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了赴日留学的相关步骤，我决定去日本，接着便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自古以来办成一件事的决定因素是两个：“钱和权”。在赴日留学这事上，钱指的是你得有留学所需要的一切费用，那个年代大家都上班拿工资，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共110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算成日元大约2100日元，仅2万日元的日语学校报名费几乎是我半年的工资，还有学费、房租、旅费等等，我自己一人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家人的支援七拼八凑。比起钱来更麻烦的是：自费出国留学必须得到工作单位的同意。没有工作单位的同意和介绍信，别说申请出国护照，连有关部门的大门你都进不去。这意味着单位里那几个掌权者至关重要，权力在他们手里，放不放人就凭他们一句话。

开始比较顺利。一个高中学弟的老爸正好在东京做访问学者，我通过学弟请他找了个语言学校报了名，87年暑假前拿到了日本东京某语言学校的入学许可书。

接下来是关键：我所在单位得同意放人，否则我的入学许可书就是废纸一张，报名费——我半年的工资自然也就打了水飘。
顺序上，我必须先取得教研组长的同意，然后是系主任，最后是学校人事处。越过军长找司令属于犯规，犯规就是犯上。领导，那是一个都得罪不起的。

于是我先找教研组长谈。组长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在国外留学，按他的说法年轻人应该去外面闯闯，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所以他这关过得轻松加愉快。

接下来的一关是系主任。系主任是个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的胖男人，门牙大，牙缝宽，语速一快就呼哧呼哧喘粗气，嘶嘶作响的气流仿佛能掀起两片门牙像蟋蟀开牙似地朝两边进一步分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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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跟我说：系里很缺人手，特别是你们教研组，李老师半年后要退休，小姚在进修，施珍珍怀孕八个月，你跑了谁来上课？我说本来我也是要去读研究生的，现在不过是把在国内读换到去国外读而已。他沉下脸说道：我一直在跟人事处要人，如果我答应放你走，那不成了我这只手放人那只手要人吗？不是我存心为难你，系里真的有困难。我表个态，如果人事处放你走，我不拦你，行了吧？
我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人事处放行了，你想拦也拦不住。

我又去了人事处。
人事处处长老胡，五十多岁。我到人事处时，正赶上老胡要外出，我三言两语说明来意，老胡说：这个事情我们学校内部是有规定的，我现在要去开会，他边说边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你先跟小胡谈，了解一下学校的规定。
小胡大约有三十多岁，小个不高精精瘦瘦，一副宽边黑框眼镜遮去半张脸，黑框后面广东拳师般直愣愣的眼睛透着精明和老成。他告诉我说学校有个五年服务期的规定，青年教师必须工作满五年后才可以申请出国留学。按照这个规定，你工作不满五年，所以不能走的。我知道决定权在老胡手里，应付了两句便转身离去。
第二天我又找到老胡，我强调我事先不知道学校有服务期的规定，而且即便不出国我也会离开学校去读研究生，另外报名费花去我近半年工资我若不去上学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万恶资本主义黑心资本家。对于我的诉求老胡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唱起了高调：我党一向号召年轻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也制定了方针政策鼓励和支持青年让以各种形式在各自的岗位上磨练提高自己。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平和而坚定：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你，小皮啊，你必须放弃出国的念头，彻底放弃，留在这里安心工作好好锻炼。我不会对你说我们会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因为这会给你错觉，让你感到有希望，是对你不负责。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要我胡某某在这个位置上坐一天，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话不好听，但是我必须这样说，因为这才是对你负责，对工作负责，才对得起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老胡翻来覆去说了一大堆，中心意思就是不行。只是在他嘴里，放不放我这点屁大的事儿，成了能不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他的重大责任的大是大非问题。靠，终于知道于党于国我有那么重要，被党惦记上真不是什么好事。
我心头一万匹草泥马在驰骋。他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啥？

我出国的事就这么搁浅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