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间舞台》之二《亮相》

  东西南北中  风声和雨声      道是山前必有路  眼下尽是害人坑

人前都是人  背后现鬼样      不吃夜草马不肥  不卖良心财不旺

第四章：整天装孙子活得真累

在大学同学的聚会上，张建勋见到了从天津赶来的李亚丽，李亚丽很沮丧地对他说：“我们张文亮可倒霉了，好不容易调回天津，现在却把工作给丢了。”

张建勋奇怪地问她：“他不是按正常手续调回天津的吗？”

李亚丽说：“可不是吗。刚在花台集团上了四个月的班，就让他们给辞退了。”

“因为什么呀？”张建勋问。

“什么也不为，就因为原来托的关系，出车祸死了，他们就不要我们了。”

原来，张文亮在花台集团上班，是托一个山西籍贯、在花台集团任老总的人，经山西省长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调进去的。当时，花台集团把张文亮安排在其下属的一个送水公司。上了四个月的班，那个关系突然死了，所以也就不让张文亮干了，还逼着他签了一份协议，与花台集团脱离关系。

张建勋问李亚丽：“他怎么那么傻，干嘛跟他们签这种协议？这不是连三十多年的工龄也丢了吗？老了连退休金都没啦！”

李亚丽说：“咳，没有办法。当时花台集团欠我们文亮六千块钱，其中包括三个月的工资，和四千块钱水站垫付款，你不签协议，他就不给你钱，所以，文亮只好签了这份协议。”

“糊涂！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能为了六千块钱，就签定这种卖身的协议，你一签定协议书，人家就把你推出来了，以后怎么办？”

李亚丽一筹莫展。

张建勋想了一下，说：“按说这是违法的，任何人都不能胁迫别人签违心的协议，你们应该跟他们上仲裁去打官司。别的地儿我不知道，反正这官司在北京是肯定能赢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在仲裁打官司是有时效的，过去是六个月，现在是多少天我不太清楚。反正你们一定要抓紧。”

聚会结束以后，过了几个月，李亚丽忽然从天津打来电话，说虽然仲裁声称已经超过了时效，但是说了几句好话，最后还是受理了他们的官司，并且说下礼拜一就要开庭，届时希望张建勋去一趟天津，帮助张文亮去打这个官司，张建勋一口答应下来。

到了礼拜天，张建勋起了个大早儿，从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坐上汽车，两个小时到了天津，见了李亚丽和张文亮夫妇，大家商量了一下午案情，然后早些休息了。第二天，张建勋和张文亮一起来到开发区的仲裁委员会，两个人都没有打过官司，不免心中有些打鼓。好在张文亮请了一个律师，心里基本还算塌实。九点半宣布开庭，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也不看原告和被告就开始审理案情。

张文亮是原告，本身口齿就不伶俐，加之心情激动，说的不太清楚。他说的内容，仲裁员只听不记。但是，只要被告一开言，他就一字不差地记下来。

张建勋感到不公平，几次开口都被仲裁员给驳回了，他严厉地说：“问你了吗？问你的时候你再说，没问你少说话！”张建勋初次上仲裁打官司，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好闭了口。

后来律师陈述了一遍，并提出了诉讼要求，仲裁员草草记了几笔，最后说了一句：“早就超过时效了，为什么不早来？”审理只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许多准备好的话也没说成。

从仲裁委出来，律师说：“我早就说了，关键就是超过时效，看来这个官司不好打。”从此罢手不管了。

张建勋回到北京和建业一念叨这事情，建业说：“他这是违法的，无论是法院还是仲裁，都不准许一个人开庭，不准许自审自记。再者，仲裁委有义务告诉你们，超过时效的官司就不要再打了。明知已经超过时效，还接这个案子，他们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现在，不管他结论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已经审过了。看样子，这里头有猫儿腻，你们非输不可。你们要是还不服，可以接到裁决书，立即上法院去告。”

果然不出所料，裁决书说张文亮的案子超过了时效，仅凭这一条判张文亮输了官司。这事情，让张建勋和张文亮很不服气。既然你们知道已经超过了受理时效，为什么还要受理？难道就是为了挣那五十块钱的诉讼费吗？既然你们知道这个官司一定会输，为什么不劝告我们不要打了？这事情激起了张建勋的愤怒，俩人一商量，索性打到底，跟他们上法院，反正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于是张文亮又把官司，告到了开发区初级法院。

法院开庭的那天，张建勋和张文亮一起去了。宣布开庭之后，法官问原告有何申诉要求。张建勋说：“我们的申诉要求有五个，第一恢复工作，第二签定劳动合同，第三补发拖欠工资，第四补偿经济损失，第五……”

法官当即打断说：“不行，本庭只受理被仲裁驳回的内容，仲裁裁决书上没有涉及的内容，本庭一概不受理。”

张建勋有过第一次出庭的经验，这回也不害怕了，他壮起胆量说：“法官先生，我们在仲裁局也提到了这些内容，但是仲裁员不做记录，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审自记，没有书记员在场。今天您这里可有书记员，我们仍然提出这些申诉请求，您也可以不记！”

法官没想到张建勋说出这么一番话，顿时愣住了。法官瞪着张建勋，张建勋也瞪着法官，僵持了一会儿，法官只好说：“请书记员将原告刚才说的内容记下来。”

这样，第一次开庭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受理了此案件。随后，法官问张文亮在花台集团上过班没有，张文亮说没有。法官又问张文亮在花台集团领过工资没有，张文亮也说没有。被告委托人马上得意地说：“那你就根本不是我们花台集团的人。”

张建勋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某个单位上过班，而且没有在那里领过工资，双方就等于没有实际的劳动关系。法官深知这一点，所以这样问。于是，张建勋马上辩解说：“在厂部上班和在车间上班，同样都是这个工厂的人，在车间领工资，不能说就不是这个工厂的职工。张文亮去送水公司上班，是花台集团安置的。花台集团无权将一个人安排到与其毫不相关的企业，这充分说明花台集团与送水公司是上下级从属关系。再者，张文亮在送水公司上班的时候，确实没有在集团总部领过工资。但是，最后签协议时的补发工资和归还垫付款，却是在花台集团总部领取的呀？这怎么能说张文亮没在花台集团领过工资呢？又怎么能说张文亮不是花台集团的人呢？”

