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劉主席夫人握手--滴! 》 憶兒時的一段趣事 (一)
1964年我六歲，是南京市第三幼兒園大班的一名學前兒童 （ 那時要滿了7足歲才能上小學 ）。大多數人對自己兒童時代較清晰和完整的記憶都是從3-5 歲才開始的。也有一些人當被問起對兒童時代的回憶時，他們卻好像是從出生後，一下子就跳到了小學三年級。 我還能記得3周歲時第一天上幼兒園全托（一周六天都不能回家）的情景：從早哭到晚。第二天醒來一睜眼看到的不是在自己家，及周圍是許多不認識的面孔時，又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還詫異地望着那些不哭的小朋友們，心裡很生氣地想着: 你們和我一樣，爸媽都不要咱了，給扔在這裡，為什麼不和我一起放聲哭啊？ 後來的每個星期一早晨，去幼兒園前我都賴着不願走出家門，總是在哭聲中被我媽拽着路過南京第十一中學的大鐵門，然後又進了旁邊另一扇柵門，門裡已站着讓我畏懼的幼兒園老師們。她們和顏地送走我母親後，就立刻對我變了臉色，在哭聲中我又被拽進了那座乳黃色的小樓。一進門就是大飯廳或稱作大會議室，看到靠東面一排窗戶牆的上方那四幅馬，恩，列，斯的偉人畫像後，我暫時停止了哭聲， 心裡想起了同班的小朋友們吃飯時經常都爭論不休的老問題：他們四人中誰最大？（想想也真怪，兒童的心理上就固有了等級之分，凡事要按照小的服從大的來排順序的）。可我總會對斯大林的那幅畫像多看幾眼，因為他與其他人的服飾不一樣，軍服上那副肩章顯得特威武，所以我認定斯大林應該是最大的。走過大飯廳進了教室後，滿屋子已坐成兩排悄無聲響的同齡小朋友們，他們都瞪大眼看着淚痕未乾的我，這又觸發了我那傷心的勁。這時老師會對我說: “你要是還哭就站到最後邊去！” 於是我只好哼唧唧地走到教室的最後排，與那位先到了的，還一聲不吭地坐在痰盂上的韓姓小女孩為伍（全班小朋友都嫌她控制不住小便），我的自尊又如此降了好幾級。兒時多少個這般讓我難忘且倍感屈辱的星期一上午，我抽泣着變麻木了為止。但就在這過程中，我嘴裡雖還在哼唧着，可我那顆幼稚的心卻正隨着我的雙眼思考另一件事，那就是：正面牆上掛的兩幅照片。 老一輩人都知道，剛解放時遊行隊伍前都高懸兩個領袖人物-----朱，毛的照片。從1962 年（三年困難時期剛開始好轉）後， 漸漸的許多地方也掛起了兩幅領袖照片----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就連我們幼兒園的教室內也是如此。記得當時幼兒園的那位受人尊重的聶主任（小朋友們都認同她那慈母一樣的關懷，家長們都認同她極具責任性，且才藝超群），她還專門到班上來給我們講了一堂有關這兩張領袖照片的課，讓我們幼小的心中雖然弄不清領袖們的名字和豐功偉績，卻通過那兩張照片都記住了毛主席和劉主席的面容。 我望着正面牆上兩張領袖的掛像，如同我在大飯廳里看到的那4 個偉人畫像時一樣，心裡產生了與許多小朋友們那時都共有的疑問： 他們倆誰大？對此問題，同班小朋友們也常爭論。很久以後，結論從一位王姓老師那兒得到：毛主席最大，劉主席也大！ 直到上了大班，頂上再也沒有年齡比我大的小孩欺凌了。 我們班的那個頭將（班老大，名叫劉X 欽）他哥哥也畢業走了。我終於在重新排座次的比摔跤中，把這個多年來向全班人索要貢品 ( 星期一各自從家中帶上好吃，好玩的交到他手中 ) 的頭將壓在身下，大聲問：認不認輸？得到他終於喊出了聲-----“我當你的二將還行啊？”-------“呸！你什麼將也當不上了！” 從此我再也沒哭着去上幼兒園，感覺是徹底解放了！