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峯
1982年1月，我在家里睡懒觉，在床上跟女儿疯玩，跟她说：“妈妈不去上学了，从此天天在家了！”
我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上大学那年我三十一岁，我的女儿三岁。当年考上大学很开心，但我这个年纪上大学的付出，与年轻的同学是不一样的，我的爸爸妈妈和女儿都有付出。女儿快八岁了，我才回到家里。 小姑娘很开心，问：那你做什么呢？ ——不知道，总有一把椅子让我坐着上班。 ——你的椅子哪里呀？ ——我们老师说了，不是在重庆出版社，就是在重庆文联。 那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虽然分配的地区和单位并不太能够由自己选择，总是不由自己操心，我才不想去上班，就想在家跟女儿多玩几天。 我妈妈说：“人家都知道自己的单位了，你还不知道你那把椅子在哪点，去落实一下嘛！” 第二天，在市政府管分配的办公室，接待我的人是个女的，很是亲切：“哎呀，不要去出版社，也不要去文联！领导机关都要你！” ——什么领导机关呢？ ——组织部宣传部都要人。 ——组织部宣传部要我去做什么呢？ ——宣传部呢，办一个刊物？《支部生活》；组织部也需要…… ——我……想，我想要专业对口。 ——专业对口？哎呀，肯定是叫你写，不是叫你算呀！对口对口！ 她语速很快，不容置疑。 我想，我们老师教的是小说诗歌散文，编《支部生活》？我又不是党员，到组织部更不合适！除了给领导做会议记录端茶倒水，我还能做什么？这离文学有多远！ 着急了，才想起中学同学陈榕的爸爸在出版社工作，我得去出版社问问。 李子坝公交车站下来就是出版社，是嘉陵路边半山上几座房屋，收发室让文艺编室主任杨本泉出来，把我带到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白石灰刷墙，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有五个男的在办公桌前埋头上班。 我说我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系主任在学校就跟我说了，可能会分到这里上班。是不是呀？ 杨本泉笑得合不拢嘴：“哎呀，这么年轻！真是好呀！” 我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就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好多，不想被误会，便说：“不年轻了，我三十四了，上大学耽误了十一年哪！说是大学刚毕业，其实都老了。” 他哈哈大笑：“你还说你老了，你看看我们，我们个个都耽误了二十二年哪！” 那几个男生闻言，都抬起头看着我笑。原来这个编室里全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头呀！后来，我知道他们是聂云南，张惠光，王文琛…… 到中午了，杨本泉带我到食堂，给我打了份饭。重庆出版社食堂，那时连吃饭桌子都不够，人们多站在院子里，或端着碗蹲在地上吃。回想起来，那个氛围真好。 杨本泉边吃饭边跟我聊，对我说：“那边那个就是陈理元。” 陈理元是重庆出版社负责人，是我小学和高中同学陈榕的爸爸，那时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没有去找他，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成为我的忘年交。 不几天，我却被通知去重庆文联上班，在《红岩》文学杂志做编辑，这儿离家更近，坐班制不严格。办公室里的孙士平老师一个劲地跟我说，《红岩》的主编副主编业务有多么厉害，似乎这里是重庆文学的至高点，出版社和报社都没法比。他还骄傲地说，我们单位里没有人管领导叫主席、书记职务的，大家很和睦平等亲切，你分到这多好呀！ 同办公室的刘钊老师一见我就欢喜地说：“呀！是我们的新生力量来了！” 其实，我对新工作很满意，做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是比我预期还要好的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1982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大学生，在重庆，除了几位到高等院校报到的同学，据说到市人局报到的文科生只有四、五人，太抢手了！我们四川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跟重庆文联有联系，文联的人事干部比出版社的出手快。 以后文学界同行开会，常见到杨本泉，他总爱当众跟人笑我：“你晓得不？她一毕业就来跟我说她老了！嘿嘿！她还说她老了！” 第一个“老”字和最后一个“她”字是重重的重音。 杨本泉是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哥哥，1949年前就从事进步文艺工作，有诗作发表，有创作经验，1960年代，他在《红岩》写作中出了不少力。他的功绩很少有人知道，因为1957年，他落入“阳谋”成为右派，好多年拉板板车——那是我们这座山城常见的一种人力运输工具。 我认识他时，他刚平反恢复工作不久，一边做重庆出版社文艺编室主任，一边抄起老本行，写诗。他告诉我，他天天要写日记，不能虚度一日一刻！那时，女作家谌容有个中篇小说《减去十岁》，一发表便引起众多共鸣，人人都想把被劫走了的年华找回来！ 那会儿还没有电梯高楼，没有豪华的大商城，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夜店，也没有麻将桌。市里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夜大遍地开花。各专业的老知识分子不计报酬参加教学，年轻人下了班就去各种补习班、夜校上课，交钱不多，没听说教育产业化挣学生钱的。物资不丰富，人们还得使用票证买粮打油，可大家对文化知识如饥似渴呵！努力能够得到回报，文凭的红利丰盈而干净——有了文凭，可以以工代干，就是工人当干部使用，从工地上车间里到办公室上班，爱舞文弄墨的有用武之地啦，还可以调动工作，换个可心的单位，以后还可以晋升职称，单位有条件的，还能分房子！ 那时，到处还是年久失修的楼房和陈旧的街道，可是新诗已风起云涌，老树新花，新人辈出。成都有一本诗歌刊物《星星》，请来几位老少诗人做讲座，会场在市文化宫，听众差点把会场挤爆，好似今天年轻的追星族对明星的仰慕！ 那时好多右派小说家引人注目，王蒙、丛维熙、张贤亮……数不胜数，苦难的经历滋养了他们的作品，成为文坛“重放的鲜花”，而新诗界，却多是年轻的枝芽。重庆诗人杨本泉笔名穆仁，上世纪40年代就有诗名，而他80年代的新作却不能吸引我。然而，他有一句诗，我清楚地记了许多年——“水仙花只开一季”！ 生命和花儿一样，是有季节的。不是所有的季节里，创造力与灵性都丰沛充盈。平反可以恢复职务，恢复待遇，恢复名誉，没有恢复开花的季节！ “水仙花只开一季”，是感悟，是命，是运！但杨本泉仍然笔耕不缀，还和我们院里的老编辑一样，最爱有才肯写的文学青年，热情扶植，都说他是诗坛伯乐。他做出版社副总编时段，严格要求自己，不在本社给自己出书。这个德性，也跟我们院那些老辈子一样。这一点，他们以后的出版人编辑人并不都能做到。 他们中成果最突出的要算聂老云岚，几年以后以武侠小说《玉姣龙》名世，据说这部作品让武汉刊物《今古传奇》大卖，挣出一栋大楼！当年一个文学杂志能这样挣钱，也是奇迹。他们中最年轻的是张惠光，虽说交道不多，每见总是亲切真诚。2002年，我编写的《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出版，本泉老和张老师都写信祝贺，鼓励我继续！到张惠光退休后，我才见其散文作品，平实又典雅隽永。 他们这波人，落入“阳谋”之前，是何等骄人的青年才俊！
杨本泉先生 现在百度杨本泉，看到他的照片，就是我认识他时的样子。百度还列出了几本作品，我知道那是发行量很小的诗集和诗论，我还知道，他心里还有许多感悟和想法没有表达出来。 水仙花只开一季！ 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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