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阿丽 女，重庆市人。红岩村民中高 66 级 1 班同学。1964 年 8 月下乡到达县宣汉峰城区凤林公社社办林场。1977 年返城在重庆北碚建筑公司当工人。当过该公司的知青带队干部，搞过财务会计。1982 年顶替退休父亲，被商调到重庆北陪区房管局。任过房管所长、产权科长、房屋交易所所长等职。1985 年入党。1987 年获得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毕业的大专文凭。 1987 年曾当选为北陪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1992 年十四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北陪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1999 年通过全国统考，获得高级房产经济师职称。2000 年初退休。享受副处级工资及政治生活待遇。现任北陪房屋交易所退休党支部支部书记和退休管理委员会主任。

阳雀老林建林场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1963 年于重庆市二十八中初中毕业时，尽管是班上的班长，学习也不错，但就是没能升入普通高中。对于不读书又不服气的我，于是便考入了当时可以不计较出身成份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化龙桥的红岩村民办中学高中部学习。入学后因成绩和表现尚好，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的沉重十字架一直压着我，在红岩民中学习了仅一年，1964 年 8 月，在学校和街道的动员下，自己抱着到最艰苦的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决心，与同校的高、初中部的十三名同学一道，到了当时的宣汉县峰城区凤林公社林场当知青。十四名同学中最大的当时十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此时与我们同批到达峰城区的共有四十多名知青。分别在凤林、庙坝、南坪和东升四个公社林场。

峰城区当时属于宣汉县的贫困高寒区之一。这里离县城 120 华里，没有公路，没有高楼，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每年冬天都总是要积雪。山里好多农民一生都没有到过县城，没有见过汽车。外地的城里人也很少到这里来。我们 1964 年 8 月份刚到乡里时，有几个穿着裙子的女同学竟被这里的老人和小孩撵上撵下围着象看什么稀奇似的议论个不停。当时这里的闭塞落后程度可见一斑。

我们所到的凤林林场位于距凤林公社五里多山路的一个名叫“阳雀老林”的山坡上。所谓林场，我们见到的除了杂草丛生满目的荒凉外，就只有一座土墙茅草房。公社从生产队抽调了三个老一些的农民，一个当指导员，一个当场长，一个财务会计，我们统称他们为“老场员”。我们就在他他们的带领下，从事林场的开荒、种地、养猪养牛等农事劳动。

按当时的政策，下乡的知青两年内由国家每人每月供应 45 斤大米，2 元零花钱。由于林场地处不挨乡不靠队的偏僻“阳雀老林”中，无一块熟田熟地，我们的生活劳动之艰苦就可想而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干着有生以来从未干过的开荒、种地的重体力活。每个知青都经历了手上打起无数血泡，肩上又红有肿，最后磨起了茧子的痛苦。高强度的体力活，吃的就是一碗白干饭外加一碗玻璃汤(米汤里加点盐巴)，住的是土墙茅草房。

林场里十四个知青中，我虽然也才十七岁多，但已算年龄较大的，加上下乡时就下定了吃苦磨练自己的决心，因此总是要求自己克服各种困难、忘我的劳动。什么种地、栽秧、担大粪、背牛粪、打连盖自不必说，连当地的女社员都未干过的犁田、搭田坎这样既费力又带有一些技术性的苦重活，自己也跟老场员和一些男知青一样地干。“女知青能犁田”这在全公社当时还被传为佳话、奇事。

为了改变住茅草屋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夜里几个知青挤在一床不能入睡的状况，我们又在老场员的带领下，顾不着手、脸被划出血，衣服被挂破的疼痛，在藤缠刺绕的山林中披荆斩棘地砍窑柴。柴自然晒干后又通宵达旦地烧窑瓦，累得熬红了双眼，困乏得站着都想睡觉。这样艰苦奋斗了三个多月，才终于住进了自已烧的瓦盖的土墙瓦房中。

为了改善一下每天三顿“玻璃汤”下饭的伙食状况，我们常到二三十里外的公社下属的各个生产队的社员家中，背些南瓜、青菜、咸菜等回来。为了能有点菜油吃，我们常在雨天或雪天公社榨油房炒菜籽缺柴烧的时候，冒着雨雪寒冷，去山上砍上一些树枝，背上一百多斤的拉拉子（最重时我背过二百零几斤，而当时我的体重也才一百斤不到。“拉拉子”即将一人多长的树枝砍下来后，堆在一起，用葛藤将两头一捆再用两根葛藤分别两边上下一系当背带，也顾不着柴棍梗背，就往背上背。）到五里路外的公社榨油房去换些菜油。为了怕冬天下雪后，路上有凌冰，脚下打滑，就学着老场员在鞋上脚板中心捆上几圈草绳，尽管这样，在高低不平的崎岖山路上，还是免不了有连人带柴滚出好远，弄得一身雪泥和伤痛的时候。

