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曾饶嵩，重庆六中（求精中学）初64级、高67级同学；1969年3月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回城，入电力系统工作；文革结束高考恢复，考入高校学习，毕业后返回单位；高级工程师。

1968年底，经过两年多的亢奋，社会政治、经济已显疲态，最初立志改造世界的红卫兵小将已不再意气风发。下一步怎么走？回归课堂上课？两年多的急风暴雨闯荡，心已难收。且还有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课本内容已被批为封、资、修，老师也还没从运动冲击中缓过神来，即使有课本也未必敢讲。时间就这么混混噩噩地消磨着。就在此时，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了。文革期间，隔三差五就有一段“最高指示”发表，很多指示现在已无记忆。唯独这段，我们这辈人可能永志不忘。而因这段指示，我们这辈人，不管当年和以后受教育的程度有什么不同，经历、职业、地位、头衘有什么差别，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识青年”。按当年的说法，“最高指示”是没得价钱可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这样，影响一辈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开始了。很快工宣队就宣布了下乡的地点，我校的落户地是涪陵地区酉阳县。酉阳？这地方还是第一次听说，很多人连“酉”字都还是第一次见到，把它唸成“西阳”。找来地图查看，好不容易才在四川省吊角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它。见此，一个同学叹道：“在这个边角呀？去了那里会不会被人搞忘哟！”这个同学的感叹是实情。到了酉阳，就真正体验到了它的落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确实象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方向定了，就是打探酉阳的状况。一个亲戚解放前在龚滩工作过，龚滩是酉阳的繁华之地、大地方，而即使如此，它也就是如重庆周边县区的一个普通乡场而已。龚滩扼酉秀黔彭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乌江。

据亲戚讲，当年从龚滩放十只船出来，到涪陵若只打烂三、五只就算幸运。他这里用的是“放”，而不是“驾”或者“驶”，是因为乌江水急滩多，船是很难驾驭的，在很多情况下是被水冲着随波逐流，就如现在旅游景点玩的漂流一样。现在的漂流是有惊无险，而当年可是玩命。再则这地方几省交界，山高皇帝远，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土匪窝。他虽然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但几十年变化的只是社会状况，自然状况并未改变，仍然相当闭塞落后。历年来，就有“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之说。意思是这地方环境艰苦、生存困难，年青人去这些地方遭受了磨难，才会懂得生活的艰辛，知道珍惜生活。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文革中酉阳所在的涪陵地区两派斗争激烈，而对方派别势力很大，去到那里会不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令人耽忧。艰苦的自然环境，恶劣的交通状况令人纠结不安。这是大家共同的心结，因而很多同学对这穷乡僻壤避而远之。我们班上只有很少的同学下乡去酉阳，仅占全班人数 20% 多一点，多数选择了去其他地方落户。这种现象并非只是我班，在高中各班级中，这种状况应是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当时一个同学决定去酉阳时说的一句话。想来也是这么回事，都是下农村了，都是苦，再苦一点也只是程度不同。

回忆下乡的文章很多都描述了离城时的情景，车站、码头哭声一片，仿佛生离死别。我们离别时倒没有这么动情，呼天抢地的情况没见，低声抽泣，暗地落泪是有的。为了战备，以前白色的东方红 101 轮漆成了军绿色。令人联想起“车辚辚，马啸啸”中，那位连头巾都不会缠就即将上战场的少年郎，有点伤感；又想起“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回还”的荆轲，有几分悲壮。

插曲

船到涪陵登岸，在街上，一位同学被对方派别一位同学用刀戳伤，给这次路程留下阴影。派性纷争，不是十天半月就能消解的事。然而下乡落定后，当地干部、群众的派性并不强。确实山高皇帝远，外面文革如火如荼，山里却波澜不惊，社长、队长依旧是社长、队长，社员依旧在石缝中刨地。他们对文革这种最高领袖亲手策划的大事都很冷漠，何况属于细枝末叶的派性。他们很实际，哪派赢哪派输都是一回事，吃饭还是自己挣。以后双方同学还发生过几次纠纷。但现实很具体，生活的艰辛，谋生的不易，最后把不能当衣穿饭吃的派性挤到了一边，时间推移，派性慢慢淡漠，以后双方同学之间相处也平和了。

这只能算是下乡生活的一段小插曲。

行路难

乘一天长江轮到涪陵，两天乌江轮到龚滩，换两次汽车，再步行二、三十里辗转颠簸四五天才到生产队。乌江现称百里画廊，拦江截断的水坝提高了水位，江面如镜，两岸峭壁雄伟似三峡。乌江景色美，但当年没有心境欣赏。湍急的江水冲击船舷，不时有浪溅进船仓，遇到滩头，还得离船登岸沿着乱石河滩步行，由岸上绞磨机把船拖上滩。

