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已有二十多年，國人在經濟騰飛和國力增強以及世界格局混沌不堪地真實大環境下，致力秉持傳統文化之情懷可敬，但又有多少人了解秉持傳統文化所依賴的是經歷多少歲月洗禮而築起的漢學這塊基石。以及當今學者如何以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將漢學正確無誤地傳遞給社會大眾和灌輸到教育體系，這是當今學者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當今學者對這塊漢學基石了解又有多少？若不了解它如何知道這塊基石的堅硬和它清晰的紋路？更不會了解為打造這塊基石，又有多少清代學者為之付出的心血和年華？換言之，如果沒有清代學者治理漢學的成就，擺在今人面前的是怎樣一堆錯漏複雜，鑽滿多少蛀蟲臭氣熏天的叫做“漢學”的一堆廢墟？如果什麼都不了解，當然就不會對清代學者抱有高山仰止的崇敬情懷，這也是今天真實大環境。筆者在下文從清代考據學特點而發闡明其對漢學的貢獻。

   清代治學的最紮實根基是對小學的研究以及其研究方法的先生性科學性。所謂小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漢語語言、文字的學科，包括音韻學（釋音）、文字學（釋形）、訓詁學（釋義）等分支，傳統上是經學的一科。西漢劉歆創造了這個詞彙，之後真正奠定了小學學術基礎的是編《訓纂》、《方言》的揚雄和編《蒼頡訓纂》、《蒼頡故》的杜林。在宋元明時期對經學的解釋着力於義理，對小學的功夫下注不夠。清代學者擱置義理重考據，對小學的傾注在情理之中。提倡“讀書必先識字”，其次古韻體系的建立和不斷完善，尤其是音韻學的提升從顧炎武開始，起到了一個發動機的起始作用，他們發現古人解釋字詞的時候“因聲求義要比因形求義先進得多”，這樣就解決了很多字詞的問題。從字詞入手發現原來古人把好多問題給解釋錯了，而引起更多學者文人的興趣，在古聲韻研究方面以錢大昕為代表，音韻是從疊韻的角度來理解研究，而聲韻是從反切上字從聲紐角度來研究，也發現了很多古人的錯誤。清代學者整理訓詁學方法的精密成熟，至今仍是音韻學訓詁學方面的教科書。古典經學書籍，註疏論文幾乎完全脫離不了清代學者慧眼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沒有清代學者的把關，至今不可想象如何鑄建起這個體系而以此作以發展。雖然今天的學者在方法論上可以借用西方學術，但這條大道是清代學者為後人而開拓。

   清代學者對古書經典的通例也作了紮實地修補，今人書籍多有《序》和《跋》，讀者通過閱讀可以了解作者寫作意圖和背景，古人作書不像今天有前言和後記，或序，從之了解古人作書背景，但清代學者提出了讀書必通其例，即你要知道作者為什麼寫這本書，這對於理解此書是很有意義。比如戴震《水經注》的研究，他發明了三條例子，在《水經注》經文和注文中不同之處就把經和注區分了，比如一個說什麼城，一個說什麼故城，即作注的時候這座城已是過去的城。《水經注》留置清代，文中經文和注文混淆摻雜，如閻若璩這樣的大家也有搞錯的時候，盧文弨對《古書通例》提到宋人在刻書刻詩文時先刻原作詩人的詩文隨後刻其他詩人和前者的詩文，至明清版本就根本分不清原作詩人和後來詩人的作品，盧文弨做了版本分離的工作。段玉裁在訓詁方面，《周禮漢讀考》一文中對漢代人“讀若”“讀如”“讀為”哪個是假借，哪個是錯字等進行的修正。凌廷堪講義理中哪些是通例，梁啓超說讀了他的《禮經釋例》義理通例就覺得非常順利。王念孫在《淮南子校勘》時總結了六十二條校勘學通例，到了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是關於古書通例的規律性的歸納，來了個集大成的一個搜括，他書中舉了大量的訓詁，校勘以及文法語法的例子，古人修辭的例子對今天學者還是經典書籍。