为了解决耕田和肥料的问题，林场还喂了猪和牛，最多时喂了六头猪、三头牛。每天都得有人打猪草、割牛草，“阳雀老林”土地贫瘠猪牛草很少，为了打上一背猪草，常常要跑七八里路远。春秋天还好.一到夏天，雨水、露水使得衣服裤子常常是湿了干、干了湿。早上出去，常常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回场吃午饭。

一年 365 天，除了冬天积雪时和去公社、区、县开会外(那时一年一般要在县里召开一次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120 里的山路，我们从来都是一天走去，开完会后又一天走回来。回来后，第二天马上就出工)，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有过休息。唯一的一次，我一天没出工，都是因为常穿湿衣裤致使脚关节疼痛得下不了地，才不得已在床上躺了一天。当时我还以为脚从此要残废了呢。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中从未掉过泪的我，这回却悄悄地哭了。哪知老天保佑，第二天，在没有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竟又奇迹般地能起床干活了，但从此落下的关节炎毛病，却伴随了我的一生。

由于吃苦耐劳的忘我劳动表现，一年后，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我竟被凤林公社共青团组织吸收批准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单纯幼稚的我，感到自己大概应该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范畴了吧，心灵上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和安慰。

处于那样艰苦环境中的林场知青，当年最大的快乐又有些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能在殷殷的期盼中，收到乡村邮递员跋山涉水送来的重庆亲友们的来信；偶尔到公社街上唯一的一家小食店花一角钱吃上用随身带去的三、二两米换得的一碗有些盐巴和油星的小面，或者是有点甜味的米发糕及白糖包子；偶尔到熟悉相好的附近社员家中吃上一顿有些荤菜的杂粮饱饭；或是等到七八月份雨过天晴大家嬉笑着到山坡上、树林中去捡野生蘑菇。捡回来洗干净后熬上一大锅山珍蘑菇汤。那捡蘑菇和吃蘑菇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回味无穷。总之回城后，我是再也没吃过那么鲜美的蘑菇汤了。

再有一件快乐的事，就是每年冬季积雪时，不能出工，知青们就在林场排练一些文娱节目，唱歌、跳舞、短剧、小品、相声、车灯、三句半等各尽其能，人人参与，练好后等到春节期间，便到公社和各大队去轮流为社员演出。在给社员们送去欢乐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莫大快乐。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就是在 1975 年年底结算兑现分配时，我由于工分做得多，在当时一个劳动日 10 分并且仅值一角二分钱的情况下，我全年结算下来，居然分到了 43 元钱，这是在那么低廉的劳动力的条件下，获得的让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第一笔劳动报酬。也许正是这笔收入，养成了我一辈子都节俭不骄奢的品性，教会了我懂得珍惜自己的劳动，同时更加珍惜别人的劳动。

从 1964 年 8 月到林场，直到 1968 年底林场解散为止，我们共在林场艰苦生活了整整四年多。林场的这段劳动生活，给了我最大的磨砺，也成了我人生的一笔财富，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快乐的知青乐园——知青三姊妹之家

1968 年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我们六四年下乡时所在的林场被砸烂了、解散了。我只得与六五年也下乡来到宣汉县峰城区凤林林场的妹妹一起，落户到了离林场较近的一户张姓农民家中，住在他家用来堆柴火用的偏棚里。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堆柴的偏棚就是几根松树棒斜靠着墙支撑着，根本无法遮风挡雨。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睁眼一看，外面到处一片白茫茫，床上还撒着一层白雪花。就在我们对这样的日子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公社通知我们原林场的知青自由组合，自己选择到所在的公社的生产队去插队落户。于是我和妹妹张华，还有在六四年初中毕业后已下乡到樊哙区三墩公社林场的弟弟张向，一起插队落户到了凤林公社三大队二生产队。

该生产队地处白岩滩溪河的半山腰上，距公社十五六里，距峰城区二三十里，出门不是爬山就是下坡。若到区上经过白岩滩河，没有桥，就只有大着胆子从立在河中已经倾斜的几个石墩子上跨过。如若背上背着东西，过河时无不提心吊胆。曾记得，1972 年公社在大队修堰塘需水泥。时任民兵排长、年富力强的社员陈仕周，背水泥过河时，遇下雨溪水猛涨，石墩打滑站立不稳，竟连人带背夹、水泥跌入溪河中，最后连尸骨都未找到。这样的悲剧给他的家庭和乡亲们留下了永世的伤痛。由于交通不便，这儿绝大多数农民世世代代没有出过大山，没有见过火车、汽车、高楼、电器。世代相袭，脸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没能解决温饱的生活。一年干到头，也是在秋天收了谷子后，吃上两顿白米干饭，其它时间都是洋芋、包谷、红薯等杂粮为主，特别是过了年之后，农历二、三月间，青黄不接之时，不少人家就只好半饥半饱熬到五、六月间洋芋出来才吃上一顿饱饭。