但那位丟掉了頭銜的小傢伙卻時刻想奪回他往日的榮耀，不久在他的身邊又聚集了幾個小跟班。老話說得好： 從小看大。兒童時代的每個人顯現的秉性也多少會表現在各自成年以後。我時常懷舊，揣摩着: 當年那個失去頭銜的小傢伙才4-5 歲就具備了黑社會的秉性（ 通過小跟班們向周圍的人索取貢品），這秉性又是從哪一路來的呢？（我雖不是兒童心理師，但知道不外乎三個路徑：家庭父母；社會環境；天生具備）這倒是個研究人性的大課題！ 到了1964 年的秋天，剛上幼兒園大班的我心情特別好，這不僅是小朋友間的重新排座次後再沒人敢欺負我，而且班上換了新老師（胡，褚兩位老師）。在學前課的教學中，我被新老師當作全班表帥，每周都獲得獎勵。那幾個小“黑社會”們卻在班上你爭我趕 的學習競賽中被邊緣化，很多要選出優秀生去參加的活動也沒他們的份。這些活動如：全市幼兒文藝匯演；去十一中和鼓樓消防大隊，還有到南京市鼓樓醫院這些單位演出等。所有演節目的人員挑選，編排和服裝道具都是由那位多才多藝的聶主任指導和親手做的。（90 年我出國前又遇到了這位聶主任，她的相貌幾乎還是我幼童期記憶中的那樣，沒太大變化。與她交談中方知：她抗戰期間就在蔣經國和宋氏三姐妹的軍屬戰地服務隊中當保育員，照看那些國軍前線將士的遺孤）。 時間來到64 年11 月的某天，是個星期五，第二天是星期六，傍晚才能回家。（準確的日子應該是11月6日。我來美後，上網搜到了有歷史記錄的這段《新華日報》當天發出的報導，見後文）。吃中飯前，幼兒園的正副主任（聶，梁倆位）向全體大，中，小，小小班的小朋友 們宣布大事。前幾次倆位主任一起來宣布的多半不是好事，諸如：外面正流行傳染病腦膜炎，因此全體小朋友2-3周或一個月內都不能回家等等。此刻一見她倆又同站在台上，小朋友們慣性地撅起小嘴，皺起眉頭就準備拉開架勢再來一次集體抗議被“封城隔離”的群哭------。 只見主任們以喜悅的神情宣布：“今天吃過中飯後睡午覺，看誰表現最好，最先睡着！下午就帶他們出去參加一項很好玩，也很有意義的活動，是要坐大汽車去的喲！（那個時代的孩童們如能坐在大汽車上，一路看着車窗外變化不斷的人和物，可算是極其享受哦！），在幼兒園留下的小朋友們，各班的老師也要帶你們進行園內的遊藝活動。” 午睡時，小朋友們都緊閉雙眼爭當表現最好，最先睡着的，盼着去坐大汽車呢。我也一下子落入午睡的夢中， -------做着比坐汽車外出參加活動更好的事兒呢--------正吃着南京大三元美味的油炸糖散子------，就被胡老師輕聲地搖醒了，看見有幾位同班的男女“好學生們”已經起身。大家輕手輕腳地被老師們帶到走廊上，每人換上平時自己最顯亮麗的衣服。我和我的同胞哥哥都穿上了那件爸媽為我們專門從當年在南京算得上高級服裝店的“北極”買來的顏色鮮艷的綠毛衣外套。淵聲巷的路口停着一輛大客車，被選中的小朋友們都上了車。上車後我才發現：我們大班的只有男女各4 人，這正好是上台表演 “紅軍長征”歌舞的8 個人。我就又納悶：要去演出卻沒有拿服裝道具呀，怎麼能行呢？再看車上其他人，只有聶主任帶着小班的一男一女倆孩，梁副主任帶領我們大班的，沒有其他老師。車上的小朋友們都急着問：我們去哪裡？去幹什麼呢? 聶主任回答說：去中山陵，迎接外賓！小班的那個小男孩緊接着問: 外賓是什麼呀？ 大班的小孩都笑了搶着回答：就是黃頭髮，就是藍眼珠，大鼻子。我也加了一句： 就是看起來和我們都不一樣，長得像鬼一樣的人！ “不能這樣說的噢！” 梁主任瞪了我一眼。一路上雖不是“讓我們盪起雙漿，小船兒輕輕漂蕩”，但那種讓人興奮的感覺絕對超過劃小船兒的百倍。所有小朋友和我同一種心思：這車子永遠不要停，最好能一直開到我們都變成了白鬍子白眉毛，這一輩子就住在這不停，永遠開着的車上該多好！ -------（二）的續文再等幾日和劉主席夫人握手（二） 到了中山陵 ，小朋友們戀戀不捨地下了車，十多輛大客車也載來了許多大，中學生和小學生還有老師們。我們順着中山陵的339級台階向上爬到中途一個寬大的，兩邊長着綠草坪的平台後，就被分開：聶主任只領着小班的兩個小孩去了西邊大草坪，梁主任帶領我們大班的都在東草坪。兩邊的草坪上都有許多胸前別着南師附中和南京大學校徽的學生們在打板羽球和排球，很是熱鬧。 不一會兒，聽見大人們喊着: 來了來了！周圍出現了照相機發出的閃光，人群立刻退向兩邊，有序地形成了很寬的夾道。幼兒園的小朋友們站在最前面，我看到聶主任手牽着小班的倆孩也站在正對面的夾道前排。我們後排的幾個中學生指着台階的高處，我才注意到那兒已經架起了攝影和有閃光燈的照相機，幾個中國和外國的攝影師們開始從上向下拍照。然後大家又轉頭看向台階的下方，等着從台階下面走上來什麼人。我睜大眼睛盯着那個台階的階面看，最先看到一個光禿頂慢慢地冒出台階面，然後看清了這是一個身上披着那種軍用黃毯拖到地面的外國人，他雖沒長着黃髮和藍眼珠，但有和我們中國人不一樣的尖突的鼻子。他的身旁有兩個戴着大蓋帽的外國軍人邁着正步，敬着禮。我大聲地向同班的小朋友們喊: 他們就是外賓！人群鼓起了震耳的掌聲（沒有口號）。 註：這與我後來1971年上小學六年級的那兩次歡迎西哈努克親王和周總理陪同的齊奧塞斯庫來南京時完全不一樣了。-------那時喊着“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西哈努克親王萬歲！毛主席萬歲！”-------“熱烈歡迎羅馬尼亞貴賓！熱烈歡迎----齊腰塞塞褲！（拗口的外國人名，南京人都有辦法，居委會主任對一群大媽們說：這個不難記，你就想着穿褲時要幹嘛----齊腰塞塞褲 ----嘛！”）文革中，歡迎人群都是載歌載舞喊口號的。 禿頂的那位外賓走上平台後，徑直朝我們正對面聶主任牽手的那兩個小班的小孩走去，接着他彎腰用雙手舉起了那個小女孩。記者們用各種長短鏡頭圍着拍照，可這位穿着鮮紫藍色外套，臉兒胖乎乎的小女孩壓根兒不給力，咧開嘴大就-----哇！，一雙小腿在空中還猛蹬。這驚人的一幕還來不及讓我多想，另一幕又展現在眼前：跟在禿頭身後上來的倆位女士（一中，一外）朝着我們這邊前排的小朋友走來，後排的大人們都拚命鼓掌。倆位女士伸出手來，邊走邊和站在我左邊大班的女孩們握手；（4 位女孩的名字：王大麗，王美榮，莊雅，范克文 ），然後走到我們哥倆前停下。不知是因為從未有過這樣的緊張興奮還是我們都太小太傻，根本沒來的及去看女士們的臉，只注意看她們伸過來的手和手腕上掛着的小包。模糊的印像中第一位女士髮式高高的，尖鼻子，紅色的長指甲，精緻的手提包還有閃閃發亮的小東西在上面，很快就鬆了手。第二位女士不僅握手時間長，而且她另一隻手還撫摸我們的頭。可惜對她的髮式是否也是高高的無法判定（小朋友們後來對此爭論不一）。但有一點大家都認定：她沒有紅色的長指甲，手腕上的小包也沒有閃閃發亮的小東西！而且她的手透出一種讓小朋友感到特別熱情溫暖的東西，和第一位的那個紅指甲的手不一樣。 --------坐在回程的大客車上，大家七嘴八舌地交流着這第一次讓我們這些小朋友們感到激動不已的事兒，卻都忘了問那個禿頭和倆位女士究竟是何人？梁副主任倒是發話了：“小朋友們，你們知道他們是誰啊？------他們是阿富汗國王和王后，和你門握手的是王后和劉主席的夫人！”-----“哦！就是教室牆上掛的劉主席像的劉主席嗎？”-----“對！就是這位劉主席，他的夫人名叫王光美。你們今天真幸運和光榮啊！能和劉主席的夫人握手！” -------“ 嗷！