     清代學者治學始終矜持“實事求是”精神，反對“鑿空與株守”，“鑿空”即憑空而說沒有證據，“株守”即過於保守。宋明學者已不讀十三經，包括十三經註疏更本沒人研究，而清代學者認為“讀五經必須要從唐宋人的註疏入手”然後突破註疏的局限，因為註疏未必正確，所以清代從惠棟開始，新作十三經新註疏文，以經證經，以經解經方法，經書裡的字詞解釋要通過同時代經書之間的互證來解決，而不是依靠唐人的解釋，去解決先秦的問題，尤其不能拿今人的認識來解決先秦的問題，很多詞義隨着年代滄桑巨變，比如“百姓”一詞，現代文就是指普通人民，而在戴震的研究里，古經本《尚書》：“百姓”指百官族姓，是作官的貴族之意，像這樣看起來非常普通的詞彙，在先秦兩漢至六朝唐宋已經傳到今天早已面目全非，而今人往往偷閒般用今義解釋古字。

     清代治學還有博涉專精與綜貫會通的特點，博涉與專精相結合。所謂“淹博難，精審難，識斷難”，只有在廣泛讀書廣泛了解廣泛認知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對某一方面有所精審而作專門研究。綜貫與會通相結合“由一經而通諸經，四部皆通”，比如研究《孟子》不能只針對《孟子》這本書，要對先秦同時代的一些書裡面找到相通的詞彙加以研究，今天的學術界對專業的劃分太細，這樣的學術研究不會取得卓越成果，清代學者始終主張在廣博的基礎上才能有專精，比如惠棟為作好《後漢書》注釋，先寫下《漢事會最人物誌》，《九經會最》收集資料，戴震作《經考》，《經考附錄》是研究經學作資料準備，在研究關於《詩經》裡某句詩，先羅列漢唐宋各種解釋，段玉裁《說文解字長編》，今天可以通過網絡檢索瞬間讀到由先秦書籍到近代，但古人做學問絕無如此方便條件，幾乎是一個詞一個詞地扣，一部書一部書地翻，在研究一個問題之前，先用這種窮盡方式匯總資料，在比對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這是清代學者給後人樹立了非常老實而確鑿的治學榜樣。

     龔自珍語“著述難為稻梁謀”，李慈銘語“治考據者不如治義理者”，顧廣圻語“《文選》讀破，秀才守餓”，焦循語“卑棄隱士”。清代學者雖大多數為官吃俸祿，但日子過得相當節儉窘迫，像錢大昕，王念孫等晚年過得還算寬裕，而在整個清代學者中實屬少見。如江藩，段玉裁，戴震，顧炎武等晚年生活儉樸艱辛，大多數考據家都是這樣的家境。所以李慈銘有“治考據者不如治義理者”，這是從物質方面而說，他說治義理就是治宋學的那些人即程朱學派者，官也做得高生活富裕，而整天做考據者，功夫不在嘴上，而每一詞每行句里傾注多少精力和歲月？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對學問的研究探索，他們讀書治學並沒有為他們帶來高官和物質上的富裕，相反很多人一生過着艱辛儉樸。同時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窮盡式的古籍整理與研究，清代學者在研究某一經典時往往是追根所源，從先秦兩漢一路追下來，比如十三經各種整理和研究，除了阮元《十三經》，還有一幫學者作十三經註疏和校勘，這些成就放在今天依然是學界研究十三經的綱領性著作，同時在各部經方面各地大量的學者作了各自研究成績，先秦兩漢以來的古籍幾乎被清代學者翻了個遍，去糟粕修補整理，對正史沒有表的補表，沒有志的補志，其中諸子經典錯誤最多，他們幾乎將諸子重新做了整理，今人讀到的諸子的面貌完全是清代學者成績的基礎上呈現的結果。唐代人的別集很多是宋人所作，是宋人替唐人編了一個集子，而還有很多集子宋以後流失嚴重，清代學者為之作了補充。有人會討論《四庫全書》的功過，甚至某些所謂學者批《四庫全書》為閹割傳統文化，筆者不以為然，這是無知而來的妄議。《四庫全書》功遠大於過，比如《四庫全書》中《永樂大典》本屬於當時清代學者搶救式整理，沒有清人作《永樂大典》的校勘，《永樂大典》早失傳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對清代考據學始終持“學術誤國”的觀點，在“落後就要挨打”的偽史觀影響下，人們認為西方人在造洋槍洋炮，造飛機造艦船之時，我們竟然還在搞考據？所以清代亡國亡在學術，導致國破家亡，這樣的思潮從民國戰亂至文革結束約五十年無人問津清代治學。翻開清史，康雍乾三帝為維護西北疆域，平定準噶爾部落始終注意西北東北的疆域危險。可是乾嘉之後，在朝上下雖受西方影響但完全沒有意識到來自海上的威脅，這是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認識維度的局限。今人不能站在今天的認識維度上去判別歷史。同時我們要認識到在閱讀研究領域裡至今還在引用大量清代學者成果，只要我們閱讀清代以前的書，沒有一部書沒有被清代學者翻過，校勘過，沒有一部書沒有被清代學者審核考證過，清亡民初以來我們沒有對漢學有過什麼成就，我們怎能一邊利用他們豐富豐厚的遺產一邊去責罵他們？在漢學方面我們今天依然是清代學者的學生。

