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与《青年论坛》杂志 ——《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 李明华 十四期刊物中竟有八期都以"自由"为主题，几乎贯穿了办刊的全过程。如此密集、充分的讨论，在同时期的民间刊物里，都是仅有少见的。《青年论坛》在1980年代独树一帜地高扬"自由"精神，这无疑具有思想史与出版史的意义和价值。——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这个刊物的确发表了好些在别处较难看到的饶有新意、颇有胆识的文章，提出了或初步论证了好些相当尖锐和敏感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这恰恰是饱学之士、老师宿儒们所未敢轻易下笔的。尽管这些文章欠成熟，有毛病，但它清楚地显示了年轻一代强烈追求改革的理论锐气和朝气。——著名学者李泽厚 《青年论坛》是1980年代一份颇有影响的思想类期刊，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于1984年，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思想锋芒、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并称为"一报一刊"。也与《世界经济导报》一样，它经受了政治风波的惊涛骇浪，仅仅四年、十四期之后，《青年论坛》被迫停刊，熊熊燃烧的思想之火被扑灭。 本书作者李明华是原《青年论坛》杂志主编。他根据亲身经历和记录，访谈了当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关人士，撰写了这本纪事。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青年论坛》之间的密切关联也由此浮出水面。 下文摘自本书第二章：历史机遇与《青年论坛》创办。 
《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 （二）胡德平南下武汉 1984年4月，胡德平从北京来到武汉。 胡德平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1962年至196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在462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当工人。1972年至1984年间，胡德平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曾任博物馆负责人。1984年至1986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华北联络组副组长、西北联络组组长。1986年后，先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德平学历史出身，却对《红楼梦》研究情有独钟，还特别考察了曹雪芹在北京西山的轶事，出版过关于红楼梦的著作，并且是北京曹雪芹学会的会长。在人们印象中，胡德平谦和正直，诚恳认真，平易亲民，书生气很浓，很像他的父亲。胡德平有理想和抱负，对理论研究和改变现实很感兴趣，这一点可以解释胡德平热心支持创办《青年论坛》的必然性。 由于胡德平的特殊背景，又是以中央派驻的名义来到湖北，官场上下非常关注。胡德平到武汉后，并不急于发表意见，而是深入基层，调研了解情况。 九省通衢的千年古城武汉，位于中国大陆地理中心，历史可追溯至3500年前的盘龙城。自汉以降经南北朝至元、明，武汉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贾辐辏。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雄踞长江两岸，历来被称为“大武汉”。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及至明末清初，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与北京、苏州、佛州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武昌，则是中国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清王室因为这场革命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共创立初期、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武汉都是历史重镇。武汉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力量密集，高等院校林立，在校大学生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20世纪80年代，经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列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紧跟改革步伐，呈现出一派生机。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制高点，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当然十分重视，派胡德平到此地，意义重大。 我和王一鸣与胡德平的结识，是一次偶然的机缘。1984年6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关于民办的“黄鹤书刊发行社”改革经验座谈会，胡德平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那天我和王一鸣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当时我们正在筹备创办一份青年理论刊物《青年论坛》，王一鸣说:“我们与他谈谈吧，争取他对我们刊物的支持。”我觉得很好，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上面写道：“德平同志：我们是社会科学院的一群年轻人，我们正在筹备创办一个青年学术刊物，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李明华、王一鸣”，并留下了编辑部的电话，递给了胡德平。胡德平当时没有表态，会后向他的北大校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步楼了解李、王的情况，证实了确有《青年论坛》一事。6月18日，胡德平打电话给李步楼，约我和王一鸣以及李步楼去与他会面。 