两岸山岩壁立，本来可谓雄奇，而此时此景在心中却是险恶。彼时行舟江上，想的是《岳阳楼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李白的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乘两天的大货车，几十百把里的路程少有话语，只有石子路上卷起的灰尘飞舞，在下车时人已满身是泥土只见眼睛转。酉阳的闭塞是缘于它的交通难。现在四、五小时就能走完的路程，当年要走四、五天。形成这种状况，一是少路且路况差，二是少车，来往基本靠双脚。以后的两年，脚劲长了不少，平常到区上赶场，二、三十里路走起来轻松平常，赶相邻的湖北、湖南场，一天来回百十里路也不在话下。下乡后，落户其他地方的知青，隔三差五往重庆家里跑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我们在酉阳的好些同学，下乡两年只回过一、两趟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扎根农村干革命”，而是因为回家一趟要多次转车转船的折腾不说，时间还用得长。走一趟实在不容易。在下乡期间，第一年春节回了家，第二年春节准备回家时，南川国防厂来酉阳招工了，首批进厂的同学已经成行。回城希望已初显，担心因回家而错过招工机会，第二年春节就不回家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同学就在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这唯一一次的回家，也让我记忆深刻，回家路途的难度，不比前几年春运期间农民工春节返乡小。那次回家，我和王齐康同行。时值春节前，因有知青回家过节，客流暴增，县城运输能力根本无法应付。到达酉阳县城时，到龚滩的车票已没有了，只能等第二天。当天晚上下起了雪，第二天一早就往车站跑，到站时看公告，客车票已卖完，看到通知心中好颓丧。等了好久，售票处又挂出了牌子：有车到龚滩！但没有客车，只是货车。这消息也让我们惊喜，毫不犹豫买票上了车。然而上车高兴没有几分钟就尝到了利害。这车只有车顶搭着一张蓬布，车厢四周透风，车一开行，风夹着雪花就刮了进来。当时气温是零下几度，寒风穿透棉衣，浑身就象没穿衣服似的刺骨寒，风带雪花刮进车厢，不一会行李上、车厢底板上就铺上了一层雪，人的眉毛、头发上也结上一层霜，开始还能伸伸臂跺跺脚，以此来增加体温，但是没有多久就冻得动弹不得了。只能找个风稍微小点的角落倦缩着，心头想的是车开快些，早到车站早下车，让罪快些结束。好不容易熬到了龚滩，此时全身关节都被冻得僵硬，举手投足都困难了，两人互相搀扶下了车，在一个路边店的火塘边围坐下来，向老板要了碗热水喝了下去，十多二十分钟后手脚才活动过来。幸运的是，受了这般折腾居然还没生病。也许这就是北方谚语所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吧。有此经历，以后从电视上看到农民工春运返家时的种种不易，心里会感同身受心生同情，毕竟这种境况，我们也遭遇过。

穷山恶水与世外桃源

记得下乡那天，到达落户生产队时，天色已黑，几天车船劳累加徒步几十里，已疲惫不堪，狼吞虎咽地把生产队准备好的饭吞下肚。在我们吃饭时，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几十个人，一声不响看着我们。就象以前一些城里人围观外国人一样。毕竟这地方闭塞，几十年都少有外人进入，因而来自几百公里外，有不同生活环境的人就象外星人，让他们充满好奇心。这天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开门外看，阳光明媚，满山遍野的桐子花怒放，农舍房前屋后的桃花李花盛开，一片美景。酉阳的桐子是一绝，它是当年中国最大的桐油产地。桐油是上乘的防腐涂料，在化工技术尚不发达时，它是造船业、航海业、渔业的必须品。在抗战时它还作为战略物资，从美、苏等国换回枪炮武器。酉阳很穷，但好多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值有四、五角钱，这与其他县份相比，也还算过得去，这其中就有桐油很大的功劳。初春时节桐花开，山上山下绵延几十、上百里都是桐花，这景象实在少见，它的规模胜过今天好多以“花海”作为卖点的旅游风景点。2008 年退休，初春时想起是桐子开花季，于是来了个说走就走，兴冲冲赶回酉阳。然而此次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当年满山遍野随处可见的桐子树没有了。花开时节，不见一朵。仔细打听被告之，现今化工业发展了，桐油的作用被众多的化工产品所代替，桐子失去了市场，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被砍光了。闻此，心中涌起淡淡惆怅。酉阳地方有利桐子树生长，用来种粮食却不适合，这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不保水，粮食亩产低的两三百斤、高的三四百斤，种庄稼费力不少，产量不高。喀斯特地貌不适合种庄稼，却是旅游好去处，这种地貌怪石嶙峋，溶洞众多，适合观景、探奇。这些年作为旅游景观的梯田、油菜花，在酉阳也常见。近年来，酉阳把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着力点，桃花源、后溪、龙潭古镇、龚滩等一批景点被打造出来。这里我为第二故乡打个广告：酉阳很美，没去过酉阳的同学可去看看。还有就是六中同学陈战，已年近古稀还在为第二故乡的旅游业发展出谋划策，为他点赞！

“第一桶金”

酉阳的农业耕作条件是很恶劣的。按照现在的规定，坡度在 30 度以上的坡地要退耕还林。而当时生产队的土地坡度小于此的很少，五、六十度的也不少见，而且土地上下高差很多都有几十米，在这种土地上耕作，劳动强度可想而之。在坡地上耕作，站稳都要费神不说，还得担粪上山，收获的农作物还得担下来。肩挑背磨开始很不适应，经几个月磨砺，挑担上下山就不在话下，以至于栽秧挞谷，犁田，搭田坎等等有一定技术性的重活也都能干了。

