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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20年六月以来，国安法体制已经在香港实施三年半，亲共团体声称这是「由乱转治」关键；但是实际上，香港已经迅速内地化，任何异议与批评的表达都不再被宽容。然而，表面上的宁静并不代表真正的和平，就如同过往许多极权统治的历史经验，人民不是用脚投票（移民），就是假装顺从，但是私底下却玩弄既有的游戏规则，以减缓自己的损失。

香港法制已崩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人长期引以为傲的法治文明，已经迅速崩解。香港人常说，在英国殖民下就算没有民主，仍是有法治，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商业交易。香港人守法，也尊重法庭的判决，这是台湾人比较缺乏。在台湾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普遍的感受即是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法庭的决定是「有钱判生、没钱判死」，一旦遇到选举，则是「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即使到了民主后的今天，台湾人的法治素养仍没有到达香港人的高度。许多政治人物被判刑就会喊「司法迫害」，一般民众仍是存有「包青天」的传统期待，期待速成式的正义，而不是按照程序的「无罪推定」。

在去年底，两椿民主运动者投奔自由的事件，显示香港的英式法治已经迅速向中式「以法治国」滑落。有「学运女神」之称的周庭决定弃保流亡海外，根据她的说法，从2021年期满出狱之后，她仍定时要向警局报到。为了取回护照，国安人员强迫她「参访」中国，深入了解发展的成就，留下影像证明，还要求她为自己过去的政治活动写「悔过书」。这些「爱国的证据」成为了统治当局握有的把柄，就算周庭能够免于国安法的追杀，仍是能够迫使她长期噤声。

香港前学生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近日抵达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他透露，香港警方国安处在他刑满出狱后，要求转为线民，又提议到中国大陆「旅游」，令他身心难以承受，决定离开家园。

前学运组织领袖钟翰林也决定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他透露在出狱之后，国安人员经常随机指定地点约谈，各种行踪都得清楚交待。钟翰林的经济状况不佳，国安人员更提议「线民费」，要求他提供其他运动人士的资料。周庭与钟翰林都没有在服刑后恢复完整的权利保障，就如同台湾过往的政治犯一样，离开绿岛之后只是「从小监狱换成大监狱」。

有志有识者纷纷出走

长期的政治监控与约谈、参访祖国、线民费等手段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香港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胁迫利诱，无论这些措施是否合法。真正的法治应该是立基于法治国的理念，亦即是政府应该要遵守程序的规范，接受法律的限制。但是中国式的依法治国，则是意味着法律是为政治服务。既然国家是在法律之上，那么为了政治理由，任何法律的与非法律的措施都是可以被接受。

黎恩灏在学生时期就参与香港学生运动，曾担任中文大学学生会长与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他后来取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他即将上市的新书《在夹缝中抵抗：从依法治国与司法抗争的比较经验看香港》（春山出版社），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具有全球比较观察的考察报告，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的法律如何沦为镇压异己的工具。

港版国安法就是让「例外状态」常态化

黎恩灏指出，港版国安法的起源即是自于纳粹法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其反对自由主义的主权至上论，向来是中国治港「国师」们（陈瑞洪、强世功、田飞龙等）最常引用的理论依据。施密特主张，主权者制定法律，而不是受法律拘束；宣布战争或是紧急状态即是冻结了既有的法律规定，启动了「例外状态」，也是主权者最极致的表现。中国的施密特右派学者长期鼓吹这种膜拜国家主权的极端观点，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遗产、香港人的独特历史记忆与身份、国际认可的条约与承诺都不是必要遵守与珍惜的，至多只是暂时被接受的权宜措施。

很显然，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让中国政府找到启动「例外状态」的借口，利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架空或是排除了《基本法》的规定。黎恩灏进一步分析，现今的香港如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出现了「双重国家」之情况。表面上，「规范国家」仍维持运作，力持商业交易的稳定，但是隐密运作的「特权国家」却不断限缩公民自由，以维持极权统治。