法官转过头去看着被告，被告无话可说。

当天法庭上辩论的焦点就是：张文亮是不是花台集团的职工，那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法官一再声明，原、被告双方不要在法庭上说大道理，有证据回去找证据，让证据说话。于是，张建勋和张文亮回到家里，就四处翻找证据。

张文亮找出两张花台集团给他开的介绍信，当时张文亮没有了工作，他想回山西长治，花台集团分别给山西省长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开的介绍信，信上开头写的都是：兹有我公司员工张文亮……还有一张给天津市民政局开的，当时生活困难，两口子打架闹离婚，花台集团也给张文亮开了一封介绍信，上边写的也是：兹有我公司员工张文亮……第四个证据是张文亮跑开发区要求恢复工作，往返车票报销凭据的复印件。别看张文亮胡里胡涂地签了那份倒霉的协议，但是，他把所有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都保存下来，有些还是复印件。他的理由是，我不签协议，你就不给我钱，那我就先签协议领了钱，然后我再打官司告你。

张建勋摇了摇头，不赞成他这说法，但是他也觉得有了这四份证据，就足以证明张文亮是花台集团的员工了，打赢这场官司还是很有把握的。第二次开庭，张文亮首先把这四份证据亮了出来，证明他的确是花台集团的员工。但是，被告方也出示了张文亮签的那份协议，以此来证明张文亮已经和花台集团解除了关系。法官让原告辨认协议上的签名是不是他的字迹，张文亮含混不清，点头说看着好像是，然后又摇了摇头，说也不太像。

法官有些不耐烦，拍了一下桌子，说：“是，或者不是，你要说一个肯定的答复。你不能这样含糊其词，你这样儿让我怎么办？”

张文亮紧张得说不上话来，结结巴巴地说：“日子长了，记不清了。”

坐在一旁的张建勋急了，连忙说：“我的委托人因这场官司被折磨得头脑有些不好使了，现在我来替他辩护。”

法官又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一个说了一个说！你们俩都说，让我听谁的？”

张建勋看了一眼法官，慢条斯理地说：“法官先生，您能不能别拍桌子呀？不管您是在哪儿生了气，您都没有权利冲我们撒！您现在是上班呢！我们是来打官司的！请您不要耍态度！”

法官听了一愣，什么话也没说。

张建勋和张文亮低声商量了一下，张建勋对法官说：“法官先生，我们商量好了。由我来主诉，不对的地方他纠正，不足的地方他补充。”

法官问原告是否同意，张文亮表示同意。于是张建勋就说：“我们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仲裁委看到那份被告出示的协议，上边张文亮三个字是兰色笔迹，现在这三个字，忽然又变成黑色的了。因此，我们只能承认这份协议上的字体像是张文亮的，字迹我们不敢肯定。再者，因为协议是三方协议，而被告一方，前后就出示了两份协议，况且，这两份协议上的签名颜色不一。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被告，有做伪证的可能。”

被告委托人马上反驳说：“原告方无凭无据，污蔑我方做伪证，对方有什么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我们请求法官，追究对方诬告的法律责任。”

张建勋冷笑一声说：“请被告方听清楚，我说的是：不能排除被告方有做伪证的可能，并没有肯定地说你们做伪证！你心虚什么？凭什么你一方出示了两份协议书，而且两份协议书的签名颜色还不一致，你拿出的证据有问题，难道还不准我方怀疑？”

被告方委托人无词答对，但是，法官却接过去问：“你说被告在仲裁出示的那份协议，签名的笔迹是兰色的，你有什么证据？”

张建勋说：“我没有证据，证据在仲裁。但是，我们有证人在场。一个是张文亮请的辩护律师，名字叫李忠歧。一个是张文亮在场旁听的同学，名字叫杨艳华。他们两个可以出庭作证。”

法官一时无语。

张建勋接着说：“目前我方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张文亮的确是花台集团的员工，而对方没有证据证明张文亮不是花台集团的员工。如果张文亮不是花台集团的员工，他们为什么给张文亮报销车费？另外，张文亮是通过山西省长治市和天津市人事局、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调入花台集团的，这在长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都有备案，而花台集团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文亮已经调出花台集团，而且档案至今还在花台集团存放着，这一点，请法官明查。”

法官于是转过头去问被告：“是呀，既然你们说张文亮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你们为什么给他报销车票？既然解除了和约，你们为什么还给他保存档案？”

被告委托人吞吞吐吐地说：“因为……因为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放在花台集团，我们又不能给他扔了，只好替他保管。他上集团来闹事，我们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报销了车票。”

张建勋冷笑一声说：“笑话！欠帐不还钱，人家要回自己的钱，你们就逼着人家签那样缺德的协议，你们还有那么好的心肠！？我应该向你指出的是，你们不是国家规定的保存档案机构，你们无权也没有义务替张文亮保存档案。之所以保存，因为张文亮是你花台集团的员工，档案是你们调来的！你们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劳动关系，你不得不保存！我谅你也不敢把它扔了！”

被告方又说送水公司是独立法人，张文亮应该去找送水公司。

张建勋当即反驳说：“你说他是独立法人，请你拿出证据来！不能空口说白话。”

被告方当场拿不出证据，辩论到此告一段落。

法官问张文亮：“你知道签协议，对你意味着什么吗？你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难道你不清楚签了这份协议，会给你造成什么后果吗？”

张文亮点头说：“我知道。但是，这份协议不是我自愿签的，况且三方协议，只有对方一份，我这里根本没有，送水公司也没有，这样的一份单方协议，能有作用吗？”

法官说：“你说签协议是被迫签的，你有什么证据？谁能证明你是被迫签的？比如说，谁打你了，或者不签协议，不让你回家。”