这期间也有一段趣事。我们到生产队不久，就是小春收获期，这年年辰不好，小麦产量低，且品相不受看，用这种小麦去交公粮，可能会被粮站拒收。这可难坏了生产队长。生产队有两个队长，彭队长年纪大辈份高人敦厚，白队长年纪轻些辈份低然而脑瓜灵活。白队长提出这批小麦由知青来送，理由是有问题粮站的人也不敢为难知青。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生产队的五个同学就挑着小麦担子出了门，经过二十多里山路，在中午前把小麦送到了区粮站。果如队长所料，粮站对这批粮食很不满意，但如何处理却为了难，总不能让我们再走二三十里路把麦子担回去吧。于是粮站的人自己动手，用风车、筛子对这批粮食再次进行了筛选处理，然后把处理过的粮食收了下来。看来白队长的预想是对的。接下几天，余下的小麦也照此办理，当年生产队的小春公粮征购任务就这么顺利完成了。为生产队解决了麻烦，队长很高兴，不久很多社员也知道了，以后传了出去，公社书记、社长，区知青办的干部也知道了。在传播过程中，这个故事也在不断升华，最后成了：马鞍一队的送公粮是由几个知青完成的！这就很不得了了！送公粮是一年中最郑重的事，一方面这是农民对国家尽义务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劳动量很大，而这事由几个知青干下来了，当然很不简单。

其实公粮任务主要在大春，秋收后的送公粮才是大头。若要完成大春公粮交送，别说我们五人，再增加十个人也难办到。而我们队的小春公粮，也就几百千把斤我们五人每人每次几十斤，三五天时间也就完成了。这与大春任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不管传闻走没走样，因这件事，我们这个知青点给公社和知青办都留下了好印象。不想白队长的这个点子歪打正着，无意中给我们这个知青点带来了赞誉，算是下乡后我们获得的“第一桶金”。

开门七件事

古人曰：“民以食为天”，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以前在城里，虽然生活不富裕，到了顿头上总会有饭吃，不用自己去操心，而到了农村首先就得面对油盐柴米。粮食倒是有，但都是原粮，在下锅煮之前，先就得费一番周折。谷子要担上担子，爬半座山走几里路到打米房脱壳，然后担回来风车吹、簸箕簸，让米、糠分离。包谷首先脱粒，然后磨子推，簸箕扬，筛子筛，将包谷分为大粒渣、小粒渣、包谷面，以便与其它不同粮食搭配煮食。仅完成这些工序就很烦人费时。口粮中大头是红苕，每人一千多斤，五个人分得的红苕就有二、三吨了。红苕不耐贮存，这么多红苕的保管就是问题。生产队派人指导我们挖了一个保存红苕的窑。开挖前，先选一个比周围地势稍高不易积水的地方，开一个比人肩宽稍大的孔然后往下挖，越往下挖直径越大，最后形成一个罈子形的地窖。去挖这个苕窖时开始兴致很高，想象着这是老八路在打地道战，但没挖多久，随着体力消耗，洞里气闷，渐渐就没有兴致了。经过大约一个星期，苕洞挖好，几千斤红苕有了存放地。红苕存储可以放心了，然而它的隐患却是我们未知的。一天收工后准备晚饭，江金龙和秦爱伦去苕洞取红苕，半天不见回来，在家里烧水备菜的几位都很不解。一会，他们回来了，秦挑着红苕，江由一个社员背着。我们都很惊异。经询问，才知道这次捡红苕，是一次历险。秦讲，他们到了苕洞，由江带着箩筐下洞装红苕，秦待在上面，到时听江的招呼，负责将装满红苕的箩筐提上来。秦在上面待了好些时，下面没有动静，就从洞口探头下看，见江靠着壁，头下垂，象是啄瞌睡。秦唤了他几声，没有答应，想这老兄瞌睡也太大，于是探下身子用扁担去捅他的肩膀，这一捅，江就倒下了，秦知道事情不好，于是喊来几个社员，七手八脚把他扯了上来。后来知道，红苕在贮存过程中会放出二氧化碳，苕洞不通风，二氧化碳比重大，就会在苕洞底部聚集，人蹲在底部捡苕，正处在二氧化碳富集区，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窒息！此次有惊无险，阿弥陀佛！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就知道了要常把洞口的遮盖打开，让苕洞通风换气。2017 年我们返乡，当年的老屋已经没影了，而这口苕洞还在，我们在苕洞口前合了个影，以此作为这段时光的缅怀。那些年，好多农村除了粮食少，煮饭喂猪的燃料也是大问题。酉阳虽贫穷，但有大山在，不缺柴火烧。因为贫穷，酉阳大多数人都少穿，冬天上身一件薄袄，下身一条单裤的人不在少数，老人小孩围着火塘，火塘常年火不灭，以此过寒冬。因而每家都备有不少干柴。山上有柴，但对我们而言，得之也不易。首先是我们不知道干柴在大山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砍回的很多是生柴，这些生柴要放过几月半年才好烧，因而我们在煮饭时要不停地用吹火筒向灶内吹气鼓风，常常是被烟熏得泪长流。另外就是分不清柴质的优劣，砍回的柴点不燃火，煮不成饭。有一种农民叫做“老包头”的树，刚下乡时，看到这种树很粗很长，认为是好柴，就从山上扛了回来。哪知这种树根本不能做燃料，它遇火不燃，塞入灶中，灶内不管有多少柴，都是只冒烟不见火，煮不熟饭。这件事被农民知道后成为了笑谈，也常以此事拿来与我们开涮。其实这只是小事一件。最悲摧的是有次砍柴时我们误砍了一株漆树，生漆是一种很强的过敏源，很多人是触碰不得的。把漆树当柴烧这后果很严重！后果当天就在我身上显现了——全身发热发烫，一身浮肿，脸部肿得象猪头，眼睛变成一条缝。浑身奇痒难耐，手抓水洗，什么方法使尽都止不住痒，皮肤被抓破流黄水，难受得整夜翻转难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七天，天天都是水深火热。而过了七天，却无药自愈了。事后我自嘲：能熬过这七天的人什么刑都忍受得了，就是关进渣滓洞白公馆，都能挺得过来。

