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清代書法史整體的閱讀和思考不是一個短時期或即興研究，而是長期書法書寫中的留意，在學習唐以前的刻碑書法比如漢碑，北魏的碑刻，和學習王羲之範疇的由二王，褚遂良顏真卿，到宋四家，元趙明董。在多年實踐中一直有種不言而喻的衝突和隔閡，那就是如果執迷於唐以前刻碑書法臨摹學習，在試着嘗試行草書寫時往往用不上。具體的說，由楷入行在用筆上多少還可以過渡，如果沉浸在趙孟頫字的臨摹中，可以感受到趙字每一筆不拘於骨架而神奇地堆積在一起，自然有了行書味道，但篆隸則和行草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隸書字形上似乎是篆的簡體，但近年出土《青川木牘》、《天水放馬灘秦簡》至少證明戰國後期的秦國已有隸書雛形，即便是漢隸這樣的隸書全盛時代，它的書寫依然和行草沒有連貫的蛛絲馬跡，這裡要指出的是民國草聖于右任的字是“草中有魏碑味”而不是“魏碑草寫”。那麼清代崇尚碑學三百年和書法原有的延續了一千多年二王範疇即貼學到底什麼關係？

     一次偶然機會在網頁瀏覽乾嘉學者黃易留下的和友人間往返信札，發現了黃易對碑學評論有了新思考。黃易是著名的篆刻名家有“西冷前四家”之稱。從他的作品看，黃易年輕時代邊刻呈行楷書風貌，他的成熟作品邊刻多以隸書，這和他多年反覆揣摩東漢《華山廟碑》有關。黃易所處的年代恰值碑學書法如火如荼方興未艾之時。清代乾隆朝前期鑑於嚴酷的文字獄，眾多文人學士把治學興趣“經學致用”轉向與世無涉的小學研究。隨着乾嘉學派的興起，考據之學日盛一日地帶動了文字學和金石學的蓬勃發展，而當時所謂傳世文物材料（如碑版石刻等）及已有著錄狀況，已遠遠不能適應新的需求。這一時期地下出土古物日益增多，訪碑尋勘熱情蔚然成風。《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金石續編》和滿人端方的《陶齋藏石記》等等大量論著皆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

     黃易的篆刻學養和其從事收藏碑刻，雙鈎臨摹，和刊行收藏碑刻活動有關。更大一個背景是黃易其實和阮元有密切關係。據史料考證在乾隆後期阮元曾經擔任山東學政期間，在濟南和當時在濟寧運河廳主政的黃易交往甚多。阮元在濟南編了一本重要的書《山左金石志》，到嘉慶十六年阮元寫了他著名的文章南北二論其實和《山左金石志》非常有關，因為在這期間，阮元通過黃易的收藏和整理有幸接觸到大量的北朝碑刻，依據他的說法有七八十種。阮元對當時北朝史書中提到的書法名家和風格做了大量研究，但最終他未能完成將那些無名氏的碑刻和史書記載的名家建立起真正的關聯，這可能是年代久遠和戰爭摧殘導致了史學材料嚴重不足。但是重要的是阮元意思到這些碑刻的審美價值，對於北朝碑刻認識是建立在他們對所謂南派即以《淳化閣貼》 為中心的刻貼系統的質疑。這個刻貼系統是北宋以來所有文人學習書法的基本範本甚至是“不二法門”，《淳化閣貼》 里收了歷代帝王和歷代名臣，以及第六，七，八卷王羲之書法和第九，十卷王獻之書法，所以當他對《淳化閣貼》系統提出質疑時，目的無非是想得到是替代方案和說法。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淳化閣貼》的拓本，北宋淳化三年太宗令內府整理歷代書法字帖，翰林侍書王著奉旨編撰，但傳說夾雜部分偽作或作者標誌有誤等，但古人法書賴以此傳。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書法家等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作品。宋代文獻記載此貼初拓本是木板刻制，印有“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的初拓本已經失傳，據說宋仁宗慶曆年間初拓本木刻版不幸焚毀，以後由宋至清代康乾都有多批次翻刻出版。這樣一個手工木刻翻刻過程當然沒有石碑來得保存原貌，而且多次的翻刻必將導致和源頭的失真，所以質疑《淳化閣貼》找到其替代方案為書法正本清源無疑是清代碑學提出的緣起。

     另外黃易的好友趙魏和阮元的交往亦對其影響深遠，上世紀五十年代掀起的“郭沫若對蘭亭序辯”事件影響了整個學界，很多人參與其中，當時他們只提到清代的李文田，其實最早質疑《蘭亭序》的就是這個趙魏。趙魏是清代重要的收藏家，他研究了六朝到初唐時期的碑刻，發現這些碑刻的文字都有隸書風格，為什麼“蘭亭序”沒有這樣的風格？趙魏推斷《蘭亭序》可能是假的是唐代人偽作，也可能是被唐人鈎摹時失真了。關於郭沫若質疑《蘭亭序》的整個事件來龍去脈，筆者在2022年著有《對郭沫若質疑《蘭亭序》真偽之再思考》五篇和《《蘭亭集序》真跡尋考》三篇已將其作了圓滿地總結，這裡不再展開。筆者認為趙魏的觀點對阮元啟發很大，作為當時乾嘉學派著名的經學家阮元執筆著《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在文字上確立了漢碑，北魏碑的書法地位。在當時文字資料的基礎上，阮元重新審視了當下的書法風格，提出碑、帖兩大派以及地域書風的觀點，他推崇北派為書法正宗，呼籲弘揚古法，有了書論的根據觀點，大家爭相學習。他指出了帖學的弊端動搖了帖學的地位，讓自宋代以來帖學的獨尊不復存在，繼而又倡導北碑，使得北碑在長期的沒落之後重燃光芒，即自宋代以來一千多年的書學傳統和審美和清代崛起的碑學之間似乎建立起不可調和的矛盾。

     若在碑學和貼學中作個抉擇，其實是迴避問題，或者說是認可書法美學的一個嚴重割裂。當我們認真研究清代碑學的起源和發展，了解曾經發生過一個顛覆性變化，就不會膚淺的將碑學和貼學混為一談或者簡單劃分。比如今天我們見到的許多碑刻如《張猛龍碑》，若以《張猛龍碑》來對應孫過庭所講的書法美學，那就是完全格格不入，只有理解清代歷史發生了什麼，而不是去做一個審美的選擇，就不難感受到，清代碑學的起因是對貼學的懷疑，他們認為二王筆法是漢碑，北魏碑的繼承，只有學習唐以前碑刻就是站在和二王同一個源頭和高度。

     今天我們引用更多的資料可以印證這樣一個觀點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尷尬，同時我們必須要認識到清代碑學重審漢碑書法恰恰開拓了後人突破傳統書法美學的固有範疇，擴展或豐富了書法美學外延，更何況曾經有大批的書家從事了這樣的實踐，留下了很有份量的作品。在認清了清代碑學的局限同時，讓後人站在更高的台階上審視書法精髓，我們不得不讚嘆清代學者為此的鋪墊，也為我們今天拿不出接近前人的書寫而感到羞愧。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