张文亮说不上来，张建勋接过来说：“我们当然有证据。我方已经拿出了四份证据来证明张文亮是花台集团的员工，第五份证据现在对方手里，那就是张文亮领取六千元补发工资和归还垫付款的字据。我刚才看到了，上边的日期是七月三十一日。这份证据不仅证明了张文亮确属花台集团，在花台集团领过工资，而且还能证明这份协议是被迫签的。因为协议和领款收据的日期，都是七月三十一日同一天。而张文亮找花台集团要钱，是从四月份就开始的。由此可见，不签协议，三个月都不给钱；签了协议，当时就给钱。这能说不是被迫的吗？另外，我认为这份协议是一份违反《合同法》的无效协议，因为协议中有逼迫我的委托人、放弃自身合法权益的条款，法官应不予支持。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份不公平的协议，是有道理的。现在我想问一下被告委托人，假如把一份这样的协议放在你面前，你签不签？”

被告委托人面无表情，缄口无言。

张建勋转过头来接着问：“法官先生，书记员小姐，在座的都是劳动者，假如把一份这样的协议，放在你们面前，你们签不签？”

法官和书记员小姐也都不吭声。

张建勋说：“你们都不做回答，所以，我只能断定你们不愿意签。但是，我可以明白清楚地告诉你们，如果把这样一份协议，放在我面前，我是绝对不会签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签的协议，张文亮就必须签？张文亮签了，就要起作用？法律的公平体现在哪里？”

被告委托人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清楚签协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张建勋说：“对，他很清楚。但是，个人面对一个集团，他是弱者；如今谁不知道，欠帐者是爷，要帐者是孙。而且，他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年过七旬的老父亲身患癌症，已经是晚期；老母亲没工作、没有退休金；他有两个孩子要念书，他一家四口人要吃饭。有这六千块钱，他就能揭开锅；没有这六千块钱，他就一天也没有办法生活！如同你们天津，在滦河水没有引入天津之前，天津人喝的是苦水、咸水，难道天津人都不知道苦水咸水不好喝？喝了对身体有害处吗？因为你们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人不喝水就得渴死！道理是一样的，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况。”

被告委托人狡辩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你不要胡搅蛮缠。”

张建勋马上正色还言：“谁在胡搅蛮缠？你才是胡搅蛮缠！”

法官马上说了一句：“请被告方注意自己的语言。”

庭审进行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法官问原被告还有什么说的。

张建勋说：“我们只有一个请求，下次开庭时，请法官传第三方到庭，出示三方协议中的另一份协议书，因为协议既然是三方协议，而且本案与第三方密切相关，如果第三方不到庭，这个案子就审不清。”

法官不置可否，庭审到此结束。

在回家的路上，张文亮很兴奋，他说：“第三方没法到庭，因为送水公司的经理，已经换了好几茬，人早都走光了，我去送水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经理。而且，第三份协议根本就没有，连我自己这一份也没有。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份，是我偷着复印的，说是三方协议，其实总共就花台集团有一份。你说这种协议，能起作用吗？他之所以弄成甲乙丙三方协议，就是想把我推出去，可是他又推不出去。”

张建勋说：“按说到目前为止，所有证据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不清楚到底送水公司是不是独立法人。显而易见，如果送水公司是独立法人，他真的就能把你推出去。而且，现在送水公司倒闭了，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可就架空了。”

张文亮摇着头说：“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独立法人。我跟你说，甚至送水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每天送水我还不知道？他们跟我说的就是，只能在开发区送水，不要往城里边送，小心被人家抓住，咱们没有营业执照。他说送水公司是独立法人的目的，就是把我推出去，这里边就没有他们的责任了。”

张建勋想了一下说：“对了，我们一定坚持要求送水公司的法人出庭，让他们两家掐。这样的话，不管他们两家怎样相互推，不管推到哪头儿，你都不会被架空，都算有了一个着落。逼着他们来一回鹬蚌相争，咱们渔翁得利。”

张文亮摇着头说：“我知道，他们绝对没有营业执照。”

回到天津市区里，张建勋说：“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就不去你家了，下次开庭，及时打电话告诉我。”说完，就坐车返回北京了。

那回因为要迎接大妞的亲爹，二妞多出了一千块钱，结果也没沾什么光，她和大伙一样，也是一条金项链和一个金戒指，尽管多余的钱，后来又退了回来，二妞心里仍然很不痛快。人家三妞只出了五百块钱，照样也没少得东西，况且自己还让大妞骂了一顿，想起这件事，二妞心里就别扭。再加上今天在医院出了一挡子事，上午的手术本来是自己主刀，忽然主任来了，说是要带外国留学生上现场课，取消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手术。于是，患者家属下午来找她，想要回去先前送的红包，这事让二妞好不恼火。已经穿到肋骨上的钱，再一个一个解下来，这是多么痛苦！谈何容易？二妞找了个托词没给他，结果他又托当初送钱的中间人来找二妞，这让二妞更不痛快，左思右想，二妞害怕出事，没办法只好还给了他。

这事情让二妞心里特别烦，于是回到家里，就没事儿找事儿。一进门，看见大女儿惠惠又要出去，就没好气地数落她：“你干嘛去？就不会好好在家呆会儿？成天介瞎跑，跑什么跑？给我在家老实呆着行不行？”

惠惠不满地说：“您又怎么啦？有什么事儿您就说什么事儿，干嘛没事儿找茬儿？”

当下二妞那股子无名火就上来了：“谁找茬儿？你这是跟谁说话呢？”说罢，仰起手来照着惠惠的脸上就是一巴掌，惠惠当时就哭起来了，打完了二妞又有点儿后悔。正当这时候李建民回来了，见女儿捂着脸哭就问：“干嘛呀这是？怎么啦？”

惠惠没吭声，荧荧正在桌子上做作业，小声说了一句：“我姐要出去，我妈就打了她。”

李建民问惠惠：“你干嘛去？”