“命运共同体”

那些年是政治挂帅，谈什么都得跟政治、路线、道路、方针什么的大事挂钩，但说实在的，在农村遇到的事真没这么高端，倒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多，绕不开得面对。下乡组队是自由组合，基本上是原来在学校时耍得好说得来的人，分在同一个生产队。组合很理想，但现实却未必美满。以前在学校没概念的“油盐柴米小事”，到了农村就每天都得面对。事情虽很小，却是产生冲突的导火线。你喜欢咸，我喜欢甜，你喜欢抛头露面，我喜欢清静淡泊，你吃得多，我吃得少，我做得多，你梭边边……，诸多小事让曾经的好朋友反目、割裂，最后以分家告终，这种事下乡后不少。农村生活艰辛，其实抱团过日子很有必要，互相扶持生活会好过一些。但要抱团，就都得要有“吃得亏，打得堆”的意识，遇事不要斤斤计较。在这一点上，全队的五个人都做得很好。每天做饭是个很恼人的事，从地里回来都很累，都想躺下啥都不干。民间传说中常有单身小伙下地后带着满身疲劳回家，看到锅里有熟饭热菜的故事。在农村，还真希望这种神话故事是现实。

只要回家就能有热饭，做饭的不论是向往人间生活的仙女还是千年修行得道的狐狸精、田螺精都没关系。然而现实中神鬼都没有，要想得吃饭就得靠自己。同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若有事是几个人动手，几个人抄手，这日子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拉爆的。好在大家都明白其中道理，磨合了几天就达到了默契。做饭时自然形成了分工，有劈柴生火，有洗菜淘菜，有掌勺主厨各司其职，大家都动手，事情就做得顺利，饭很快能得吃，无形中每个也能多得到一点休息时间。煮饭大多数时间是江金龙掌勺，但同吃一锅饭两年，对这位大厨的手艺没有什么记忆，也不知他有什么拿手菜。不过每顿的饭菜都是吃得碗底朝天的，凭这点大厨也该有成就感。生产队分的粮食仅看数量像似不少，然而粗粮多细粮少，要想如在城里天天白米饭那是一种奢侈。过日子得精打算盘，粮食如何粗细搭配，搭配多少，都要仔细思量，在这方面兰光烈是强项。但即使如此，因食量太大，谷子实在太少，即使细水也有断流时。这时就是洋芋红苕打主力了。遇到洋芋当顿时，会吃得满嘴发麻，整天红苕打主力时，会吃得清口水长流。还有就是荞麦，这玩意现在很火，炒焦后泡水喝，说是健康饮品。然而这东西作为粮食却是下品，做成的荞粑味苦，难以下咽，就是农民也很少把它作为粮食，只是作为饲料用。而这种东西我们也拿它当过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曾经用它作为过主食。这种情况时，望的就是赶场去饭店吃上白米饭了。然而有时也不遂愿，会遇到饭店没有了肉菜，不过这也不会影响食欲，那时就是光白饭，也可以吃他几大碗。几十年后把这些事摆给年轻人听，他们一脸的不理解。其实这也难怪，没过过那种日子，是不会有那一种感受的。年终决算有了现金分红。大家并没有在意谁挣的工分多，谁挣的工分少，分红的钱统一归拢，作为用于共同开支的“公益金”，公益金由专人保管，定时向大家公开使用情况，有大额支用时，大家共同商量拍板。以后又养了鸡、鸭，喂起了猪，有了蛋肉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喂鸡鸭比较简单，喂猪要麻烦一些，但有麻烦大家想办法，有事情共同干，总比个人应付强。因为有共识，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内部相处和谐，没有你争我斗。对此队长、社员对我们都很赞赏。生产队里有家人搞窝里斗时，村里长辈会用我们作例子教育他们：看看人家知青，五个人五个姓生活得笑笑和和，你们同姓亲兄弟闹得不可开交，好不好意思？！