1985年1月25日，湖北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召开《青年论坛》座谈会，代表省委表示支持。左起：胡德平，吕乃强，李明华 我们接到李步楼电话，就知道胡德平对创办青年学术刊物有想法了，当然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我们筹办《青年论坛》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和王一鸣都毕业于武汉大学，都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工作，我在哲学组，王一鸣在经济组。《江汉论坛》创刊于1958年，“文化大革命”中停刊，1979年复刊。这是一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杂志，很多学术名家在这里发表论文，还有不少学者的处女作在《江汉论坛》发表之后，从此走上高端学术殿堂。我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这是 “文化大革命” 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招生，也是我高中毕业10年后才有机会参加的高考，所以入学时是“大龄生”。武大哲学系当年是全国高校哲学专业的前三强，拥有陶德麟、萧萐父、江天骥、陈修斋、杨祖陶、王荫庭、唐明邦等众多知名学者。我的本科学位论文选了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做题目，由全国最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王荫庭教授指导。毕业前王教授将我的论文《普列汉诺夫社会结构理论初探》推荐给《江汉论坛》杂志，很快就在杂志上发表，1982年我毕业后也顺利到《江汉论坛》编辑部工作。王一鸣1979年入学，比我晚一届，但因为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比我小13岁。他入读武大经济系，1983年到《江汉论坛》编辑部工作，与我同事。1983年毕业到编辑部工作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饶建国，是武大哲学系比我低一届的同学，与王一鸣年龄相仿。我们这几届大学生，都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受到爱国强国、改革振兴的浓厚氛围的熏陶，满怀国是民瘼、复兴理想，以及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学们课余谈论的话题，很多都是关于真理标准、国家前途方面的，毕业后都胸怀抱负，充满激情，以赤子之心投入到改革时代的大潮中。 在80年代改革浪潮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要求下属各部门考虑改革方案。《江汉论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感到刊物的发行量小，发行面窄，尽管在理论界有一定权威，但由于刊物内容距现实较远，对实际工作部门影响较小，因此一致主张对刊物进行改革，并提出了各种改革思路。 为了搞好改革，1984年4月底，编辑部副主任荣开明带领几位编辑到几个地市考察企业和农村，听取基层的呼声。我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没有参加考察，听考察回来的同事介绍，他们看到基层改革气氛热烈，收获很大，思想很振奋。考察结束后在回武汉的火车上，王一鸣和饶建国交流想法，他们感到有必要办一份青年理论刊物，有别于《江汉论坛》面向资深学者和知名专家的专业定位，另辟蹊径，创办一份面向青年人的理论刊物，以新思想、新风格为特色，刊名就叫《青年论坛》。 回到武汉后王一鸣、饶建国向我谈了他们的设想，我非常赞同。他们还提出，希望我牵头筹办工作，理由是我在学术上成果较多，容易与学术界交流，编辑业务也很出色，为人谦和勤谨，又是党支部委员，比较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因此适合做牵头工作。……在征得编辑部领导同意之后，筹备组决定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使办刊设想完善后，再向院领导汇报。 要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我和王一鸣自然首先想到了我们的母校武汉大学。我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到武大与师生们座谈，现场反应十分热烈，他们表示会积极写稿，还意愿义务当兼职编辑，帮助发行刊物。还跑了其他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几乎全都是热情支持。除了在本地征求意见外，编辑部的几位中青年分别写信给全国各地的同行和学者，听听他们的意见。很快收到很多回信，纷纷表示支持，还提出了很多可行的建议。看到这些反应，我深深感受到，众多年轻人渴望有一个表达观念的阵地，特别是在改革的年代，多少思想的激情需要诉诸公众，而全国面向青年学者的理论刊物几乎是一个空白，各地的反应实际上是时代的需求。 6月12日在座谈会上与胡德平见面，尽管他当时没有表态，我们的筹备工作仍然在抓紧进行。6月14日，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我与王一鸣、李肇文商量之后，以筹备组的名义执笔起草了一份办刊的初步设想，呈给社科院党组。党组书记沈以宏、院长密加凡、副院长夏振坤对办刊都表示支持。两天后，院党组将《关于创办 …… …… 由于有了创刊设想和前期的一系列准备，6月18日与胡德平面谈时就十分顺利。 6月18日，我们在李步楼的带领来到胡德平下榻的东湖宾馆。风景优美的东湖宾馆位于武昌东湖边上，离社科院很近，当年毛泽东凡来武汉都是住这里。我们一到宾馆门口，胡德平就笑着迎上来，与大家握手。落座后李步楼向胡德平做了简单介绍，我和王一鸣先汇报了情况，胡德平说：“你们的设想很好，有人说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成功的，这不对，农民起义也是改革嘛，也有成功的，我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更何况我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改革，共产党绝不会让改革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和王一鸣谈到刊物内容和申请杂志刊号的问题， 胡德平说：“刊物要多发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青年论坛》里头可以探索经济改革，异化问题我们不谈，至于人道主义，我们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胡耀邦总书记非常重视人的问题，主张要重视人的价值，在50年代的时候还就这个话题写过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周扬写了几篇文章，有人要把他打下去，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胡德平提到异化、人道主义以及周扬的文章，明显地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形势：1984年1月，中央政治局理论权威胡乔木署名的近4万字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邓力群主持的中宣部发文通知全国学习，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4年2月胡耀邦即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予以反击，后来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掀起大浪。 