惠惠说找同学问作业题去。李建民挥了一下手，打发她走了。李建民见二妞没心思做饭，就自己上小厨房里泡了一袋方便面，抓了一把花生米，倒了一杯二锅头，然后坐下慢慢吃起来。二妞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又给他开了一盒沙丁鱼罐头，自己却什么也没吃，躺到床上睡觉去了。中午一个药厂的推销员，请她吃的烤鸭，她一点儿也不饿。回家进门问惠惠和荧荧想吃什么饭，惠惠要出去，荧荧说中午在学校吃多了，晚上不想吃，于是她就没做饭。

见二妞躺下了，李建民也懒得问她，因为自己心里也很烦。一点儿征兆都没有，办公室李主任突然不让他给侯头儿开车了，让他去开班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建民一边喝酒一边想，上回不叫我去接他，我就不接，好像过后也没怎么着。况且，我跟任何人也没说什么呀？那，就是谁说我什么了？难道是小孙？不是说小孙接送侯头儿是临时的吗？不过，小孙这丫挺的挺会来事儿，以后真得防着他点儿。

最近机关里传言，说侯头儿跟办公室新来的王燕姿有一腿，侯头儿已经两个月没去会议中心了，看来可能真是跟王燕姿沾上了，这个王燕姿确有几分姿色，也难怪侯头儿看上了她。有人说王燕姿是小孙的对象，是小孙找侯头儿调过来的，这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从眼下让小孙给侯头儿开车，看来可能这事儿是真的。这他妈小孙，真他妈孙子！居然把自己的对象都饶上了。现在的年轻人，真他妈恶心！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自己没招谁没惹谁，小孙却用这种手段，把自己的车撬走了，真是他妈的可恶！但是，现在还不能跟小孙较劲，有道是：姜是老的辣，咱们走着瞧，眼下老子先让你一步，迟早有一天，我非得把这辆车夺回来不可。

问题不在于开什么车，主要是不能把侯头儿让出去，不能把领导的司机这个身份让出去。机关里的领导有大小，分一把手、二把手和三把手。同样，给领导开车的司机，也跟老年间的大小婆儿一样，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以往机关里发劳保用品，李建民总是和领导一起领，一领就是双份，他知道领导和群众肯定不同，但是他没有过分地关注。这回李主任发给他的劳保用品，明显比往常少得多，他才知道原来群众跟领导有这么大的区别。看着这堆东西，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不太在乎这点儿东西，能值多少钱？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看成是等级待遇，那李建民还是非常在乎的。给领导开车，跟领导在一起，他就是领导；现在不给领导开车了，他就狗屁也不是。他又品尝到了当一个群众的感觉，原来是这么不平衡。还是给侯头儿开车的时候，有一次他领了劳保用品，抱着往楼里走，半路上碰见了小孙，当时小孙开班车，他怀里也抱着一堆刚领的劳保用品，看着明显比自己少得多，而且缺少的都是名牌用品。当时李建民不免有些得意，有些飘飘然。看得出来，小孙眼睛里流露出那么多的羡慕和嫉妒。现在却反过来了，轮着他李建民羡慕小孙了，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领导身边开车时间长了，李建民往往找不着自己的位置。说自己是个工人吧，他老跟领导在一起，享受的也是领导的待遇，到处吃香的喝辣的。说话他也是站在领导一边，听见群众议论领导出国考察、公款旅游，住好房子，公款装修，大把大把花钱的时候，他还仰着脖子说风凉话：“谁叫你不是领导呢？有本事去当领导，说这个管什么用。人比人该死，气死也没用！”

但是，说自己是个干部吧，那又是没影儿的事。每次调工资他总是跟着工人的等级走，领导涨一级是百八十块钱，自己涨一级才三十块钱。这次机关分房子，只要是领导，不管调来多长时间，人家都是按级别分，分的又大又好。可是工人就得按两条分，一是工龄长短，二是调来本单位时间长短，原来工作单位的工龄不算，而且分的房子全是各级领导住过的旧房，这不免又让他满腹牢骚：“他妈的！难道我原先单位的工龄，就不是给共产党干的？”本来给他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他没要。他想再给侯头儿做做工作，争取分一套好点儿的房子，没想到，侯头儿忽然不要他了。开始他有些后悔，但是马上又不后悔了，他下决心还要争取回去，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要回去给侯头儿开车，最后，非得让侯头儿给自己闹一套好房子不可。

李建民的心里很矛盾，总是在领导和群众两边来回跳，只要能跟上领导沾光，他就很舒服；沾不上光，他就很痛苦。因为，再没有谁比他更清楚，领导是怎样当公仆的，这诱惑实在太大了！那些有形无形的好处和便宜，老在他眼前转，他现在一点儿也摸不着了，想起这些他不仅心疼，连肝儿都嘶嘶拉拉地疼！把他为领导开车的司机给免了，这件事他不愿意说给二妞，得意的事情可以跟她说，失意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因为二妞在医院里掌握手术刀，家里没少沾她的光，无论是钱还是物，二妞往家里拿的不少。但是，二妞有一个坏毛病，只要拿回一点儿东西来，二妞都要摆在明处让李建民过目，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她比他强，她比他有能力，她不巴结人，她是凭自己的本事，人家是自愿送来的；过日子她比他贡献大，所以他就得听她的。这对李建民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同时也是一个促进。以往李建民心里高兴，脸上却不流露出来，只要你往家里拿，我才不计较这些呢，拿的越多越好，时不时地给她两句鼓励。

但是，现在李建民把给领导开车的宝贵位置丢了，他就感到肩膀上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他知道二妞不是省油的灯，如果自己不能往家里拿洋落儿，二妞肯定就会给他气受。于是他想，这事一定不能让她知道，而且以后自己要俭省点儿，必须少抽点儿烟，少喝点儿酒，用省下来的烟酒钱，下班买一些东西，就说是跟领导在不论什么地方沾来的。不然的话，二妞会以她明显的优势欺压自己。唉，没办法，但愿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小孙还回去开他的班车，侯头儿还会起用我。李建民在心里打着他的小算盘，从领导司机的岗位上下了岗，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出来，不仅要瞒着二妞，还得瞒着家里任何人。怎么才能回去给侯头儿开车呢？绞尽脑汁他也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想着每天回到家里，还得端着架子装孙子，李建民感到真是有点儿累。