文化荒漠中有瑰宝

当时酉阳可谓文化的荒漠。文盲占了人口大多数。我们生产队成年人基本不识字，仅有的三个“文化人”，也仅小学毕业。在当地，书籍难找，报纸少见且不能当天送到，常常是多天报纸一起来，一次一大叠，新闻早已成旧闻。我们获得外界消息，主要靠家庭来信、城里寄来的读物，还有就是带下乡的收音机。当时收音机算是奢侈品，带有收音机的同学不多，而且带去的收音机性能也不咋的。收听时，声音会忽大忽小，往往听着听着就串台了。这地方莫说四川台、重庆台、中央台信号也很弱，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台湾电台不时会串进来。这些台是“敌台”，若是在城里，收听这些台，会被扣上 “里通外国”的帽子，而在这里却没人管。原因是农村干部弄不明白收音机里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他们只喜欢听电台播的音乐，而台湾电台播的音乐主要是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些音乐当时在城里被批为“靡靡之音”，而农民不管这些，只要听起好听就行。通过收音机，我们比城里人早知道了美国人登月，也知道了世界有很多新奇事物，如二十几年后才见实物的，如“高速公路”之类的东西。也从台湾电台的广播中欣赏领略到了很多超乎“锄禾日当午”层次的古诗文。那些年，文化禁锢很厉害，看书也有很多禁忌，这不看，那不能读。而到了农村，这块就没人管了。要看什么书由你自便，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些以前不曾看到的书。其实文革前也并不是有多平等，住房、座车有层级，生活物资供应有区别，就是看书也是讲级别的。一些书是“内部读物”，要想看，得是一定地位的官员。有同学带来一部盖着“市委宣传部藏书”印章的《世界通史》，字体很大，印刷精美，是美国还是英国哪个大学编撰的记不得了(以后知道了这种字体的出版物叫“大字本”，是专为眼神不好的高级干部印制的)。这本书的内容很详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远不是我们历史课本教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那么简单。这本书很厚，象本字典，但很吸引人，花了一些时间把它读完了。另外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书。这类书以前没接触过，初读时觉得晦涩难懂，但当时也没有其它书可看，就拿着它们混时间。哪知时间长看多了就渐渐入门了，越看越觉得有看头，渐渐的也有了兴趣。以后形成的对历史和经济的爱好，当时读这些书应该有些影响。

那时当地农村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最大的乐趣似乎就是上坡时摆荤龙门阵，开出格的玩笑。刚去时，因受文革期间那种文艺作品中“高大全”人物的影响(这些人物没有七情六欲)，曾经对此很难理解：这就是要我们接受的“再教育”？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闭塞的环境。外界新鲜事物难进入，当地人每天的生活都只能是简单的重复，天天如此枯燥单调，就得寻找点刺激，而男女话题是少有的能找到的刺激性话题，以此作为娱乐消遣就不奇怪了。这些玩笑在城市是出格的，会被认为是耍流氓，其实我们认为出格的玩笑，他们也是有格的，也有一些规矩不能逾越，例如这种玩笑不能对未婚女子开，长辈男性不能对晚辈女性开，同辈人中兄弟可与嫂子开，哥哥不能跟兄弟媳妇开等。说来好笑，虽然我们被称为“知识青年”，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对男女关系是懵懵懂懂的，对其了解，很多不是靠学校的《生理卫生》课上那种欲说还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教学，而是农村上坡时这种直白的玩笑。荒漠中也有清泉，这就是四阳的山歌。上坡时，为解除疲乏，排解沉寂，农民会唱起山歌。山歌曲调不优美，完全是原生态，近乎是吼，但内容五花八门，包括生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其实是生活的生动写照，是口传心授的生动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也是因酉阳这种封闭环境而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文艺形式，是一块文化瑰宝。初次听到山歌就感觉到了它的鲜活，有时也学着吼几句。但经过 50 年，那时吼过的山歌，一首完整的都想不起来了。2017 年回乡时，与乡亲们谈到了山歌，得知而今会唱山歌者或已谢世，或已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这些年几乎听不到有人唱了，已濒临失传。山歌中承载了大量文化信息，若是失传，真是可惜。

在农村我们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就是唱歌。其他的文化生活要有外部条件，而唱歌只需要有嘴巴。因而上坡唱，赶场路上唱，休息唱。歌声对农村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平常听我们唱，他们也跟着哼，多听几回他们也会唱了。最喜欢的是《刘三姐》中的歌曲，毕竟这与他们的山歌有很多相近之处。有些歌对他们而言有些遥远，因而唱起来似是而非。比如把“八角楼的灯光”唱成“八角六的鼎罐”(鼎罐是酉阳农村的常用炊具，八角六是八毛六分钱)，唱的调没离谱，词却太离谱。即是如此，他们也照常唱得欢。这算是外界给封闭世界送来的新风。农村对文化的需求是迫切的。原学校宣传队的屈超志，将他们生产队的“佬佬”(酉阳方言男孩)、妹崽崽招集起来，教他们唱歌跳舞组织了一个演出队，虽然演出队技艺水平不高，也在全公社引起轰动。当时想，若是六中宣传队到酉阳，轰动全县不是问题，火遍全涪陵专区也会不在话下。

学习班

在农村有更多共同语言的还是同学之间。为了有更好交流，我们向大队主任提出来，定期开办知青学习班。当时“学习班”是个很时髦的东西，就如现在电视中常常出现的“论坛”一样。大队白主任比较年轻，是少有的去过涪陵地区开过会的基层干部，见过世面，接受新鲜东西比较容易。我们的提议得到了他的认同。定下时间，学习班每个月举办一次，地点在各生产队轮流转，大队干部、举办队的生产

队长和全大队的知青参加。学习班的内容是尽量多读些能找到的报纸、杂志上的比较实在的文章，以免与社会脱节；同学之间不拘形式摆谈遇到、想到的各种问题，交流从不同渠道得来的各种信息；一些事情涉及到生产队、大队，也趁这机会向大队、生产队提出，以得到解决。

