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

《天下无贼》是一部2004年底上映，由导演冯小刚拍摄的贺岁片，当年很受欢迎。 

天下无贼是大家向往的理想社会。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有精神和物质的基础。这个境界在1975年的农村肯定是没有的，我们插队到农村后，看到和听到的却正好相反--这里是“人人皆贼”。俗语道“饥饿起盗心”，是人性的现实与无奈。在那特殊的年代，为了填饱肚子，偷盗不失为一“生存之道”。当“天下皆贼”时，也就“天下无贼”，因为“贼”已非贼。

据经历过1957到1958年大跃进农村推行的大食堂后期的生产队员说，那时由大食堂导致的大饥饿而引发的“偷盗”已是普遍行为，但也是不得已的自救方法。这实际上是体制的问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当时的社会基础上是不可取的，大食堂的做法就更不可取。即使到了现在的社会，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下乡的岁月，贫穷和饥饿仍然没有消除，而且非常严重，多数农民每天只吃早中两顿饭，晚上天黑下工后直接上床睡觉，既节约一顿饭又省下点灯的煤油。青黄不接时有的农户还需借高利梁（如借一斤谷子还一斤米），以度过临时的饥荒。农民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线上。因此“人人皆贼”大家都心知肚明。

自从知青上山下乡开始以来，也听说过许多下乡知青在农村偷鸡摸狗的事，搞得当地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农民头疼，这些“贼”也自甘堕落、败坏了知青的名声。显然，“贼”并不只在贫穷的农民中滋生。一个社会缺少了道德和制度的约束，不劳而获的陋习就会产生，特别是在“劳而不获”的年代里更加突出。集体所有制为不劳而获提供了温床，不劳而获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贼。

大跃进办食堂宣传画（来自网络）

我们两人1975年8月下乡到生产队后不久，在一次生产队全体队员大会上，小平被推举为仓库保管员，我被挑选为记工员。保管员和记工员是生产队里除了队长、会计和出纳外，掌有实权的人。我们当时也很惊讶，刚来不久就被推举为保管员和记工员。农民们宁愿相信没有经验的外人，硬把生产队里如此重任托付给我们，而且是两个十七、八岁刚入社会的愣头青，也是为了防“贼”。我们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就这样仓促上任，敢挑重任，任劳任怨，秉公办事，不负众望，受到社员们的赞赏，并一直干下去，乐在其中，不在话下。要知道，收粮食、分粮食的时候，仓库保管员需要绝对的公正公平，记工员的笔下也必须真实反映社员们的出工状况，并且需要长期坚持，不谋私利、不出差错。

第一次回家过年时，就把记分工作暂时交还给原来的记工员代理。过年回来后，竟然在记分本里慢慢发现有老记工员修改我原有记录的地方，而且是单单把他自己的工分添加了。于是先汇报给队长，队长又报到大队公社。此人受到严厉的批评。难怪大家都不信任以前的保管员和记工员。这是在农村第一次抓“贼”。

仓库保管员的任务是：掌管队里仓库的钥匙，准确记录入库和出库的粮食，保管好粮食，避免偷盗，防止老鼠、麻雀或粮虫，杜绝潮湿、霉变或发芽。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公益心和管理能力。为了保证粮食不被偷盗，农村一直流行一种非常古老、简易但不失为行之有效到管理方法。队里还有另一人兼管印斗。印斗里装上白色石灰，印斗的下方为镂空的图案或文字。印斗在粮食堆的表面一戳，就留下白色的印斗图案。每次离开仓库前，仓库保管员和印斗保管员必须一起，给全部粮食戳上印记。下次开门后还需两人一起验证，看印记是否完好。印记完好才表示仓库的粮食没有人动过，可以启封。生产队有两个大仓库，一个就在我们住房的隔壁，原来地主家的正堂屋，另一个在晒谷坝旁边，晒谷坝几乎就建在生产队的几何中心，这样收割季节方便入库。 