开发区初级法院第三次开庭的时候，张建勋又和张文亮一起去了，这次被告委托人为了证明纯水公司是独立法人，拿出了一份营业执照，法官看了一遍放在一边。

张建勋要求看看这份营业执照，法官同意了。于是，张建勋就把这份营业执照拿了下来。俩人趴在桌子上仔细一看，禁不住交换了一下眼神，根本不是天津市的。张建勋说：“本案被告方说的很清楚，协议书上写的也很明白，送水公司的名称叫北京航天纯水公司，但是这份营业执照上，分明写的是北京市顺义县木林镇农工商贸易总公司。我认为该名称与本案无关，不足为证，请求驳回。”说完给法官送了回去。

法官问被告方还有什么证据，被告方说没有了。法官宣布审理结束，听候裁决。张建勋问几天裁决能出来，法官说大概礼拜三。建勋想，那就等两天吧。

两个人一起回天津市区，坐在汽车上张文亮对张建勋说：“我估计我这官司不好打，因为类似我这样的情况，花台集团有三十多个人，都是被他们这样打发的。他们不惜花重金也要把这场官司打赢，仲裁那边他们肯定花钱了，要不为什么他竟敢一个人开庭呢？就是法院这边，恐怕他们也花钱了，你信不？”

张建勋说：“说这个没有用，咱们也抓不着人家的把柄。你说他花钱了，你有证据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法官，他不应该跟咱们拍桌子，第一天他就拍了两次桌子，后来他看我根本不怕他，态度才有点儿缓和。”

“是是，法官对我也客气多了，中间休息时他抽烟，还让咱们在里边抽烟了呢。”

张建勋摇摇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说使钱的事，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仲裁那边非常明显的一边倒，第一是非法一个人开庭，没有书记员，第二是不叫咱们说话。法院这边虽然叫咱说话了，但是我感到气氛也不大对头，第一次开庭他本想一巴掌把咱捂回去，你那天看见他瞪我的眼神了吗？瞪了我足有一分半钟。但是我想，尽管开发区初级法院的官司输了，我们也要到市里中级法院打去，我就不信中级法院也让他们买通了。现在正是中央大力反对司法腐败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这事儿就看你的了，你要打我就奉陪到底。”

张文亮非常感激地说：“我这事儿全凭你了，有你的帮助，我一定打到底！”

三妞在天桥上摆摊，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忽然有一天让人家抄了。抄的人是市容雇的人，并不是在编的正式人员。本来三妞只卖一些袜子、手套、鞋垫和毛巾这些东西，走的虽然不太快，但是每天都开张，没有一分钱不挣的时候。后来，有那么三五个人在天桥上卖光盘，有一个长头发青年闲着没事儿问三妞：“你卖一双袜子挣多少钱？”

三妞说：“我是一块钱一双批来的，卖五块钱三双，卖五双挣两块钱。毛巾七毛一条批来的，卖一块钱一条，挣三毛钱。”

长头发青年说：“太费劲了。我这光盘八块钱一张来的，卖十块钱。一张就能挣两块钱，你不来点儿试试？有色的光盘走的快着呢，这年头儿就是年轻人的钱好挣。”

这话说的三妞动了心，而且她也确实看见人家卖的很快，手里拿着一大摞，一会儿工夫就没剩几张了，然后人家再回去取货。买的人一般都是买两三张，几乎没有一次只买一张的。于是，三妞就跑过去跟那个长头发年轻人说，也想要一点儿。长头发问她要多少，三妞说十张。长头发说太少了，不值当跑一回。三妞一咬牙说，要不来三十张。长头发说，最少也得要五十张。三妞数了一下身上的钱，刚好有四百块多一点儿，就同意要五十张。长头发让三妞等一会儿，不到一支烟的时间，他就出现在三妞面前，拿来了五十张，几乎是一张一个样，没有重复的。三妞把四百块钱交给他，他只熟练地把面值大的百元钞票对着灯光抖了抖，其余的连看也不看就装进了腰包。

三妞卖光盘简单，这玩意儿她一回也没看过，所以也不会介绍，人家问她什么，她都不知道，自各儿看自各儿挑，一张十块钱不还价。头一天卖光盘，三妞就尝到了甜头，一个姑娘从她的地摊上买了三张光盘，连价钱也不讲。第一天一共卖了七张，仅光盘这一项就挣了十四块钱，三妞高兴极了。但是，第二天三妞就倒了霉，市容的人来了全部没收，还说是黄色光盘，要把三妞带走。三妞当时就吓哭了，连连哀求人家，说自己下了岗，孩子要上学，实在是没有办法。

市容的人说：“那你也不能卖黄色光盘毒害青少年呀？”

三妞说：“我们家没有VCD，我也没看过这东西，人家跟我说是有色的，我档着是彩色的，我哪知道是黄色的呀？要是知道是黄色的，打死我，我也不干呀。同志呀，先生呀，大哥呀，您饶了我吧。我们家就在广安门汽车站，路北边那座楼，最西边的那个门，五层。不信您可以去问居委会调查，我带你去。”

可能市容的人看三妞像个老实人，而且也不是外地的，就对三妞说：“你要是能给我们指出上家来，我们就放了你，谁卖给你的？”

三妞开始不敢说，可是一看这阵势，不说就得被带走，只好用手偷偷指了一下在售报亭跟前看报纸的人，小声说：“就是那个看报纸的长头发卖给我的。”市容的人当下把他捉住，从他怀里搜出来大约三十多张光盘，然后押着他们几个人走了，没带走三妞。当下三妞也没心思卖袜子了，既心惊肉跳，担心长头发放出来跟她没完，又心疼那四十三张光盘，三百多块钱一眨眼就没了。想哭也没有眼泪，不知是不是吓的。想回家，一时腿软得高低站不起来。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三妞望着立交桥下飞驰的汽车，真想一头栽下去，让汽车把自己轧死得了，活着干嘛？活着真难！卖了半个月袜子，刚把欠王姐的钱凑的差不多了，一下子让人家全抄走了，拿什么还人家？三妞真是愁死了。