我永远记得，在一次傍晚收工回家的路上，当时队上一个姓刘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仰天长叹：“老天啊，何时才能让我们天天有饱饭吃哟！”也记得我们同住的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由于家里没米，顿顿吃洋芋，一怒之下，将全家人吃饭用的小桌子掀翻，哇哇大哭的场景。这个小男孩如今已在外地落户安家并打拼出了一番事业。已为人父的他和他的父母，至今尚不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为他们家送过去的一碗洋芋米饭。

山村的人们虽然很穷、很苦，但却格外的纯朴、善良。我们刚插队时，除了队上给我们特别准备了农具、家俱外，不少社员还给我们送来了青菜、咸菜，以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猪油。之后，又手把手地教我们做活、做家务，什么煮饭种自留地、做咸菜、碾米筛米、熬高梁糖，他们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

由于有在林场劳动锻炼的基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学会了农村的一切农活和家务。每天和队上的社员一起出工，干挖地、薅草、栽秧、割谷、背粪、打把、背土、修堰等各种农活。不多久，我们与生产队的社员们完全打成了一片，融为了一体，彼此亲密无间，相处友好和睦，同时，我们姊妹三个齐心协力、不辞辛劳，将家里的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们不但将自留地种了能熬糖的甜高粱、油菜、青菜、萝卜、西红柿，还种了当地当时没有的冬苋菜、藤菜和包包白菜等。除此外，我们还喂鸡、喂兔、喂羊、喂猪。家中的副业搞得比当地一些社员还好。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每年两次请社员帮我们砍柴火时，我们就可以好好招待他们吃上两顿可口的饭菜。

1970 年大队小学缺教师，我便去代了近两年课，每月除了记工分外，还有几元钱的津贴。我弟弟又专门自学了剃头的手艺，帮社员剃一年的头不收钱，由社员划拨工分给他。这样，我们这个知青三口之家在当地社员和知青的眼里都认为日子过得还不错。区内原林场的老知青，六八年以后插队落户的新知青，前前后后的知青们也经常来我们这儿剃头和串门。知青们聚在一起，围着火儿坑，摆摆龙门阵，谈谈心里话，然后吃上一顿自己做的腊肉加洋芋和新糯米，在火儿坑上用吊铁罐煮的香喷喷的糯米饭，也算是打牙祭改善生活了。此时，我们三姊妹的知青之家，也恰似个知青的乐园。尽管苦中作乐，其乐也无比。时光如流水，一去永不返。

知青的生活已成为了过去的历史。然而宣汉乡村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情给我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我们结下了永世不解的知青情结。那儿有我们付出的无数汗水和心血，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十三年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大巴山的那片热土上，那儿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2002 年金秋十月，我们姊妹三人结伴，专程回去探望了那儿的父老乡亲和我们曾经的家园，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接待。我们看见从县城到各个区都已通了公路，从区到乡村也修了毛坯公路，村村通了电；农民们吃上了水泵抽的水、机器打的米，有了电视，有了电话，家家粮食有余，生活有很大改善，温饱已不存在问题。我们感到无限欣慰。

当我听说有一个当时我们同院邻居家的小女孩家庭比较困难，读了小学二年级马上就要辍学时，我立即鼓励她坚持学习，并愿主动为她资助学费。现该小女孩学习及表现均不错，已就读于峰城中学。能为家乡尽点力，也是我晚年的幸事。

难忘的教书生涯

我1964 年下乡，1977 年返城在，宣汉县峰城区整整十三个春秋。十三年里，有七八年的时间是在当地教书。

记得第一次是在 1965 年的秋季。那时我还在峰城区凤林公社林场当知青。那年各地农村陆续开办了“耕读小学”，顾名思义，即教师和学生都是一边耕作，一边教书或读书。我被派到离林场约五里路远的公社五大队独山耕读小学教书。在学校教半天书，回林场出半天工。教书、出工都是记工分。所谓的耕读小学，也就是一个教师，一间农民的旧瓦房作教室。教室里面有一张黑板和十几张桌凳。第一学期有十几个学生，有一、二年级，后来最多时有二十几个学生，有三个年级。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师很辛苦，必须交叉着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当给一年级学生讲课时，就安排二年级学生做作业，三年级学生则预习或复习课文。音、体、美则同时一起上。