歐！今天我們和劉主席夫人握手嘍！” 我比其他小朋友們叫得更起勁，因為這時我剛改變了對坐汽車的意願，不再想要一直開到變成白鬍子白眉毛了，而要趕快開回到第三幼兒園門口。在那裡，大家已經猜到會有什麼樣的人正等着我們呢！這次我要讓“小黑社會”們享受到真正的“羨慕，忌妒 ，恨”。--------啊！真爽啊！快！快開！大客車在淵聲巷口停下，我們這一群就向着那扇曾讓我厭惡和畏懼的大柵鐵欄門衝去，每個人嘴裡喊着同一句話-------“今天我和劉主席夫人握手滴！” 大門裡正扒着柵門的鐵欄杆向外看着我們的各個年齡的小朋友們，他們的那種神情，我至今一閉上眼就能看到。但令我更難忘的卻是站在人群後面不遠處的那個小“黑社會”頭子和那幾個跟班。這劉姓小傢伙心理素質絕對老練，他都不正眼看我們，只派他的一名跟班上前來問：你們今天出去幹什麼啦？-----“ 我們今天坐大汽車到中山陵和劉主席夫人握手滴！”。說完這句話後，我們都等着看那小頭子的神情到底能否撐得住仍面不改色。只聽他哼了一聲，不削一顧地說：“ 這有什麼稀奇巴拉的啊，原來你們只到了中山陵哦，我們今天去參加的活動比你們高級多了，不是嘛？”那幾位小跟班一聽，也換了神情，頻頻點頭說：比你們的高級！高級！ （諸位讀者看到這裡，請你一定不要笑話我當時的認知水平和分析能力）我一聽就急着問：你們參加什麼高級的活動啊？------“哼！-----我們今天都到了蘇聯和斯大林握過手了！”--------啊？！！！！我一聽簡直氣炸了，真後悔去了中山陵而沒有去蘇聯！ 我又轉念一想這不太可能，那句“我有一分錢，騎馬到蘇聯”的兒歌告訴我們，怎麼地也得騎馬才能到蘇聯。他們既沒有馬，也不會騎，怎麼可能一個下午就來回蘇聯一趟呢？我就問：那你們坐的什麼去的呢？這麼快就回來啦？--------“我們坐火箭去的”小頭頭連想都沒想，嘴唇都沒大動，就溜出了答案。“哎，對！ 對！我們坐的火箭，火箭！”小跟班們接着說完，都望着面無表情的小頭頭。 哎喲！這下我們這幫等着看別人“羨慕，忌妒 ，恨”的，卻沒想到這麼快就輪到自己來享受這種心理上的煎熬！讀者們盡可笑我們當年的無知。第一，從來沒人告訴我們：斯大林早就不在了；第二，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火箭是畫在紙上人還不能坐的（兒童畫報上手握煉鋼鏟的工人叔叔和肩扛稻穗手舉鐮刀的農民阿姨就是騎在火箭上一衝飛上天的）；第三，誰會想到那個小“黑社會”頭子竟如此地胸有城府，天大的謊話他也能做到面不改色！ 受了一夜的煎熬後，我們幾個不甘如此失去幸運的小朋友們追着問梁主任：為什麼我們沒有像另外那幾位坐火箭去蘇聯和斯大林握手，而只是坐汽車去中山陵和劉主席夫人握手呢？梁主任一聽，哈，哈大笑說：別聽他們胡說！沒有火箭坐，斯大林也不會和他們握手滴！ 後記: 1964年11 月6日，《新華日報》： 阿富汗國王和王后在董必武和王光美同志的陪同下於11月6日到達南京參觀訪問。當天下午在王光美同志以及江蘇省委領導和南京軍區負責同志的陪同下，阿富汗國王和王后遊覽了中山陵，沿途受到南京市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三年後（1967年的秋季）一位從上海出差路過南京的親戚來我們家，他說：王光美在北京被批鬥之後，又被押到上海，在南京路的大馬路上，公開遊街示眾，任人上前吐口水和砸土塊，她被反綁雙手，脖上掛着塗黑的乒乓球串（項鍊）。那時侯的我們誰也不敢再說出那句讓我們自豪的話：今天我和劉主席夫人握手滴！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