想着儿子葛宕一定在家等急了，三妞只好收起自己的东西，扶着天桥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才四十出头的人，走路的样子，竟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三妞数了数身上所剩不多的钱，在路边上买了一斤烙饼，然后给儿子葛宕买了两支羊肉串，举着回家了。

一进家门，葛宕就扑上来了，高兴地说：“妈，你可回来啦。呀，就买两串呀，真抠门儿。”然后三口两口，呼囔呼囔几下，羊肉串就不见了。看见三妞洗土豆，葛宕撅着嘴，苦着脸说：“妈，又吃炒土豆呀，真烦！”

三妞愣了一下说：“对了，冰箱里还有肉肠呢，妈给你切成丝，跟土豆一块儿炒，准保好吃。”三妞的冰箱是二妞给的，二妞家里老有人送东西，原来的小冰箱不够使的，买了一个大的，就把小的给了三妞。因为二妞问过回收旧家电的，他们才给二十块钱，二妞一想，二十块钱够干什么的？还不如给了三妞，好歹还落个人情呢，就让李建民给送来了。

三妞取出肉肠来一看，上边滑不出溜地长了一层黏膜，跟伤风感冒流的鼻涕一样。三妞就用清水刷洗了一遍，然后将肉肠切成细丝，准备炒菜。这时葛大成回来了，手里举一把羊肉串，一边按门铃，一边叫喊儿子葛宕。葛宕蹭地一下子蹦起来，给葛大成打开门，一见父亲手里举着一大把羊肉串，高兴得又蹦又跳。葛大成把羊肉串给了儿子，然后进厨房洗手，问三妞吃什么，三妞说吃烙饼炒土豆。葛大成说：“拉倒吧，咱们上外边吃去。”葛宕听见父亲说上饭馆去吃饭，美得他一边嚼羊肉一边哼哼。三妞嗔怪地说葛大成：“你挣了多少钱就下馆子，怎么那么烧包？”

葛大成说：“今儿特顺，拉的都是好活儿，挣了钱干嘛不享受享受？”

三妞委屈地说：“你顺，我今儿可到了血霉啦。”

葛大成问三妞怎么啦，三妞就把刚才倒霉的事说了一遍，葛大成只沉吟了一会儿，就开朗地说：“不心疼。东边去了西边来，钱这东西就这操行。走，下楼。”不容分说拉着三妞就往外走，葛宕早一蹦三级地跑出去了。

晌午张大妈睡了一觉，还没醒就听见有人按门铃，张大妈赶紧起身去开门，晕晕乎乎地才走了几步，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当下觉着像是崴了脚脖子，忍住疼爬起来打开门，原来是耿大妈，张大妈埋怨她说：“要知道是你，我还不着急，你看我都崴了脚啦。”

耿大妈搀着张大妈坐在床上，眨着坏眼儿笑着问：“不是我是谁？你等着哪个老臊货呢？有相好的啦？”

张大妈说：“没正行。别废话了，你快给我看看吧，怎么越疼越歹毒了。”

这下，耿大妈也不敢开玩笑了，用手小心地摸了摸，一沾张大妈的肉皮，张大妈就咝咝地吸凉气，耿大妈嫌弃地说：“真憔悴！你可别吓唬我啊，准那么疼吗？”

张大妈说：“唉呦，你就别拿我穷开心了，难道我还装蒜玩儿？”

一会儿的工夫，眼瞅着脚脖子就肿起来了，耿大妈也觉得不太好，只好跑到外边去找樊菊花。樊菊花来了一看，又问了一下张大妈是怎么崴的，然后十分肯定地说：“绝对是骨头折了，没错儿，错了管换。”

耿大妈说：“净他妈说废话，换你的脚丫子呀？快叫车去吧，我赶紧给建勋打个电话。”樊菊花出去拦出租车，耿大妈回家拿钱打电话去了。

一会儿工夫出租车来了，樊菊花搀着，耿大妈扶着，把张大妈塞到汽车里，然后三个人一起去了一趟友谊医院。一拍片子果然是骨折，大夫给对好了骨缝，打上石膏，就坐车回来了。刚进门，陈大妈就送来了一盆鲫鱼汤，耿大妈看见“扑哧”一笑说：“这又不是坐月子，你给人家喝鲫鱼汤，干嘛呀？催奶来了。”

陈大妈笑着说：“催屁。按说应该喝骨头汤，不是眼下没有吗？明儿我就买去。再说了，她都七十多快八十了，喝什么也下不来奶啦。她要是能催下奶来，我就给她磕头烧香。”

张大妈挪了一下坐麻了的屁股，疼得她直咧嘴，听着她俩的话，皱着眉头说：“你们这两个坏事乐，我把腿摔折了，倒把你们乐坏了。”

耿大妈说：“你别不识好歹，没有晚们谁送你上医院？”

张大妈说：“不叫你我还摔不着呢！还说呢！”

这当口樊菊花也咋咋呼呼跑来了，还把刚下班的建勋两口子也叫来了，建勋和翠萍先感谢了耿大妈和陈大妈，同时问母亲想吃点儿什么，让翠萍上去做。

张大妈说：“黑了，还是少吃点儿吧，省得拉呀尿呀的，多麻烦。”

樊菊花说：“那也不能饿着渴着呀，您有这么多儿女，叫他们轮流来伺候！翻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闺女儿子一大帮，不使唤他们，不就白养活了吗？翻句话说，一辈子骨折几回呀？谁还没事儿摔着玩儿？翻句话说，这是闹着玩儿的事儿吗？”

耿大妈瞥了她一眼：“你这人说话真个别，老是一通穷翻腾，翻的人心里这个麻烦！”