关于办刊的宗旨，胡德平说：“你们的章程上应写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成为党团结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阵地。在当前理论刊物办得比较沉闷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要办得活一些，政治上不要过于担心。我对你们办刊是很感兴趣的。办刊号我可以帮忙。” 胡德平还提出了股票问题，他说：“你们可以先做点实际的事，比如就现实问题提出些有见解的意见，整理成文章就很好。现在有好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股票问题，我看是可以讨论的。你们能不能帮我借套《资本论》来，我想再认真读读。”胡德平让王一鸣回社科院取来《资本论》，专门翻阅了《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股份经济的论述，大家进行了讨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胡德平关注股份经济和股票，这是非常超前的思想，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远见。（后来我们了解到，胡耀邦较早提出了实行股份经济、建立股票证券市场的问题。就在胡德平与我们谈股票后不久，1984年7月，胡耀邦在接见一名日本记者时谈到“中国可以发行股票，建立股票交易所”，《参考消息》作了报道，这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早了八年。） 在门口道别时，胡德平说道：“我对这件事（办《青年论坛》）的兴趣比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要大。”这次见面做出了两个决定，就股票问题组织一个由专家参加的小型讨论会，以及月底召开武汉地区青年理论工作者改革座谈会。 …… …… 胡德平说对办《青年论坛》的兴趣比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要大，说明他非常重视思想理论的影响。据贺绍甲回忆，《青年论坛》创刊后，胡德平请他帮忙联系与两个人见面，一位是华中工学院黄克剑，…… 另外一位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贺绍甲陪同胡德平去刘道玉家里见面。刘道玉是教育改革的先锋，当年在武大实施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使校园氛围十分活跃，人才、成果不断涌现，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标杆。胡德平找刘道玉，一方面是要见一见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交流改革心得，所以“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另一方面是请刘道玉支持《青年论坛》。胡德平对刘道玉说，刊物办得不错，一些文章为实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武器，武大是办好这本刊物的有力后盾，确实功不可没。刘道玉早就知道《青年论坛》是武大的毕业生在主办，一直十分支持这个刊物。他对胡德平说，已见到了这本刊物，表示完全支持《青年论坛》的办刊宗旨，并说《青年论坛》在武大校园里也有了很大影响，这对学校的教学改革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后来刘道玉受聘为《青年论坛》顾问，并为《青年论坛》写了文章。胡德平与以上两个人的见面，都与《青年论坛》有关。另外胡德平还特地与贺绍甲和李步楼见面谈《青年论坛》，请曾经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的李步楼多关照和帮助《青年论坛》。这些都说明胡德平非常关心支持《青年论坛》，而且考虑得十分细致。 与胡德平的一席交谈，使我们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的事情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一方面，抓紧进行刊物的筹备工作，同时也紧张地安排胡德平布置的两件事，组织关于股票问题的专家讨论会，以及筹备武汉地区青年理论工作者改革座谈会。 在与胡德平交谈两天之后，6月20日王一鸣以我们两人名义给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写了一封信，汇报创办《青年论坛》一事，并附了给院党组的“设想”一份。 关广富第二天即做了批示，令人联想到胡德平的影响和作用。 送请以宏、加凡同志阅。 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社会科学的活跃，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望能在改革中社会科学有所建树。改革者的呼声对我们太重要了。 关广富 6．21 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在胡德平打招呼之后积极支持《青年论坛》的筹备工作，后来省委宣传部批准刊号、省财政厅拨开办费，都得力于钱运录。 (三) 《为自由鸣炮》：石破天惊 2万册创刊号运到编辑部，充满着油墨的气味，大家一片欢腾。不久后听到各界反应，杂志社同仁们更是欢欣鼓舞。 