每月学习班的举办都是一件高兴事，举办队的同学早早准备伙食，同学到了就拉开话匣子侃侃而谈，气氛活跃热闹。高兴活跃，是因为学习班的交流可以得到一些外界的信息，思想的碰撞可以相互激励。另外就是获得了一天体力的休整。大队主任和生产队长很开明。虽然知青这一天没上坡，但生产队是给计工分的，算是出公差。办学习班这个事，知青办知道后说要推广，但以后好象也没见推广下去。毕竟基层干部的认识、眼界是有差距的，推广会有难度——不上坡还给记工分的事，未必个个生产队长都能接受。在学习班上，生产队长提出队里地富分子的监管由知青负责。原因是知青觉悟高，有水平，斗争坚决。知青到农村是参加“三大革命”，三大革命中有一项就是“阶级斗争”。当时的社会氛围是要“阶级斗争天天讲”，而当地实际却并不如此。因而队长提出地富分子由知青管也是有原因的。队里地富分子与全队其他人大都有血缘关系，不是兄弟堂兄弟，就是叔伯子侄，要撕破脸皮去“专政”，面子放不下。因此这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知青身上。队里有两户富农一户地主。一地主一富农年岁已大，他们的子女已经成人，但因为成份问题难找对象，没能成家，

一户富农是个妇女，家里没有男人，一个人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接过任务后，就把地富喊来宣布规矩，要他们反省罪恶，老老实实改造，每月汇报一次全月表现。他们很听招呼，每月初的一天会来到知青点，先是他们自己汇报，然后就是对他们进行训话，宣读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开始几次，也还正儿八经，但几个月后，问题就来了。因为每次汇报大抵就是：我服从队长安排，做活路老老实实，没有乱说乱动。次次如此，这些话就成了套话。而且每次训话都

要找出有针对性的语录来也不容易。现在想来这些地富要变天不可能，几人年纪也大了，基本上窝在队里没走动，与人无交往，不知国际国内事，成天就是上坡下地。生产队无人干的活都是他们干，干活时也是埋头做事，不多言不多语。那位妇女更是生活艰辛，一个女人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本就不容易，还时常受人欺负，令人同情。他们只是人还在，变天的心已是死了。再则，生产队也没有粮食被盗，耕牛被毒死之类的事发生。几来几往“阶级斗争”的“弦”也就绷不紧了，半年左右，监管的事也就化了。

2017 年再回生产队，几个地富分子，只有那位妇女还在，现在生活还不错，见面时拉着我们的手，眼含眼泪向我们表示感谢。有这表示，原因是在知青下乡之前他们就听到很多传说，说是知青斗争地富态度坚决，动手打人下手狠，被打地富会非死即伤，这些传说让他们心生恐惧。然而见我们只是动口，并没人动手，平常时间也没给她什么为难，她认为是逃过了一劫。面对她的感微，心中别有滋味。我们是该接受她的感谢呢，还是应向她致歉？

亲近大自然

亲近自然，在生活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是一件很浪漫的事，现在大力推崇。50 年前的上山下乡，是我们与大自然一段亲密接触，不过这段接触并不浪漫，而是充满艰辛。下乡没几天，一天吹灯了准备睡觉，忽然发现靠床的墙上，有一段长约十几厘米的东西发着绿色的莹光，打开电筒一照，吓了一跳，原来是条粗如手指的蜈蚣！这么大的蜈蚣从来未见过，而且发着绿光，肯定非善类。以后这种事情就多了。当地多蛇，上坡下地遇着蛇是常事，赶场时蛇横路上，或是在路边草丛中窸窸窣窣地掠过，在屋前小河游泳、淘菜时会有蛇在水中昂首游来。下田时，被蚂蟥叮咬，鲜血流满双腿而自己毫不觉察的事时有发生。还有就是马蜂，马蜂窝小的如拳头，大的如箩兜，马蜂的毒性非常厉害，人被叮咬而丧命不是新闻。多有了几次“亲近”也知道了应对方法。被蚂蟥叮咬，可用稻草捆在伤口处，不一会血就能止住。对于蛇最好是打草惊蛇，平常赶场、走夜路都拿根棍子，既能拄路，又是赶蛇工具，双方各行其道互不干扰。比较麻烦的是马蜂，应对方法很少，而且与它常常是不期而遇。记得一次薅草，不知是谁碰到了一个马蜂窝，一窝马蜂蜂涌而出，有人惊恐地喊到“马蜂！”，这喊声就象是空袭警报，所有的人都扑地卧倒，不敢动弹。马蜂盘旋了一会见没有动静，慢慢回到了蜂巢中。这时候大家才敢爬起来，轻轻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个老农民躲“空袭”时动作慢了一点，被叮了一口，头肿得老大。但他是有经验之人，被叮了也没有跑，若是跑，蜂群会跟着人跑动激起的风追赶，也许命都会不保。对付马蜂的方法是惹不起躲得起。对于蛇我们除了打草惊蛇外，还有一道“护身神剂”，一位同学带有几盒“季得胜蛇药”，按药盒上的说明，若被蛇咬了，服了它会化险为夷。这里有蝮蛇、银环蛇，都是毒性较大的蛇，这药是不是对任何种类的蛇毒都能解？没用过说不清。但想着有这药，心会稳一些。

