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

《天下無賊》是一部2004年底上映，由導演馮小剛拍攝的賀歲片，當年很受歡迎。 

天下無賊是大家嚮往的理想社會。要達到這一境界，必須有精神和物質的基礎。這個境界在1975年的農村肯定是沒有的，我們插隊到農村後，看到和聽到的卻正好相反--這裡是“人人皆賊”。俗語道“飢餓起盜心”，是人性的現實與無奈。在那特殊的年代，為了填飽肚子，偷盜不失為一“生存之道”。當“天下皆賊”時，也就“天下無賊”，因為“賊”已非賊。

據經歷過1957到1958年大躍進農村推行的大食堂後期的生產隊員說，那時由大食堂導致的大飢餓而引發的“偷盜”已是普遍行為，但也是不得已的自救方法。這實際上是體制的問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當時的社會基礎上是不可取的，大食堂的做法就更不可取。即使到了現在的社會，也是行不通的。我們下鄉的歲月，貧窮和飢餓仍然沒有消除，而且非常嚴重，多數農民每天只吃早中兩頓飯，晚上天黑下工後直接上床睡覺，既節約一頓飯又省下點燈的煤油。青黃不接時有的農戶還需借高利梁（如借一斤穀子還一斤米），以度過臨時的饑荒。農民們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困線上。因此“人人皆賊”大家都心知肚明。

自從知青上山下鄉開始以來，也聽說過許多下鄉知青在農村偷雞摸狗的事，搞得當地雞飛狗跳、雞犬不寧、農民頭疼，這些“賊”也自甘墮落、敗壞了知青的名聲。顯然，“賊”並不只在貧窮的農民中滋生。一個社會缺少了道德和制度的約束，不勞而獲的陋習就會產生，特別是在“勞而不獲”的年代裡更加突出。集體所有制為不勞而獲提供了溫床，不勞而獲的直接結果就是產生“賊。

大躍進辦食堂宣傳畫（來自網絡）

我們兩人1975年8月下鄉到生產隊後不久，在一次生產隊全體隊員大會上，小平被推舉為倉庫保管員，我被挑選為記工員。保管員和記工員是生產隊裡除了隊長、會計和出納外，掌有實權的人。我們當時也很驚訝，剛來不久就被推舉為保管員和記工員。農民們寧願相信沒有經驗的外人，硬把生產隊裡如此重任託付給我們，而且是兩個十七、八歲剛入社會的愣頭青，也是為了防“賊”。我們是初生牛犢不畏虎，就這樣倉促上任，敢挑重任，任勞任怨，秉公辦事，不負眾望，受到社員們的讚賞，並一直幹下去，樂在其中，不在話下。要知道，收糧食、分糧食的時候，倉庫保管員需要絕對的公正公平，記工員的筆下也必須真實反映社員們的出工狀況，並且需要長期堅持，不謀私利、不出差錯。

第一次回家過年時，就把記分工作暫時交還給原來的記工員代理。過年回來後，竟然在記分本里慢慢發現有老記工員修改我原有記錄的地方，而且是單單把他自己的工分添加了。於是先匯報給隊長，隊長又報到大隊公社。此人受到嚴厲的批評。難怪大家都不信任以前的保管員和記工員。這是在農村第一次抓“賊”。

倉庫保管員的任務是：掌管隊裡倉庫的鑰匙，準確記錄入庫和出庫的糧食，保管好糧食，避免偷盜，防止老鼠、麻雀或糧蟲，杜絕潮濕、霉變或發芽。需要很強的責任心、公益心和管理能力。為了保證糧食不被偷盜，農村一直流行一種非常古老、簡易但不失為行之有效到管理方法。隊裡還有另一人兼管印斗。印斗里裝上白色石灰，印斗的下方為鏤空的圖案或文字。印斗在糧食堆的表面一戳，就留下白色的印斗圖案。每次離開倉庫前，倉庫保管員和印斗保管員必須一起，給全部糧食戳上印記。下次開門後還需兩人一起驗證，看印記是否完好。印記完好才表示倉庫的糧食沒有人動過，可以啟封。生產隊有兩個大倉庫，一個就在我們住房的隔壁，原來地主家的正堂屋，另一個在曬穀壩旁邊，曬穀壩幾乎就建在生產隊的幾何中心，這樣收割季節方便入庫。 

