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在美国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主持会议的美国历史教授在开场白中说：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也是为了救国！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内容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古代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谋士们——所谓“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并不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儒家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他自己准备藏之深山，是给后人看，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就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资治通鉴》是标准的皇帝教科书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其主笔是司马光，但此司马非那司马，角度非常不一样。《史记》很多章节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事、对人的评点，就是抒发己见，不是说给皇帝听的。《资治通鉴》常出现“臣光曰”，也是作者评论，但是从称谓看，就是把皇帝作为假想读者。最后一篇“臣光曰”是致皇帝（宋神宗）的信，篇幅相当长，大意谓：此书是奉先帝英宗皇帝之命编写的，现在由圣上（即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我所有的精力和有限的才智都放到这里边了，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取舍标准和用意就是说明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这封信是画龙点睛，对史书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所以，古人修史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对当权者的约束作用 从“资治”这一目标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从“史官”这方面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秉笔直书”的道德操守。那位齐太史为了一个字，三兄弟前赴后继，全被杀了。他们为坚守自己的史德，不惜牺牲性命。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不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修史者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从这个意义上，史书对皇帝或君主还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史官的地位有一定独立性，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自己的行藏。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为迎合当权者而胡编乱造。所以前人留下的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基本上还有一定可信度。 为什么近现代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后世的革命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写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真如宋人周密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齐东野语》），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事实的陈述也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外的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只不过那时的官史始终未能垄断全部史学的话语权。 4）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复辟帝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早已荡然无存！大饥荒的年代，刘少奇曾告诫毛泽东：“人食人是要上史书的”，还希望借助对身后名敬畏的传统力量。但是写史的权力已被垄断，连饥荒事实本身根本不许载入史册，其能奈何！？ 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2011年对近代史来说可算是丰收年，比起十年以前，对于民国史的认识，就大大地不一样了。还有一些业余喜好者，也参加进来，促进了“野史”的繁荣，是大好事。但教科书还没改，还在继续误人子弟。 何时治史不再以皇朝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学历史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家一朝的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回头看本国历史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上面，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旧的制度必然要被抛弃，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公平正义、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有一个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如果把历史的功能定为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难以客观、真实。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人学习的苏联“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话语权，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如今治俄国史者揭露了真相，否定这部党史，就是“灭”了一个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更进一步篡改历史。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许多历史真相还是逐步透露出来。这是一大进步。于是又有一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否定，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以愚民为目的的谎言反倒是“正史”，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历史观是不同的国家观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极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面向后世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历史是写真相的。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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