粮仓示意图（来自网络）

每年夏收和秋收时节，保管员的任务很重。粮食晒干后，有的要送到公社粮站交公粮，有的留种，大部分按人均分给社员作为口粮。这些都需要有仔细的登记、汇总。

记工员每天要记下每个社员出工的情况，包括早班、上午和下午，有时还有夜班，干的什么活，都要详细记录。有一项农活叫“薅草”，就是除掉土里粮食作物间的杂草。这个“薅”字写起来笔画太多，我就自己找了一个替代字“䒵”，节约不少时间。因为全生产队的人不一定是在一起干活，所以我几乎每隔一天，拿着记分簿和一根打狗棍，行走在各个工作点，仔细询问每个人的工作，记录在案，以作凭证。正是这份工作，几乎隔天要和路过农户家的恶犬打交道，到现在还对狗有所忌惮。

记工簿示意图（来自网络）

每个人的基本工分都是上一年底开全体会议由大家评定的。全男劳力最高每天10分，其他的依次递减。我们两个刚下乡那年被评上8分，已经是很高了，因为我们基本不会农活，这是社员们给我们的一种照顾和鼓励。当然我们也以自己的努力，没有辜负这份期望。第二年我们的基本工分又增加一分，被评为9分。

每个月用半天时间将工分月报小结，年底还得花一天做年终汇总。当时没有手机或电脑，全靠一把算盘帮忙。算盘珠自然拨弄得溜熟，口诀烂熟于心，二下五去三、八上三去五进一，不在话下。农闲时也用算盘从1加到100消遣，验证是否“打错算盘”就看从1加到10是否是55，1加到36时是否666，1加到100时是否是5050。

算盘示意图（来自网络）

全年的工分汇总起来，再加上其它一些项目，如喂养队里的耕牛，还有每家给队里贡献的肥料也换算成工分，就能得到生产队以及每户家庭全年的集体工作量。队里生产出的全部粮食和农副产品（沙墱岩生产队的特产是烟叶和红辣椒）按市价换算成人民币，再减去买化肥、农药、种子和买集体生产工具的花费，就是帐面上全年的净收入。净收入除上总工分数就是每个工分的价值。这样1975年的工分算下来每10个工分值0.35元，第二年每10个工分只值0.31元，第三年仅0.28元。也就是说队里全劳力每月挣不到10元。每家人全年挣的工钱，扣除分到的粮食（换算成钱），就几乎没有现钱到手。人口多或出工少的家庭往往一年下来反而倒欠生产队的钱。这意味着，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买自家一年的口粮。多么悲催的集体化方式，多么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多么贫穷的高山小乡村！

每人的口粮靠生产队分发，每次分粮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全队的人都聚齐了。根据季节，可以分到小麦、胡豆、豌豆、玉米、谷子、黄豆、红薯等等。分来的粮食都装入粮柜、红薯放入地窖。小麦可拿到加工房打成面粉或换干面条，谷子脱粒为大米。分玉米时除了干玉米还有些嫩玉米，就直接煮嫩玉米吃，半干的玉米可磨成稠浆做玉米饼。红薯可是小半年的口粮，分红薯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把肚子撑得够呛，胃里直冒酸水。农民的孩子大都营养不良，但肚子总是鼓鼓的，就是因为吃红薯撑的。黄豆是好东西，每当有客人到访，主人家总是会磨黄豆点豆花，加上过年杀猪留下的腊肉，再捧出一坛去年酿下的咂酒，这是对客人最高的待遇。我们也多次被邀请去吃豆花、喝咂酒。咂酒以苞谷、小麥、毛稗、草籽、紅稗等多种谷物为原料，煮熟后拌上酒曲放入坛内，以草覆盖酿成。饮时用细竹管吸饮。亲朋贵客一起饮酒时，大家轮流用同一根竹管里吸饮。按现在的标准，这是很不卫生的，但当时这是最高的礼节，体现了宾主的和谐与亲密，是多么的接地气，多么的原生和自然。