    其次，今人該如何評價清代考據學成就？清代考據學有那麼多值得後人學習和思考的東西，尤其這些學者這種治學精神在今天學界尚存多少？他們試圖為國家做出貢獻或名揚千秋？這也未必，他們每一個人都活在那個真實社會，但他們本着對學問負責，有擔當有捨我其誰的精神，哪怕這是自我企圖中的一個部分，也值得後人敬畏。

    最後筆者要提出的是，正如全文開頭所述，要講清清代治學對漢學之貢獻，必須規範“何以中國”“何以漢學”這兩個概念，從“中國”的文化概念至空間概念至行政概念看，清代治學還是在歷史範疇，他們的成就對今天的中國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歷史本質是表述過去，隨着時空和社會條件之改變對今天當下沒有任何參照和影響，這是筆者的歷史觀。而如果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今人試想學習研究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的古人先賢的思想或學問，那麼清代學者已經為後人將這座殿堂清理得整整齊齊，一目了然。比如關於儒學，今人所讀到的儒學註疏始終圍繞程朱學派思想，它不是孔孟思想，追溯西漢今文經學也不是孔孟思想，而這樣一個清晰脈絡清代學者已經梳理很清楚，他們默默地向後人發問“你們要的儒學是哪個時代的儒學？”關於漢學，清代學者從整理《說文解字》至創建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小學研究體系，完善了漢字或者漢文的演變脈絡，無言中證實了漢字漢語在這塊古老土地上一以貫之強勢，以致其他語種在其面前無法抵禦的現實，多民族人群通過漢字漢語從事社會活動和交流，這堪比今天世界將英語為共通語言一樣。而漢語或者說漢學和漢族人種沒有任何等同關係，或者說今天講漢語的人種和考古學範疇所定義的古代漢族人在遺傳基因上存在多少差距無須筆者在此給出答案。

      這裡不討論夏朝是否存在，但從古書記載上確有商周滅夏，將“夏語”稱作為“商周雅言”，這是漢語的雛形階段，至兩漢時代漢語開始強勢，東漢揚雄著書《方言》即揭示了當時區分漢語存在的民族語，比如“葡萄”一詞是西域大宛語音譯過來，在漢學古書上出現過“蒲陶”“蒲桃”“蒲萄”等詞。清代大學者錢大昕舉出古音古紐四規律，就印證今天的“捲舌音”“輕唇音”等都是非漢族語音融入到漢語之中，《蒙古秘史》中揭示了元代蒙古貴族為統治大片疆域而學習漢語，同時也將蒙語語法和習慣用語融入到漢語，正由於這樣的互融，才出現了“平分陰陽，陽上作去，入派三聲”音調變化，如果說滿語影響北方京津地區現代用語，那麼蒙語直接影響近代漢語，稍晚被元代征服的大片南方地區，即南方吳語，福建兩廣地區用語受外來語影響小而尚存有古代漢語發音。以上建立在規範“中國”“漢學”概念下的簡易梳理，筆者覺得要總結清代治學對漢學貢獻有多大，就不應該站在今人所謂行政概念的中國人視角來評估乾嘉時代約兩百多位學者的治學成就，它必須站在整個亞陸地區或者是在整個世界人類文明發展視野上去客觀評估。以求今天給出答案是太抬舉今人了，寄希望於後來者。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