糧倉示意圖（來自網絡）

每年夏收和秋收時節，保管員的任務很重。糧食曬乾後，有的要送到公社糧站交公糧，有的留種，大部分按人均分給社員作為口糧。這些都需要有仔細的登記、匯總。

記工員每天要記下每個社員出工的情況，包括早班、上午和下午，有時還有夜班，干的什麼活，都要詳細記錄。有一項農活叫“薅草”，就是除掉土裡糧食作物間的雜草。這個“薅”字寫起來筆畫太多，我就自己找了一個替代字“䒵”，節約不少時間。因為全生產隊的人不一定是在一起幹活，所以我幾乎每隔一天，拿着記分簿和一根打狗棍，行走在各個工作點，仔細詢問每個人的工作，記錄在案，以作憑證。正是這份工作，幾乎隔天要和路過農戶家的惡犬打交道，到現在還對狗有所忌憚。

記工簿示意圖（來自網絡）

每個人的基本工分都是上一年底開全體會議由大家評定的。全男勞力最高每天10分，其他的依次遞減。我們兩個剛下鄉那年被評上8分，已經是很高了，因為我們基本不會農活，這是社員們給我們的一種照顧和鼓勵。當然我們也以自己的努力，沒有辜負這份期望。第二年我們的基本工分又增加一分，被評為9分。

每個月用半天時間將工分月報小結，年底還得花一天做年終匯總。當時沒有手機或電腦，全靠一把算盤幫忙。算盤珠自然撥弄得溜熟，口訣爛熟於心，二下五去三、八上三去五進一，不在話下。農閒時也用算盤從1加到100消遣，驗證是否“打錯算盤”就看從1加到10是否是55，1加到36時是否666，1加到100時是否是5050。

算盤示意圖（來自網絡）

全年的工分匯總起來，再加上其它一些項目，如餵養隊裡的耕牛，還有每家給隊裡貢獻的肥料也換算成工分，就能得到生產隊以及每戶家庭全年的集體工作量。隊裡生產出的全部糧食和農副產品（沙墱岩生產隊的特產是煙葉和紅辣椒）按市價換算成人民幣，再減去買化肥、農藥、種子和買集體生產工具的花費，就是帳面上全年的淨收入。淨收入除上總工分數就是每個工分的價值。這樣1975年的工分算下來每10個工分值0.35元，第二年每10個工分只值0.31元，第三年僅0.28元。也就是說隊裡全勞力每月掙不到10元。每家人全年掙的工錢，扣除分到的糧食（換算成錢），就幾乎沒有現錢到手。人口多或出工少的家庭往往一年下來反而倒欠生產隊的錢。這意味着，辛辛苦苦勞動了一年，掙的工分還不夠買自家一年的口糧。多麼悲催的集體化方式，多麼低下的勞動生產力，多麼貧窮的高山小鄉村！

每人的口糧靠生產隊分發，每次分糧食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全隊的人都聚齊了。根據季節，可以分到小麥、胡豆、豌豆、玉米、穀子、黃豆、紅薯等等。分來的糧食都裝入糧櫃、紅薯放入地窖。小麥可拿到加工房打成麵粉或換乾麵條，穀子脫粒為大米。分玉米時除了干玉米還有些嫩玉米，就直接煮嫩玉米吃，半乾的玉米可磨成稠漿做玉米餅。紅薯可是小半年的口糧，分紅薯後好長一段時間裡，每天都把肚子撐得夠嗆，胃裡直冒酸水。農民的孩子大都營養不良，但肚子總是鼓鼓的，就是因為吃紅薯撐的。黃豆是好東西，每當有客人到訪，主人家總是會磨黃豆點豆花，加上過年殺豬留下的臘肉，再捧出一壇去年釀下的咂酒，這是對客人最高的待遇。我們也多次被邀請去吃豆花、喝咂酒。咂酒以苞谷、小麥、毛稗、草籽、紅稗等多種穀物為原料，煮熟後拌上酒麴放入壇內，以草覆蓋釀成。飲時用細竹管吸飲。親朋貴客一起飲酒時，大家輪流用同一根竹管里吸飲。按現在的標準，這是很不衛生的，但當時這是最高的禮節，體現了賓主的和諧與親密，是多麼的接地氣，多麼的原生和自然。