樊菊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不吭声了。

张大妈想了一下说：“要不给我熬点儿棒子面粥喝。”

“行，我那儿还有老家捎来的新棒子面呢，我这就给您熬去。”翠萍说完转身出门上五楼了。陈大妈不放心老头子，也回家去了。建勋刚要走，电话响起来了，建勋拿起话筒说了两句就放下了，然后对母亲说：“妈，我二舅来了。”

“他干嘛来啦？我这儿刚把脚脖子崴了，怎么给他弄吃的呀？”张大妈发愁地说。

建勋说：“他跟镇上派出所的人打架了，这回是上咱们这儿躲官司来了。不管怎么说，我先去一趟车站，他已经到了。”说完就走了。

张大妈烦躁地说：“他耿婶儿，您瞧瞧，这是多麻烦！”

耿大妈小声说：“你还嫌麻烦？这是你娘家的人！你娘家的事儿！人家别人不嫌烦，就是好的啦，你快别唠叨啦。”说完拉着樊菊花走了。

过了一会儿，建勋领着他二舅来了。二舅进了门，先问了一下姐姐的腿要紧不，然后在各屋里转了一圈，连说：“不错不错，大姐，你这房子挺好。”

建勋把二舅带来的老家土产往地上一放，对母亲说：“您先跟我二舅说会儿话，我上去告诉一下翠萍，一会儿我们就把饭端下来。”

建勋上五楼去了，张大妈这才闹清楚弟弟因为什么跟人打架。原来，今年村里的各种收费、税款和提留，加到一块儿得三千多，这对于二舅这样没有任何外快收入的农户来讲，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要是给呢，也不是没有。但是，村里和镇上的干部们常年大吃大喝，老百姓早就气坏了，恨得牙根儿疼，有也不愿意给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干一年，全让这帮干部给刮走了，农民实在想不通。于是，大伙儿就在底下串通好了，上谁家收都不给他，大家齐心合力，看他们怎么着？没想到镇上来人收不着钱，他们也急了，一个电话叫来派出所的一帮警察，干脆上农民家户里搬东西，有什么搬什么，见什么搬什么。搬到二舅家，二舅刚给大儿子买的新彩电，准备娶媳妇用的，他们连问都不问，搬起来就走。二舅跟他们急了，家里的俩小子也动了手，当下在院子里打成了一锅粥。人家又是一个电话，从镇上叫来了一帮干部，“乓乓”放了两枪，明晃晃的手铐子“哗啦啦”一亮，村里人到底胆小心不齐，结果把二舅的俩小子给逮走了。不逮二舅是让他去找钱，交了钱就能赎他那俩儿子。这回加上罚款和警察的医疗费一共一万，二舅没办法，只好上北京来找大姐来了。

张大妈心想：你到不傻，弄点儿破豆子、破棒子面给我送来，然后就朝我要钱，这点儿破玩意儿值几何？你姐夫死了，我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我这儿还靠儿女养活呢？我拿什么给你？你没辙了，你找我来了，好过的时候，你才不来呢！那几年，你种着几十亩苹果园，苹果熟了给我送过几个？连个屁都不放，连封信都没有。现在你借钱来找我，我也没办法。

弟弟在那儿说，张大妈也懒得搭理，只装傻充楞“啊啊”地支应。二舅一看这情况，脸上也有点儿挂不住了，刚要发作，建勋进来了，后头跟着翠萍，俩人把做好的饭送下来了。建勋说：“二舅，先吃饭吧，其他的回头咱们再说。”二舅只好不做声了。

建勋陪着二舅喝酒。二舅先是说：“别这么费事，这年头儿不缺吃喝，你二舅在老家不抱屈，常年介也是大米白面。”然后忽然一转话头儿，别有用心地提起了六零年自然灾害：“建勋哪，还那么忙吗？怎么不回老家去了？还记得六零年那回，你跟着你妈回老家吗？”

建勋说：“怎么不记得。那年正好二舅娶二舅妈，一共蒸了三个白面馒头，姥姥吃了一个，我妈吃了一个，我吃了一个。”

二舅马上说：“记得就好，记得就是有良心！人要是没了良心，还叫个人吗？”

张大妈在一旁喝棒子面粥，听着这话很不顺耳，也搭着粥有点儿烫，张大妈呲牙咧嘴地喝，一句话也不说，脸上很不好看。

建勋也听着话头儿有点儿不对劲，因为刚才在回家的路上，建勋已经明白二舅这次上北京是什么目的了，但是不知道他上楼以后，母亲和二舅说什么了。看见母亲不搭话茬儿，他也不好贸然许诺什么，留下住几天总不会有问题吧？别人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小时候经常住姥姥家，不管别人拿多少，回头我出两千块钱吧。而且，刚才在楼上已经跟翠萍商量好了，于是他就说：“二舅，您甭着急，北京有这么些外男外女，这不叫个事儿。”翠萍也随声附和着，二舅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儿。

当晚吃了饭，建勋又陪着在楼下遛了个弯儿，然后安排二舅休息。张大妈腿脚不得劲儿，翠萍也没敢上楼，少不得陪着婆婆睡了一宿。

二舅还没走，天津的张文亮又来了电话，说中级法院礼拜一开庭，建勋只好准备去天津。临走的时候给翠萍交代二舅的事情，翠萍说我知道，你放心去吧。二舅有点儿不乐意，嫌建勋管别人的闲事，比管自己的正事还上心。建勋只好跟二舅解释，这个同学遇到麻烦了，弄不好老了连退休金都没有，不去不行。

星期天早晨出发，到天津下了车，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建勋想在外头随便吃点儿，肚子不饿就得了。可是转念一想，上回也是这个时候，他怕麻烦就在路边小饭铺吃了一顿饭，结果让李亚丽和张文亮两口子埋怨半天，说：“你怎么那么外道？贴上路费来给我们打官司，到了家门口还在外头吃饭，你叫我们怎么过得去？下回可不能这样了。”想到这里，他只好紧着往李亚丽家里赶，估计他们正等的着急呢。因为头天约好了，今天高速路上有点儿小麻烦，这趟车比平常晚了半个钟头。