咂酒（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每户有一定面积的“自留地”，根据家里人头多少，由生产队划出，主要用来种植一些蔬菜或烟叶等经济植物，多数为自用，少部分拿到公社集市出售获得一点零钱，以便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如盐、煤油、农具、衣服等等。在自留地上，大家是下足了功夫，家家都各显神通，把自己的半亩三分地安排得井井有条，伺候得滋滋润润，收成也自然可观。这是唯一保留的一点资本主义尾巴，让农民们干得有声有色。这与在队里劳动磨洋工、混工分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到生产队后，也得到几块不成型的自留地。记得有一块离家不远、在路边的小三角地里，我们种了菠菜，整个冬天都绿油油的，当然施的自然小便肥也是足足的，真还部分解决了一些我们冬天的蔬菜问题。

菠菜地示意图

关于自留地，我们还听说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没有人种水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粮食都不够，哪有地方种水果呢，水果也是容易遭贼的，比如黄瓜本是蔬菜，但队里没有一家种黄瓜，大家告诉我们，如果谁家种了黄瓜，路过的人随手摘来吃，只要不带走，就不算偷盗。多么可笑的强盗逻辑，硬让人不敢种植黄瓜。

在这种廉价劳动力和集体公有制的时代也滋生出懒汉，他们虽“不偷不抢”，但也不劳而获。队里就有一家“五保户”，祖孙二人，小伙子二十岁左右，父母早亡，与奶奶相依为命。本来小伙子有能力通过自己参加队里的劳动，为他和奶奶挣来一个在队里普通人的生活，融入生产队的集体之中。可是，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吃集体的“五保”，过惯了不劳而获的日子，他每天都只干他自己的自留地，从来不参加队里的任何工作。只有分粮食的时候，就背着背篓或担着担子来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到了年终，他们家肯定是欠队里的钱，年复一年这样虱多不痒、债多不愁，队里拿他也是没办法。这与西方国家里的长期失业者不愿再去工作是异曲同工，别无二致。他们也是国家和集体里的蛀虫，不偷不抢的贼！

这么贫寒的地方，难免不出贼。每年玉米成熟的季节，晚上总要安排两个男劳力巡夜，防止有人夜里偷玉米，我也参加过巡夜。其实就是稍微走一走，然后找个干燥的地方，如一块巨石上睡觉。白天里，记工员也要顺便巡山，看护玉米，更重要的是看护水源。

小水渠示意图

水田里的水主要靠山泉水，沿山崖有一个小水渠，细水长流，保障队里水田灌溉。山崖下面二队的人则经常上来把水渠拦住，旁边再扒一个口子，让泉水直接流到崖下二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偷盗行为。我每次记工分时，都要专门去那里走一两趟，修补被改道的水渠，保证本生产队的利益。然后再去巡视队里的玉米地。每天巡视，还真让我抓到两次现行，分别是生产队长的妈和一个现役军人的妈，她们都不用上工，有时间在地里转悠，见四下无人就顺玉米，也不多，一两个。我让她们退回玉米，口头警告，下不为例。其实，这样的顺手牵羊，是防不胜防，巡山只能起到震慑作用。只有通过提高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才能上升到“天下无贼”的理想境界。

2023-08-12 写于德国斯图加特

作者简介

1957年10月出生于四川重庆

1964年9月到1970年1月在重庆市嘉陵小学读小学

1970年2月到1973年1月在重庆市嘉陵小学“初中戴帽班”读初中

1973年2月在重庆市第52中读高中

1975年8月到1978年1月綦江县正自公社下乡插队

1978年2月到1982年1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获学士

1982年2月到1984月9月重庆大学获硕士

1984年9月到1987年6月重庆大学教师并认识德国教授，申请到德国奖学金

1987年6月到1993年12月德国Paderborn大学进修、获博士、教师

1994年1月到1998年10月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材料检测研究所科研、教学

1998年10月到2023年10月德国斯图加特汽车配件公司工程师、业务经理

2023年10月至今在德国斯图加特退休

退休后去儿子家看看孙女孙子,在斯图加特汉语学校办公室干公益工作,

参加斯图加特华韵合唱团排练演出旅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