咂酒（示意圖，圖片來自網絡）

另外每戶有一定面積的“自留地”，根據家裡人頭多少，由生產隊劃出，主要用來種植一些蔬菜或煙葉等經濟植物，多數為自用，少部分拿到公社集市出售獲得一點零錢，以便購買部分生活必需品，如鹽、煤油、農具、衣服等等。在自留地上，大家是下足了功夫，家家都各顯神通，把自己的半畝三分地安排得井井有條，伺候得滋滋潤潤，收成也自然可觀。這是唯一保留的一點資本主義尾巴，讓農民們幹得有聲有色。這與在隊裡勞動磨洋工、混工分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到生產隊後，也得到幾塊不成型的自留地。記得有一塊離家不遠、在路邊的小三角地里，我們種了菠菜，整個冬天都綠油油的，當然施的自然小便肥也是足足的，真還部分解決了一些我們冬天的蔬菜問題。

菠菜地示意圖

關於自留地，我們還聽說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沒有人種水果，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糧食都不夠，哪有地方種水果呢，水果也是容易遭賊的，比如黃瓜本是蔬菜，但隊裡沒有一家種黃瓜，大家告訴我們，如果誰家種了黃瓜，路過的人隨手摘來吃，只要不帶走，就不算偷盜。多麼可笑的強盜邏輯，硬讓人不敢種植黃瓜。

在這種廉價勞動力和集體公有制的時代也滋生出懶漢，他們雖“不偷不搶”，但也不勞而獲。隊裡就有一家“五保戶”，祖孫二人，小伙子二十歲左右，父母早亡，與奶奶相依為命。本來小伙子有能力通過自己參加隊裡的勞動，為他和奶奶掙來一個在隊裡普通人的生活，融入生產隊的集體之中。可是，可能是因為他從小就吃集體的“五保”，過慣了不勞而獲的日子，他每天都只干他自己的自留地，從來不參加隊裡的任何工作。只有分糧食的時候，就背着背簍或擔着擔子來取自己應得的一份，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到了年終，他們家肯定是欠隊裡的錢，年復一年這樣虱多不癢、債多不愁，隊裡拿他也是沒辦法。這與西方國家裡的長期失業者不願再去工作是異曲同工，別無二致。他們也是國家和集體裡的蛀蟲，不偷不搶的賊！

這麼貧寒的地方，難免不出賊。每年玉米成熟的季節，晚上總要安排兩個男勞力巡夜，防止有人夜裡偷玉米，我也參加過巡夜。其實就是稍微走一走，然後找個乾燥的地方，如一塊巨石上睡覺。白天裡，記工員也要順便巡山，看護玉米，更重要的是看護水源。

小水渠示意圖

水田裡的水主要靠山泉水，沿山崖有一個小水渠，細水長流，保障隊裡水田灌溉。山崖下面二隊的人則經常上來把水渠攔住，旁邊再扒一個口子，讓泉水直接流到崖下二隊。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偷盜行為。我每次記工分時，都要專門去那裡走一兩趟，修補被改道的水渠，保證本生產隊的利益。然後再去巡視隊裡的玉米地。每天巡視，還真讓我抓到兩次現行，分別是生產隊長的媽和一個現役軍人的媽，她們都不用上工，有時間在地里轉悠，見四下無人就順玉米，也不多，一兩個。我讓她們退回玉米，口頭警告，下不為例。其實，這樣的順手牽羊，是防不勝防，巡山只能起到震懾作用。只有通過提高生產力，大幅提高農民的經濟效益、生活水平和文化素養，才能上升到“天下無賊”的理想境界。

2023-08-12 寫於德國斯圖加特

作者簡介

1957年10月出生於四川重慶

1964年9月到1970年1月在重慶市嘉陵小學讀小學

1970年2月到1973年1月在重慶市嘉陵小學“初中戴帽班”讀初中

1973年2月在重慶市第52中讀高中

1975年8月到1978年1月綦江縣正自公社下鄉插隊

1978年2月到1982年1月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獲學士

1982年2月到1984月9月重慶大學獲碩士

1984年9月到1987年6月重慶大學教師並認識德國教授，申請到德國獎學金

1987年6月到1993年12月德國Paderborn大學進修、獲博士、教師

1994年1月到1998年10月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材料檢測研究所科研、教學

1998年10月到2023年10月德國斯圖加特汽車配件公司工程師、業務經理

2023年10月至今在德國斯圖加特退休

退休後去兒子家看看孫女孫子,在斯圖加特漢語學校辦公室干公益工作,

參加斯圖加特華韻合唱團排練演出旅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