《青年论坛》创刊号 创刊号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或者说，《青年论坛》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为自由鸣炮》。几十年后，人们谈到《青年论坛》，首先想起的也是这篇文章。当初胡德平给我们这篇文稿时，我感到分量很重，预计会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同时我在编辑时考虑到胡德平的身份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想过于张扬，因此编排在目录的第三篇，但用了黑体字标示其重要性。 胡德平在文章中说: “自由”，这本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奴隶最早发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后每个被压迫阶级都有一部自由斗争史……”“奇怪的是，欧美资产阶级只把自己尊为自由的代表，把他们的社会称作自由世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自由的社会。同样奇怪而又令人难过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也作如此是观……笔者有感于此，为自由鸣放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 文章提出了“我们关注自由，就是关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也就是关心社会生产力”的观点，并指出既然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也就应该极大地关注自由。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者嗫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划成等号”。他认为，自由与人类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社会生产力的本性是要求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胡德平“愿为自由鸣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种避讳的字眼”。在1984年的政治氛围中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理论家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篇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发文组织学习并要求“清除精神污染”，遭胡耀邦抵制，党内斗争呈胶着状态。当时“自由”确实是一种避讳的字眼，人们还噤若寒蝉。胡德平的文章一发表，立即获得同气相求的知识界大力赞赏。人们不敢说的话，由具有特殊身份的胡德平说出来，顿时似乎感觉“解放了”。 各家媒体迅速做出反应。《人民日报》、《新华文摘》、《长江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转载《为自由鸣炮》，不少人将这篇文章作为政治信号，对“左派”反攻的信号。 
《人民日报》转载《青年论坛》创刊号两篇文章 胡德平写这篇文章，是有一定风险的。他清楚地知道，党内有一些元老，以及中宣部长邓力群，都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他们讨厌“自由”这个字眼。文章发表之后，胡乔木批评《为自由鸣炮》不讲四项基本原则，胡德平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每一篇文章都要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在前面不成？何况我引的都是经典作家的话，耀邦同志的话我都没有引。这篇文章，对于坚持解放思想的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确实是一件很敏感的事。多年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德平的文集《改革放言录》（2013年2月），胡德平在前言中写道： 本书汇集了我从1984年以来的文章、讲话、访谈及部分书信。第一篇文章就是为湖北《青年论坛》创刊号写的一篇政论文《为自由鸣炮》。当时我参加湖北省的整党工作，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浪潮澎湃未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风云又起的盛况，亲身感受了武汉三镇的高校、科研院所中不少知识分子渴望为改革事业献计出力的激情。有感于此，写成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节选刊载。父亲胡耀邦看到此文后，对我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事没有完。” “这事没有完。”这是一个政治预警，预示了《青年论坛》的坎坷命运，也预示了胡耀邦的悲愤结局。在一个威权制度下，你谈自由（更不用说“为自由鸣炮”），争自由，你的事就会“没有完”。 印刷粗糙的创刊号在全国一炮打响，《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转载文章，这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胡德平关于敏感话题的文章，特殊时期的特殊呐喊，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引起各界关注。一时间，欲说还休的“自由”口号终于登堂于党中央机关报，胡德平也成为舆论的中心。坊间关于“胡德平是《青年论坛》的后台”之说盛传，我们在向外界的解释中，很坦然地说明胡德平对《青年论坛》的大力支持，胡德平在各种场合也高度赞扬《青年论坛》，公开表明他对《青年论坛》的支持。 …… …… 胡德平在武汉期间，多次到社科院和《青年论坛》狭窄的编辑部办公室，和编辑人员交谈。记得在1985年春节，他曾来到编辑部与工作人员谈话后，还以主人身份向编辑部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财务主管黄逸筠致谢，令这位退休后来《青年论坛》兼职的老人家激动不已。有一次胡德平接受香港的一家刊物采访，他不回避与《青年论坛》的关系，并表示自己是《青年论坛》的编委。 经费问题始终是杂志的一个难题。胡德平为《青年论坛》争取了5万元的开办费，但很快就捉襟见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又请胡德平予以帮助，他果然又通过钱运录，让省财政追加拨款5万元，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1985年6月，胡德平回到北京。此后胡德平和《青年论坛》的联系主要通过书信和电话进行，我和王一鸣也经常去北京向他汇报工作，听听他对时局的分析和见解，也讨论《青年论坛》的下一步走向。《青年论坛》第二次和第三次争取复刊过程中，王一鸣都到北京找了胡德平，他表示“《青年论坛》在哪里遇到障碍，我就到哪里做工作”，对复刊是积极支持的。 2004年11月，为纪念《青年论坛》创刊20周年，编辑部同仁和部分作者、记者站成员在北京聚会，总共有20多人，胡德平非常高兴地与大家见面，并集体合影，体现了胡德平与《青年论坛》亲密的、同气相求的友谊。2012年，我和王一鸣打算精选《青年论坛》各期有代表性的文章，编辑一本《为自由鸣炮—— 本文摘自李明华《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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