到了李亚丽家才知道，张文亮找了个临时工上班去了。李亚丽正在拆被子洗衣裳，屋里大盆小盆摆了一地，也不知道他们吃了饭没有，反正李亚丽出出进进地接水倒水，忙着洗她的东西。张建勋感到莫名其妙，等了一个多钟头，她既不说做饭也不提吃饭，反正是老同学，张建勋也不客气了，就问她：“哎，你们吃饭了没有？”

李亚丽说：“吃了早饭了，这会儿不饿，饿了再说。”

建勋不由得生气了，说：“你不饿我饿，中午十二点十分我进的门，现在都一点多了。你怎么就不说给我做饭呢？你就是端出来窝头咸菜来，我也绝对不会嫌弃。昨天咱们在电话里说好的，我今儿中午到，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不愿意打这官司？你们要是不愿意打就说实话，我可不鼓动你们打。”

李亚丽连忙说：“唉呦！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不怨别人就怨我！我赶紧给你买去。愿意打愿意打，怎么不愿意打呀？”说着，提起菜篮子上街买菜去了。又等了四十分钟，李亚丽才买回菜来，择干净洗干净，切好了做熟了，端到桌子上已经两点多了。

李亚丽红着脸一再表示对不起，张建勋说：“我今儿要是一看没饭，抬屁股就走，那算我张建勋没涵养。但是……”后头的话他懒得说了。他心想：怪不得张文亮把自己弄到这般田地，你李亚丽也真是个不省事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快点儿去仲裁告，结果你回来赌气不告诉他，让他超过了仲裁时效。你们俩说离婚也不离，说过日子也不好好过，这叫干嘛呢？再者说，我也够可笑的！这么一趟一趟往天津跑，我这是图什么？我真欠！

想到这里，张建勋又觉得把二舅晾到家里，真有点儿对不起二舅，轻易不来，来了才两天，我就跑到天津来了。就不说陪着二舅逛逛街，跑到这儿干这没要紧的事。我这儿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这真是：吃饭的不急，舔盘子的急。人家不着急不上火，该干嘛干嘛，我是不是有点儿热情得过分？说起来是将近三十年的同学，就算我是上天津玩儿来了，到了你门上，你就不管顿饭吗？张建勋知道李亚丽决不是故意的，但是人活到快五十岁了，连这个都不懂，让我说你点儿什么好呢？

张建勋翻过来倒过去，怎么想心里也别扭，觉得好没意思。晚上，张文亮下班回来跟张建勋聊天，张建勋也懒得说话，他只听见张文亮说，初级法院写裁决书的时候很为难，法官抱着卷宗回到家里，写了两天才写出来，判他输确实很费了一番周折，没准儿这回到中级法院情况会有所好转，张文亮说得很兴奋。张建勋觉得他好像小孩子一样，可能是这件事把他折磨得太久了，他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了。遇到一点儿挫折，他就情绪特别低落，半死不活的；有一点儿希望，他又兴高采烈阳光灿烂，好像度过了危机，获得胜利一样。但愿他能打赢这场官司，但是张建勋此时对这个官司没有兴趣了。

第二天，俩人按时来到中级法院，开庭以后还是那么一套固定程序，张建勋没了心劲儿，问到他，他就说；问不到他，他就不说。当法庭调查到北京航天纯水公司是不是独立法人的时候，被告方说了一声是。女法官又一字一句地问了一遍，被告方又说是。张文亮瞪着大眼，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张建勋本来想说，请你拿出证据来，不要空口说白话，就象在初级法院那样，把对方逼到绝路上去，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独立法人的证据。但是，他想看看这个倒霉的张文亮怎么说，官司从初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出庭已经是第四次了，所有的东西都滚瓜烂熟了，张建勋要看看张文亮有没有长进，于是他就转过头来看着张文亮。

张文亮依然眨巴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表情很严肃，样子也很酷，真不知他在想什么。张建勋心里又可笑又可气，心说：也难怪李亚丽看不上你，咱俩打官司不是一回两回了，就是看也应该看会了。打官司凭什么？凭的全是证据，上回咱不是死逼着他要证据吗？你倒是跟他要证据呀？你一跟他要独立法人的证据，他不就瞎菜了吗？你为什么准备那么多证据，不就是防备对方跟你要证据吗？那你为什么不跟对方要？之所以初级法院的裁决书不好写，不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有力的证据，而对方拿不出对他有利的证据吗？这个张文亮，人家法官问了被告两次，这就是在给你机会，你却不抓住机会。唉，真是朽木不可雕也！教的曲儿唱不得。

女法官看了张文亮一眼，张文亮犹如泰山一样，稳稳当当地坐着，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张建勋看着他那样子真生气，他想，拉倒吧，我凭什么给你卖力气？是凭你还是凭李亚丽？本来到天津接手这个官司以来，天天就听他们俩罗嗦，你说她怎么怎么不对，她说你怎么怎么不好。张建勋看着李亚丽的两个大儿子，真是由衷地喜爱，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看着孩子因家庭摊上这样的麻烦，身体还在发育，心理却显得有些早熟，整天沉默不语，甚至背着父母的时候，对张建勋唉声叹气，还说活着真没意思。张建勋很心疼孩子，小小人家，还没体验清楚什么是生命，还没品尝过做人的乐趣，却过早地让父母不和压得喘不过气来，过早地感受到生活的艰辛，难道这不是做父母的失职吗？

女法官见张文亮没有什么反映，继续审理案情，最后问双方还有什么问题。被告方说没有了，张文亮也说没有了，张建勋没有吭声。然后女法官宣布庭审结束，让双方回去听裁决。出了法院，张建勋要直接回北京，张文亮再三挽留张建勋玩儿几天，张建勋说老家的二舅来了，母亲的脚脖子受了伤，坚持回去。张文亮给张建勋买了车票，张建勋坐车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