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郭店楚简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证结果的学术小结，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笔者能力有限，对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评。谨作此文为后进研究者提供对照与参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三，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四，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 五，结尾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古典思想学说《老子》，自后汉三国以来一直被称作《道德经》至今。完整成书见世追溯于三国曹魏时代经学家王弼字辅嗣所作《道德经注》，传说此著在后汉时代已有多本多家注解，但完整流传至今唯王弼本《道德经》，关于王弼注释《道德经》，参照刘勰《文心雕龙 论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清代经学史中注释《老子》达近世之顶峰， 以校订、考证为主的有: 纪昀《老子道德经校订》、卢文弨《音义考证》、黄文莲《道德经订注》、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任兆麟《老子述记》等，其中以 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最为全面可观。以训诂释义方式进行诠释有： 李中馥《老子注》、钟灵《道德经注》、袁佑《老子别注》、钱仁起《道德经别注》等。考据大师钱大昕则从义理诠释老子思想为“救世之作”可谓又开一片天地，他在《老子》一文中阐述：周道先礼而后刑, 其弊至于臣强而君弱。老氏知后之矫其失者必以刑名进也, 故曰‘天将救之, 以慈卫之’, 又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其二, 以质救周之文胜，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战乱频仍, 诸候交攻,如此动荡社会老子主张返璞归真, 或“小国寡民”, 或“无为而治”。其次清代学者首次提出“以儒释道”，他们认为老庄哲学并非与儒家背道而驰，主要著作有：胡与高的《道德经编注》，汪缙的《读道德经私记》， 宋常星的《道德经讲义》、纪大奎的《老子约说》等。 民国时代研究《老子》以严复开始更多地尝试西方哲学，思想学理论来诠释老庄思想，胡适，钱穆，王力等大家虽没有从文本出发加以考据，但引用新的方法论揭示老庄思想何尝不是一种崭新思考。四九年后，在台湾出现有曾仕强先生等研究家外，大陆似乎早早搁而之置。
关于《老子》研究，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径路：1，以怀疑精神的实证主义，对文本批判为前提的研究，无论是考据，训诂，校勘等。2，借助老子来启示现实人生。即利用老子思想批判现实社会，建设理想社会或表达人生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日本汉学研究《老子》在明治维新以后这两条径路上都产生了杰出的学者，前者以狩野直喜和武内义雄为代表 ，后者有田冈岭云，长谷川如是闲，幸田露伴，夏目漱石等。 明治以前的日本汉学几乎是中国学术的追赶者，中国哲学金石学家赤塚忠在总结日本学术发展史时说，“近代为止，中国几乎是日本所知道的唯一的先进文化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盛衰，但其思想以及制度，文学，风俗等都被当做典范接受，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而研究《老子》无论研究角度怎样几乎都是注疏体形式，对某一本书注释过程的研究，称为“章句之学”，某一人的研究为“学案式研究”，这些都是不注重思想的源流，和发展，不注重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汉学由“旧汉学”转变成“新汉学”，中国历史，思想不再是日本单一向往学习的对象，他们在系统接受了西方治学方法后，用几乎全新的眼光再视汉学时所持的是平视客观的眼光。日本近代学者比中国学者更早开始运用西方学术框架，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来分析中国诸子思想，就研究方法即怀疑精神，实证主义，文本批判，后来还有所谓“高等批判”。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日本文史哲学界产生了京都学派说，它相对于东京大学为中心，治学理念倾向政府“大东亚思想”，是一个相对客观务实的学派。这一学派中汉学古典思想学界的领军人物当属狩野直喜。京都学派时代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大致概括如下：第一老子其人在历史上不存在，其书成于战国时代学者之手，至汉代凭空制造出老子这个人物，并为其有《老子》之著述。第二老子其人在历史上生存过，《道德经》的作者就是老子，这些不加怀疑，但史记所记载之事完全虚构，而且他是战国时代人，其出生不仅晚于孔子，甚至远远晚于孟子。和《史记》所述老聃没有关系。第三老子和《道德经》没有关系，撰写《道德经》的人是《史记。老子列传》所见的太史儋。第四虽然不像前面那几种说法明确，但这是战国时代的人剽窃《庄子》即其他书的内容而借老子之名作成的一部书，第五这是英国十九后期拉克伯里等西方中国学者所倡导的，老子深远的世界观和重视实践道德，排除空想，追求实际的孔孟等其他一般的中国思想全然不同，因此老子之学源于印度，即老子思想是从外国来中国的传道者。