山乡的学生，尽管想学习知识，但因生活贫困不得不兼顾家务和劳动，因此仍常有学生缺课。为了让这些穷孩子多学一些知识，我常在下午二点左右放学后，去没来上课的学生家补课。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我发现姓孟的弟兄俩个学生，老是今天这个来缺那个，明天那个来缺这个，问是咋回事，兄弟俩都低头不语。一天放学后，我踏着雪到弟兄俩家里一看才知道，因为天太冷，弟兄俩却只有一条完好的裤子，只好轮流穿着来上学，致使每天都有一人缺课。当时，若不是我亲眼所见，确实不敢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

之后，我用当时林场知青一月仅有的两元钱，扯了四尺蓝布送去该学生家。他们全家人不胜感激。此事，我终生难忘，在我脑子里长时间挥之不去。在耕读小学任了两年多的教，直到 1967 年底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提出要停课闹革命，学校停课为止。

学生和家长对我都很爱戴和敬重。记得那年选乡人民代表，独山所在的五大队很多群众都要推选我作为候选人。虽因当时唯成分论，对我这种非“红五类”子女，上级不可能批准，但却说明了群众对我工作的认可。

1969 年初在文化大革命“砸烂李井泉办的黑林场”的造反声中，凤林林场也解散了。我插队落户到了三大队二生产队。1970 年初大队小学缺代课教师，我又在那儿代课。两年后，区里又将我调到峰城中学去当代课教师，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并当班主任。

作为六四年就下了乡，仅仅有高一年级学历水平的我，要去教初中学生，刚开始自己也怕不能胜任，经试讲了两节课，校领导尚为满意，我也就充满了信心。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教学参考资料极少，我除了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外，还想方设法搞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成语词典》和一本旧的《辞海》，将它们也当成自己的老师，有空就看，不懂就翻，唯恐因自己的差错，贻误了学生。这样我边学边教，直到将学生教到初中毕业。1975 年凤林公社完小实行戴帽初中班，我又被调回凤林任教。直到 1977 年 9 月被招工回城。

在农村七八年的教书生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和那种艰苦生活环境所磨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住家离学校稍远的学生，每天来回要走二三十里的山路，天天早出晚归，只能吃上两餐饭。冬天，雨雪交加时，很多学生仍然是单衣薄衫，有的甚至还光着脚板在雪地里走。手、脚、脸蛋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有的脚、手长了冻疮，甚至溃烂了，仍然坚持到学校学习。让人看了无比心疼，也由此加深了对他们的爱和教好他们的责任心。

而今时过境迁，我想，当年的学生和他们的孩子们现在应该早已告别了贫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了吧。祝愿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插上知识的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好。

难忘的知青战友

1964 年 8 月与我一起同批到达宣汉县峰城区的知青中，有三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们三位中，当时一位女知青被分配在凤林公社林场，另两位男知青被分配在庙坝公社林场。

凤林林场姓高的女知青，在林场经历了一年多艰苦的劳动生活磨练后，可能对那种开荒、种地、砍柴、担粪等大强度的劳动及经常是 “玻璃汤”(盐米汤)下饭的生活坚持不住了，于是便嫁给了离凤林公社四十里路远的峰城公社某大队的一个农民。但没过几年，该知青便在贫病交加中悲惨地去世了，是知青中最不幸的一位。

庙坝公社一位姓蒋的男知青六九年林场拆散后，插队落户到了庙坝一个大队生产队。自己拜人为师，学了兽医技术，成天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公社各大队的崎岖山路上，为社员们喂养的各种牲畜、家禽防病、治病和煽猪、煽牛、煽狗（煽：给家畜绝育）。开始是为生计奔波，后来却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爱上了他为之付出劳动的热土和这儿的人们。1980 年他父亲在重庆沙坪坝区化龙桥房管所退休，让他回去“顶替”接班，他都舍不下自己的这份事业和这儿的山山水水及乡亲。因此而断然拒绝了父亲的好意，放弃了“顶替”回城的机会，一心一意在那儿当兽医。后来又和当地的社员结了婚，把家一辈子安在了宣汉县峰城山区。现虽已从畜牧兽医站退休，仍继续不懈地在为山乡的人们贡献着自己的兽医技能。