缺医少药是这里的大问题，县医院在百里之外，二、三十里外的区上有个卫生所。要想看病很困难。前面提到的大队白主任，正值壮年，身板结实，不想突然得病全身发黄，肚子鼓胀，现在想来他的病应该是急性黄疸性肝炎，这病并非绝症，是可医的，但是限于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一个星期左右就去世了，很可惜。下乡时各人都带了些药物，也看了些医药类的普及性读物，以求不测之时自救自保。记得一天收工很晚，回家时天已黑。那是桐子收获季节，收获的桐子用来榨油，桐壳烧成灰用来做肥料，家门口有一堆桐壳灰，这堆灰还没燃尽，温度很高。因天黑视线不好，秦爱伦一脚踏进了灰堆里，他穿的一双高帮鞋，鞋带没系紧，瞬间滚烫的灰灌满了鞋，赶紧脱下鞋一看，脚上的一层皮已被烫脱了，当晚因路远无法送医院，第二天一早生产队派了两名社员砍竹子扎了一乘滑杆，我们几个和两个社员一起，轮换着把他抬到了区卫生院，包扎后抬了回来。记得以后也没再去过区卫生院，毕竟二、三十里地抬着来回也不方便。可能后期也就是自己敷敷油膏什么的，也就慢慢痊愈了。有次我上山砍柴，不小心把左手的小指砍着了，当时血就接连不断往下滴很痛。然而舍不得砍好的柴，忍着痛把它捆好扛回了家。回家细看，大半个指甲被砍掉了，还被削掉了一块肉，有点吓人。于是找来一包消炎粉撒在上面，用纱布包好，有点痛也只有忍着点。隔了个多星期吧，新肉新指甲长出来了。新长出的指甲有点畸形，不那么受看。对此觉得也没啥，这畸形不影响颜值，也不会引人注意，畸就畸吧。几十年后有了孩子，想着若这些事落在孩子身上，我们可能会心疼得要命。而当年自己面对时，却似气定神闲。我们这辈人不娇气，经得起折腾。因为医药的缺乏，我们带去的简单药物和速成的“医术”在农村是排上了用场的。生产队文化人之一的四毛，因牙齿肿痛，不能吃东西。一个大小伙痛得在床上哭叫打滚，我们给他些磺胺，几颗止痛片，他吃了好了，痛苦解除了。有一个小孩被狗咬了，肉皮外翻，帮他把外翻的肉皮按回去，擦上油膏，换了几次药，伤口长好了。自从知道了知青“懂医术”，就常有社员来“求诊”，对来者我们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虽说是黄棒开药，但大多数给的药(主要也就是头痛粉、阿斯匹林、消炎片、碘酒、红药水、消炎油膏、眼药水之类)还是起了点作用的。那时针灸很火，特别是一首《千年铁树开了花》的歌曲，说是针灸把聋哑人扎好了，开口说话歌唱新国家，更是激起了人们对针灸的兴趣。秦爱伦对着一张穴位图动手实践，我们都当过试验品，一些社员也曾接受过他的针扎。那时人胆子大。没想过既然针灸能把聋哑人扎得开口说话，那反之会不会把好人扎成哑巴呢？被扎的人多，扎好了些什么人想不起来了，但好在没扎坏一个人。

狂风暴雨夜

70 年七月中旬一天，天气特别闷热，乌云密布，云层很低，预示会有大雨。这天很早就睡觉了，不久大雨倾盆而降，因为当天活路太劳累，狂风大雨解除了暑热，正是睡觉好时光。半夜两三点左右，传来激烈打门声。这种天气这么晚还有人来访？惊醒过来满是疑惑打开门。借着闪电看清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被叫为幺满的农民，他满脸惊恐，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我们安抚他不要急，话慢慢说。从他的话中知道，山上他家附近发生了滑坡，他的哥哥老油匠猫伯的房子被泥石流掩没，一家人生死不知，他见状大声呼喊，然而喊得声嘶力竭也没人来施救。泥石流滑坡，当地人叫“出蛟”，意思是蛇成了精，乘着雷雨天出来作怪。村民大多信迷信怕鬼神，虽然周围的人与遇难者是堂兄弟、叔伯侄儿是至亲，也被这境象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任凭幺满怎么呼喊也无果。无奈之际，幺满想到了知青，跑到山下敲开了我们的房门。听见这消息，大家震惊了，二话不说，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拿上手电、锄头就往山上奔去。出得门来才知道雨势之猛烈，风挟着雨，打在脸上生疼，上山的小路已被雨水冲出许多坑，中间成了一条沟。跌跌撞撞爬到山上，已是气喘吁吁，在闪电照亮的瞬间，看到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房子已无踪影，屋基处成了一个七、八米宽一米多两米的深沟，屋基下面十来米处堆积着大量泥土石块，裹着倒伏的庄稼树木。房子在哪里？人在哪里？一片茫然。救人性命容不得多想，几个人分成几个点，立马挥动锄头就开始刨。天上大雨倾盆，下面泥土稀滑，人不容易站稳，有力也不好使，电筒光线太弱，浓密的雨滴中也难看清现场状况，只能是在半明半暗中奋力挖掘。电筒的电量是有限的，没多久就耗尽熄灭了，这时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哗哗的雨声，呼呼的风声，时不时还感觉到有小股的泥土石块滑下撞击到腿上，让人感到几分恐惧。