狩野直人是老子研究史上第一个对此问题作出系统研究的人，他批判以上五种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有老子这样的人，《老子》这部书主要内容也的确是春秋晚期老子这个人所著，但有过后人修改增补痕迹。他研究《老子》在上世纪初，当时中国国内学者还没有这样的思考，包括考古发掘研究没有形成，所以狩野直人的研究是非常前卫。例如，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狩野考察《史记老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高祖本纪》，认为《史记》中用“县，乡，里”来描写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只有这三个人，可见老子在历史上的真实性。狩野的研究方法先收集当时所能利用的所有材料，分析当时的所有观点，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然后从横向和纵向作冷静的客观地分析得去出权威的结论。，狩野也是在日本较早对“道”的概念作出哲学总结，从伦理学政治学角度对老子作出研究的人。他是将中国训诂，校勘和西方科学分析结合比较好的学者。
作为狩野直人的弟子武内义雄继承了老师的研究思路并作了更大的开拓。其学术特征是“先精致的文本批判，后作动态思想史建构。”也就是首先对专题文献的详尽解读，其次是思想脉络上的宏观把握。武内义雄在其名著《老子原始》对《史记、老子列传》加以分析。将其分为七段，1，所谓孔子问礼，是“道家后学虚构的架空之事，而非事实”2，老子西行“五千言”说法是后世虚构。3，老莱子才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宋国隐士。西游是因为太史儋入秦。通过对老子之子孙段干崇德考证，通过对老子学生关尹与杨朱时代考证，推算老子生活于周威烈王至显王初年，即公元前425-368年。
《老子原始》里还认为《老子》五千言非一人所为理由如下：1.五千言重，相同意思语句重复甚多，寥寥五千言如此重复岂一人一时所作？2，五千言文体不一，有句句押韵如赋如骚。有的似颂赞或散文。3，用韵之处，有同一文字而异音者，可见不是同一时期同一地方的人所作。4，五千言所述有不少文章不是纯道家，有的类似法家言有的类似兵家言，有的似神仙言，前后矛盾。5，《老子》受《周书》，《黄帝书》影响，结论当形成在秦以后。以上论点受实证主义学风影响，与欧洲汉学比较接近，但由于他熟悉中国古典文献，他的成就在西方之上。这种学风要求与材料保持距离，以怀疑眼光冷静态度精致技巧去探索所有可能性，和二十世纪出盛行“疑古学派比较接近。和武内同时代的著名著作还有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岛邦男的《老子校正》金谷治《老子：无知无欲的劝说》楠山春树《老字传说的研究》等。
郭店楚简《老子》的发掘问世之时，池田知久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框架，所以一九九八年在郭店楚简完成翻译的初步工作后不久，池田知久的《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成书问世，而在此之前已经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道家思想的新研究-庄子为中心》《问道-老子思想细读》等，池田作为当代日本《老子》研究的重要人物，其研究风格大致为：1，继承武内义雄的实证主义研究，专注文本批判，重视材料搜集细节的处理。一切从头开始不轻信旁证，丝毫没有大陆有些学者通过文本要振兴“民族文化自信”的思维倾向。2，继承津田左右吉特点，具有整体把握宏观视野，这在当今中外汉学研究日益琐碎化实属难得。3，就《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而言第一条更为明显。
例如第六编《郭店楚简《老子》各章上中下段出发》是池田搁置现有文本成果，重新组织材料加以研究的例证，从各段落的仔细分析，观察其和马王堆帛书和王弼今本的文本状态和思想痕迹。这一方法是池田先生最早尝试也将其推向极致。王弼今本的八十一章《老子》是非常后起的文本，早先老子其实并没有固定章节，民国学者马叙伦就曾经将今本分成一百多个段落，打乱之后重新考察《老子》内在脉络。池田先生的分析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即首先考察这些段落的文本特征，如是否有标志性章节符号，因为这些符号是古人所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后进行文句的详细对照和思想条分缕析。比如王弼今本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而郭店《老子》只有中段“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经过池田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后世《老子》文本，上段和中段之间，只不过是用“天地”一个共通词汇才好不容易联系起来，而下段没有任何关联。所以郭店甲本第五章出现只具中段，而缺乏上段，下段的形态十分正常，可以说这才是《老子》本来面貌，也就是从郭店甲本到马王堆甲乙本成书为止的过程，很有可能上段下段的文章被新杜撰出来，或者从其他地方找到插到中段前后，总之文本的不确定性恰好证明了《老子》有过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老子》思想的复杂性亦在于此，而这一过程正好和时代发展脉络呼应。过去曾有学者做过如此零星分析但不彻底，所以池田先生得出很难推翻的结论：在郭店楚简《老子》的时代，相当于王弼今本《老子》还没有完全成书。池田先生以一种近乎死板的方式，一方面竭力保留出土文献的原始面貌，无比尊重文本自身透露的信息，一方面把整个认证过程有条不紊的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以坦白的态度接受读者“挑剔”。池田的得出的观点简明扼要，但证明这一观点的材料如此丰富和繁杂，使得读者被他巨量的引文和注释所震撼。
通过郭店楚简《老子》分析，池田先生结论和没有看到过郭店《老子》的武内义雄观点一致，即《老子》最终成书要晚于汉初，《老子》并非不可拆分，相反它是一部充满张力的文本，同时《老子》即便存在早期战国思想痕迹，但其大部分思想仍然是在战国中期或者晚期时代形成，《老子》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只有承认《老子》的动态性，现有的矛盾才能解释。 < 待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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