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为“镇反运动”时机来到，应当利用战争的危机情景，大肆杀戮“反革命”，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刘少奇心领神会，在高干会议上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就不好办。”——十九年后刘少奇自己在文革的锣鼓喧天声中凄凉悲惨地死去，不知在他的最后时刻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初镇反时的那些话。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电报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两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两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次日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四千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毛泽东指示，杀人要稳，要准，要狠，既不能手软，更不能胆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志愿军作战没有后顾之忧。
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镇反运动迅速升级，你追我赶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立即押赴刑场处决，报纸广播予以大力宣传报导。
毛泽东又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针对中共西北局报告“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批示“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情况是杀人审批权下放到县级机关就可以杀人，甚至在乡村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激动的群众一哄而上活活群殴打死“反革命分子”，不仅不受追究，反而得到鼓励。
前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回忆文章里指出，镇反运动中对于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
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下决定”。当时中国人口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是五十五万人。
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逮捕一百五十万“反革命”，杀掉了五十万，基本达到千分之一的目标。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此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死）在一份报告里说，“镇反运动”共逮捕了两百六十二万人，杀掉七十一万两千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千分之一点三，超额完成了任务。而据相关学者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远远高于上述公布的数字。国共内战国共两军死亡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说是七十万左右，镇反杀掉的“反革命”稳高于此数。
据不完全统计，镇反运动中被杀的有超过两百四十一名民国时代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其中辛亥革命元老和民国上将有四位，中将有七十八位，少将一百五十九位。这些人有些是起义投诚的，有些是被俘后释放的，他们返乡退隐，对新政府并不构成任何威胁。
四位辛亥元老被杀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早已退出“江湖”，仍难“苟全性命”。四人之一是夏之时。此公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时他在四川起兵响应，做过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恋是当时的一个传奇。董竹君就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办人。夏之时在1938年时已经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不料镇反时候，还是被杀，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大哥，四弟以及侄儿等人，是灭门之灾。夏之时被杀近四十年后，于1987年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第二位是何海清，民国上将。进过日本士官学校。黄兴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结识蔡锷朱德，1911年参加辛亥起义。后又参加过护国战争，蔡锷曾经说他是“吾之子龙也”。1923年何海清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由中将晋升为陆军上将。1925年由于耳朵失聪，加上母亲病故需要料理后事，何海清解甲归田还乡，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还资助了朱德三百银元。1944年日军进犯韶山，何海清捐钱购买枪支，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年近古稀还出任抗日自卫大队队长。1950年何海清被“镇反”，杀掉。1983年“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三位，宋鹤庚，湖南人，民国上将。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生，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见辛亥起义。1913年1916年两次参加讨袁，后又参加护法战争，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1931年他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但已不带兵打仗。不久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平反昭雪，“不咎既往撤销原判”。
第四位是邓玉麟，民国上将。参加过武昌起义。护法运动时，邓玉麟跑去广州担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出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北伐后邓玉麟脱离军界，1946年邓玉麟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经动员邓玉麟去台湾，为邓所拒绝。他自认为自己并未与共军作战，故选择留在家乡。但50年1月就被新政府逮捕，次年被处决。据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经电示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玉麟已经被杀掉了。1982年，邓玉麟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