 这里有一个例子。各家报纸上满是关于大邱疫情的报道，可理性的分析却寥寥无几。媒体一味地呼吁尽快隔离病人，根本没有考虑全面、细致地讨论是否比高调地匆忙行事更为重要。 媒体将关注点放在大邱一个名为“新天地”的教会上，更令人疑窦丛生：他们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称该教会为导致当地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美国抹黑中国的套路已经发生变异，传到了大邱。他们认为，要让民众服从国家政策，只需要含沙射影，暗示疫情与邪恶组织有所关联。 顷刻之间，政府似乎拥有了隔离公民的权力。这场疫情虽然严重，但其危险性并不比猪流感高，而美国在被猪流感席卷之时，并未采取任何严厉措施。 更令人忧虑的是，政府决定叫停所有公共活动、讲座、音乐会以及公开讨论之时，韩国民众没有提出半句异议。实际上，受到阻滞的是公民社会以及民众集会、开展讨论的权利。也许实施隔离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必要手段，但媒体的大肆炒作有害无益。从目前来看，韩国不像在理性地应对疫情，而是在施行政治上的戒严令。 在媒体的恫吓之下，许多韩国人因为害怕感染而不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仅导致了严重的交通拥堵，让人们浪费了大量本来可以用来跟亲友共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尾气排放，损害了空气质量，令早已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危机加快了步伐。大家纷纷转向私人交通工具，也意味着政府在不经过任何科学论证、不采取任何正当手段的情况下关闭了对公民社会至关重要的共享空间。 我们还应当辨别哪些事情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的确，我们应当重视新冠疫情，中国武汉已有许多人因为罹患新型肺炎而失去了生命。然而韩国、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新冠病毒吗？ 答案是否定的。 有几种更为可怕的疫病令韩国人深受其害、无辜丧生，然而民众对它们讳莫如深。现在人人都把新冠疫情挂在嘴边，可即使在与亲友聊天时，也不会谈到与它们相关的话题。 韩国经济由少数财源滚滚的大企业主导，因此前景十分黯淡。经济困局令绝望情绪在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中得以滋生，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此外，许多人还放弃了结婚成家的意愿，致使社会老龄化加剧，焦虑感四处蔓延。这种氛围，以及近来盛行的“适者生存”残酷观念和自我崇拜之风，令数百万民众饱尝艰辛。然而各家媒体对上述社会危机视而不见，政府也从未针对各种问题采取行动。 这些危险因素已经导致无数人悲惨死去，可社会话语中却没有它们的踪影。 如今韩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新冠病毒或某种流行病，而是核战争和气候变化。 美国一方面在东北亚地区进行军事集结，一方面退出了各种军备控制协议与国际条约，令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大大增加，“有用的”核武器的推广更令现状堪忧。然而据我所知，媒体，包括进步媒体，并未对这一会殃及全体韩国人的威胁详加报道。 要解决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农业减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食品价格上涨等问题，政府需要开展巨额投资、进行经济转型。然而，即使那些已对气候变化略有察觉的人也不清楚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东北亚沙漠的迅速扩张会导致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很遗憾，韩国未能采取切实政策减少对危险能源的依赖，因此其空气质量每况愈下，罹患肺病与其他疾病的人数以万计。在此紧要关头，媒体只顾描述疫情，却没有对空气质量跌至低谷的原因做任何科学分析；国家也没有为关闭燃煤电厂、全面转向可再生能源、停止进口石油而推出任何政策，甚至没有开展相关讨论。 我们必须尽快用“零矿物燃料使用率”来代替消费文化和“经济增长”等指标。如若成功，空气和水源即可重返洁净状态，人们的焦虑情绪也会得到缓解。 上文提到的危机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是因为财富集中问题在韩国乃至全世界日益严峻，一切与短期利益相悖的政策都无法推行。这一现象势头强劲，大企业也在宣扬反智文化，剥夺民众进行严肃讨论的能力。 五十年来主导韩国社会方方面面、以消费为驱动力、以增长为中心的梦想正在土崩瓦解。新冠疫情令人担忧，应当成为正式议题，然而政府却把它变成了关闭新闻渠道、破坏公民社会的理由。而韩国民众并未团结起来开展公共卫生方面的理性讨论——他们已经彼此隔离，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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