早在国安法颁布之前，中国驻港官员就时常提出了一些光怪陆离的论点，例如「三权合作」、「特首超然」、「中联办有权监督港府」等，这些说法都是违背了《基本法》的精神。多次的人大释法违背了其法定的启动程序，高铁站的一地两检也让大陆执法人员可以在特区行使职权。这些背离法律的言论与行为一旦常态化，即是让执政者更不受法律的限制。

在黎恩灏看来，国安法下的香港形成一种「威权法治」，行政与执法单位大幅扩权。警察不再需要法庭同意，就得以进行搜索、窃听、冻结资产等。行政长官得以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律政司长也可以取消陪审团。只要是祭出了国安法的名义，当事人就可以长期「先押后审」，等于是完全推翻了无罪假定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国安法即是例外状态的恒久化与常态化，移除主权者遂行其政治意志的各种阻碍。

港英时代即留有压制性条文，待共产党到来即转为其用

《在夹缝中抵抗》也试图拆解港英时期所遗留下的法治神话。香港人对于英国统治的回忆都是著眼于1970年代之后的黄金时期，而不是全貌。的确，主权移交之前的香港，有独立办案、廉洁、有效率的司法体制，但是英国人也保留各种高度压制性的法律条文，例如《社团条例》、《公共条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煽动罪等。在以往，英国统治者这些法律工具来压制亲共的左派团体；充满讽刺地，等到共产党成为新的统治者，这些法条则是用来打击民主运动。

法治遗产也是有可能被逐步被掏空或从中破坏。近二十年来，共产党积极扶植友好的法律专家，中资赴港上市也为许多事务律师开创新的业务，因此，律师公会陆续出现各种亲共言论，也不足以为奇。就算法官能够独立办案，也不代表他们的判决必然符合正义。一些无害的和平示威行动或是网路上批评政府的言论，都被重判几个月到一年的刑期，这显示不少香港法官已经认同共产党的安全思维，将民主运动视为国家敌人。

港人仍持续法律战争而不辍

面对来政权的法律战争（lawfare），黎恩灏强调，许多香港人并不曾放弃。他提出了所谓「超合作运动」，亦即是利用并且穷尽既有体制内的管制，持续宣扬民主理念，并且寻求个人的清白无罪。黎恩灏提到，南非的反种族隔离人权斗士萨克斯（Albie Sacks）、以色列反对囤垦的人权律师斯法尔（Michael Sfard）、台湾美丽岛大审的答辩等例子，都是使用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揭露统治者的恶行，持续唤起公众与国际的关注，以期待到向政权施压的目的。在目前的香港，坚持不认罪的邹幸彤、何桂蓝等人仍是在监狱中采取这样的法律抵抗。

诚如作者所指出，政治犯的诉讼常面临两难，到底是要借机批判当局、宣扬理念，亦或是争取被告的无罪或是轻微处罚。这个难题恐怕是恒久难解，无论是积极抗辩、争取上诉或是司法覆核的作法都是依循既有的法律制度，但是万一这整套游戏规则已经败坏不堪，参与其中难道不也是从而肯定或是承认其正当性？

黎恩灏之前在2021年出版了《破解香港的威权法治》，该书主要是回顾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间的法律争议。《在夹缝中抵抗》可以视为前者的续集，尤其针对国安法体制的起源、执行与其抵抗，都有充分而详实的讨论。黎恩灏结合了运动实务与学理分析，为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日益萎缩的香港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见证。

香港人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并不是独有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一样承受全球尺度的威权扩张与对外输出。也因此，本书所考察的各国司法抗争是显得特别重要，有助于关切香港前途的同路人思索接下来的因应策略。

作者为六年级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从小在繁华的西门町长大，看尽台北西区的没落与重生，结果当教授的薪水在台北买不起房子。现在是靠研究与教学为生，任职于台大社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