再一位庙坝林场姓肖的男知青， 1969 年插队到庙坝公社一个大队生产队后，爱上了当地一名女青年。两人结婚后生育了四个子女。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为四个子女分别取名为“上”、“山”、“下”、“乡”。现在四个子女都已长大成才，并各自成家立业。上山下乡是他们家庭抹不掉的记忆，也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和走向繁荣昌盛的国家世世代代刻骨铭心的记忆。该知青现也已经是峰城区食品站的退休老职工。

2004 年 9 月，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次峰城区 1964 年下乡老知青的上山下乡四十年聚会活动。蒋、肖二位特地从峰城赶来参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都很不错。他们真正是在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代表人物。作为我曾经的战友，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充分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

曲折艰难的招工经历

1972 年初，母亲为了让我回城，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知道这一消息后，我立即回电给家中父母，将此回城“顶替”工作的机会，让给了只比我小一岁多的同住一个生产队的弟弟，之后同住一个队的知青妹妹办了病残手续也回城了。直到 1977 年，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在四川内江插队落户，按当时的政策，家中凡还有三个知青的便可被招一个回城工作，两个弟弟把这次机会让给了我。可万万也没想到的是，当 1977 年 6 月份招工单位的人员来到了区上，还没到公社就被给卡住了。这种情况就是在表现极差的知青中也是极少见的事。

后来区上一个干部和公社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要我交待清楚和某校已婚的某老师的不正当两性关系，才能为我办回城手续，这下才使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那是1975 年，我在峰城中学代课时，区里一位女干部为了给我介绍一位她的死了妻子的同事，遭到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而对我采取的打击报复行径。当时这位女干部就明目张胆地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我不答应她，我的工作将永远不能解决。这使一贯洁身自好的我十分气愤和震惊，但我并没有屈服于邪恶势力的种种威胁，一直不屈不挠地与其展开了近三个月的抗争。在招工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同情下，我冲破他们的禁闭、看守(当时把我关在公社信用社楼上，白天晚上专人看守着要我承认他们的诬陷。) 跑到县城，找到县知青办、县法院和县医院。因为当时知青在招工过程中遭到的类似被迫害的事情已有不少报道。这样在县医院的体检证明和法院的干预下，区、社才不得不赶紧为我办了返城手续。重庆招工单位 1977 年6 月 10 日到区上，先后来了三批四名招工人员，到 1977 年 9 月 7 日将人招走历时近三个月，可谓艰难曲折。

一个下乡十三年、表现一直不错的知青，在招工时却这么长时间地被卡住不放，在当时的峰城区内和知青当中产生过不小的轰动。

现在想来，任何时期都难免有阴暗角落，都难免有卑劣龌龊的小人，所以也就不足为奇，只把它当作是在农村对我人生的又一种锤炼。

下面是我当年离乡返城途中写下的一首打油诗《离感》，让它作为此次回忆知青经历的结束篇吧。

离感

一步一回头，两步一停留。回家时喜事，思亲情更稠。思绪千万段，难止泪水流。今朝一别去，何时再回首。漫长十三载，岁岁露峥嵘。有欢又有乐，有苦更有愁。广阔天地里，经风又沐雨。斗争长才干，红心烈火炼。桩桩寻常事，件件刻心间。山水润我心，粮米供我生。丛山峻又秀，人民更纯真。贫下中农好，相互手足亲。教我十三载，恩情难忘怀。政治到思想，生产到生活。大事到小事，样样有学问。件件他们教，桩桩他们帮。教我学犁田，教我做咸菜。急我之所急，助我之所难。

老的像长辈，小的平辈间。改天换地同战斗，彼此热汗流一处。大春小春忙收割，共同享受丰收乐。闲时有空火炕坐，摆谈家常做鞋垫。

夜晚开队会，月亮升又落。节日搞宣传，同喜又同乐。下乡十三年，教书七八载。出入学生间，工作不知倦。热心育新人，师生感情烈。可恨馋佞人，离前把我迫。大雪融化后，青松更挺洁。可爱大巴山，美丽凤林场。记你永难忘，把你永铭刻。

上传者说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经常封城的重庆江北，某茶楼上，重庆40中、6中老三届同学商量“吃螃蟹”，发起编写《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届同学，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的十余所中学，踊跃参与了“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编。

他们的文章基调与中国老三届精神一脉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风貌，重庆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极强的韵味跃然纸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正式出版。作为《中国老三届回忆录·重庆卷》，置身“中国老三届史”之下，犹如路面上镶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编织的一簇蔷薇，文明的火炬实现了接棒相传。历史需由参与者来书写，《老三届回忆录》就是参与者的亲笔记录，任何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龊劣行径，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阁，实在可惜。作为回忆录的参与者，我将陆续转载其中的一些文章，预料共鸣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