幺满从家中取来火把，狂风暴雨肆虐，火把很快就熄灭了，又去取来 “枞木油”，这是从松树上劈下来的木条，因饱含松油，雨水不容易浇灭。这样在枞木油的照明下我们继续挖掘。我们的斗笠蓑衣根本抗不住这么狂暴的风雨，不一会就全身湿透，风一吹过冷得瑟瑟发抖。鞋子在稀泥中也不知陷落在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不停的挖，站在泥土中的双脚不断下陷，不一会就得费力地把脚拔出来换个地方，否则会越陷越深，最后会不能自拔。挖掘工作很吃力，泥土混合雨水后很粘，锄头挖下去会拖不动，挖出来的泥土粘附在锄头上甩不掉，挖掘非常困难。雨还在下，泥石流还在发生，小股的泥土夹石块还在不停的滑下来。此情此境相当危险，若再来一股大的泥石流后果会是怎么样呢？然而当时没想这么多。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压抑的气氛让人神经麻木了。不过事后回想起来，还是后怕。

紧张忙乎，天色渐亮，大半宿的挖掘已让我们精疲力尽。这时有农民走出家门来到事发现场参与挖掘，我们几人暂时停止了工作，拖着疲不堪的身体下山回家吃早饭。回到山下，从另一角度见识了当天雨势的凶猛。流经山下的小河，平常水深最多及膝盖，现在已没人头顶，平常宽度三、四米的小溪，已经宽达二、三十米，以前静静流淌的水流，现在流速不输涨水时的嘉陵江，混浊的泥水夹杂着树木、枝叶、庄稼奔流而下。小河边生产队最大的几块水田，堤坝被冲决，已快成熟的水稻被冲走，稻田变成了乱石滩……稍事休息后又上山，天亮后雨停了，社员群众的恐惧也消失了，此时全队的所有壮劳力都出来投入了挖掘工作。王齐康是我们几人中体格最壮实的，他的动作要快一点，个多小时后，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个软物体，这是一个人的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围拢过来，放下锄头，用手把泥刨开，猫伯的遗体显露出来，接着在离他不远处又挖出了伯娘的遗体。他的两个成年女儿的遗体被一块板壁压着，上面堆着一、两米厚的泥土，搬开板壁，两个躺着的女儿身体衣服干干净净，没有泥土污水，但泥土几吨的重量，已把她们的身体压扁了。猫伯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刚成年的女儿已全都遇难！他们家的“金包卵”独苗苗儿子在下面一排屋基的猪圈旁边被找到，庆幸的是这小孩无大碍，他家的烟火给保存了下来。这事的头一天，县知青办的老陈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下来检查工作，当晚就住在我们知青点，这件事情的前后，他们都耳闻目睹了。事后宣传部的干部把这件事写成了报告。以后江金龙代表我们大队知青出席四川省先代会，这天夜里发生的事是重磅材料之一。

后记：

1972 年初招工开始，同学们陆陆续续离开了生活两年的农村，去到了各种工作岗位。我们同到一个单位的六中同学较多，前后有几十人。回城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抢修工作。单位一根埋在地下的电缆爆炸了需要更换，这根电缆埋在地下几十年，几十米长的电缆沟上面盖着上百块连二石。那时没有棒棒军，要把这么多的连二石揭开抬走，工作量蛮大的。这时刚进厂的知青显出了神勇。两人一组，连二石撬开，绳一套，杠子上肩，抬起就走。抬拢堆码整齐，立马又去第二趟，上百块连二石很快搞定，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有这批生力军，这次本来认为很难的抢修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接着是变电站检修，这个工作也不轻松，夏天的太阳照射下，变电站的铁架温度有五、六十度，挨着烫手，要把铁架的锈除去，重新刷漆。空中工作没法遮荫，既脏又热。汗水浸透衣衫，湿了干干了湿，工作服上结上一层盐痂。然而整个工作，全程没人叫苦没人拉稀摆带，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在酉阳摸爬滚打过的人，不过是小儿科

这两件事，让全厂上至军代表(当时单位实行军管)下至普通工人都对这批知青工人刮目相看。在这批知青工人之前，单位还招了一批超龄生工人，这些小青年进厂时间不长，却隔三差五时不时地搞出一些动静，让领导头痛。知青与他们相比，无论是劳动态度，学习能力，工作技能方面都要胜一筹。两相对照，两批青工的差距立显。知青工人不久就成了厂里的骨干。这就算是给“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作的最好的注脚吧。

上传者说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经常封城的重庆，江北某茶楼上，重庆40中、6中老三届同学商量“吃螃蟹”，发起编写《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届同学，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的十余所中学，踊跃参与了“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编。

他们的文章基调与中国老三届精神一脉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风貌，重庆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极强的韵味跃然纸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正式出版。作为《中国老三届回忆录·重庆卷》，置身“中国老三届史”之下，犹如路面上镶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编织的一簇蔷薇，文明的火炬实现了接棒相传。历史需由参与者来书写，《老三届回忆录》就是参与者的记录，任何试图抹杀掩盖历史真相的龊劣行径，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阁，实在可惜。作为回忆录的参与者，我将陆续转载其中的一些文章，预料共鸣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