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以规定之音韵，凝练出对世俗社会和人内心情感之文学载体。人类写诗历史据考证有四千多年，可以说只要有一种语言成熟和应用就会产生文学，诗歌或许是最容易流传的载体。在汉语诗歌范围看，今人还会吟诵诗歌者已不多，但爱读唐诗宋词者大有人在，亦有模仿唐诗拼凑一首格律，或对照曲牌填一首词的爱好者。而谁是在黑夜里点亮明灯，以“诗人”作为“职业”流传至今的第一人？自古典籍为何未将楚辞，汉赋归位诗集？七言诗早于五言诗原因何在？汉语四声尤其是入声的出现和诗有何关联？今人拥戴宋词，然宋诗有何面貌？钱钟书先生解释了“诗分唐宋”的真意，而诗的本质又是什么？笔者应用已知杂锁之认知，以《诗之简史》为名试作考证。

     今人说诗必追溯《诗经》，依次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民国开启的现代诗等如数家珍，一脉相承。而古籍对诗的定义不同于今天：

      《尚书  舜典》：“诗言志，歌永言。”

      《国语  周语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

      《汉书 艺文志 六艺略》：“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文心雕龙  乐府》：“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

      可见自古“诗”与“歌”始终联在一起，“诗歌”一词看似现代语其实历史悠久，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于诗解释地非常清晰，“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可以说至六朝，文人将诗看成歌曲之歌词无疑，这也符合世界上各语种诗歌出现的普遍通论。《诗经》是汉语语种最早的诗歌总集，作者佚名，原本叫《诗》，后有《诗三百》或《三百篇》，至唐官方编撰《五经正义》后《诗经》和孔孟经典列在一起。《诗经》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前后跨越五百多年，但西周时代文字是否完成统一已不得考，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编辑和修改的过程，传说孔子根据礼义标准编撰《诗经》，此言出自《史记》，而《左传》言：《诗经》编撰完成时，孔子才十岁。《论语》中孔子以《诗经》论道倒是确凿，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其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以“不学诗，无以言”来敲打学子先读诗，再开口说话。他还认为读诵《诗经》可以讲“礼”，从而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里论诗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南宋朱熹解释得还算到位：“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当然《诗经》本质就是民间歌词的总集，它即是民间性当然就是通俗性，西汉早年对《诗经》里涉及不雅情爱诗句以于否定，这与今文经学派维护王朝统治整树审美规范有关，而从《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是动之于情的真诚言语表现，就不应该拘束其内容，至清代乾嘉学派亦推崇毛亨、郑玄对《诗经》的注疏。《诗经》作为经学的一部分在文人之间流传阅读始于唐朝《五经正义》，而“诗人”一词专指创作《诗经》里歌词的人。

    从历代文献看，《诗经》之后未见有关诗集，《孟子》为此特作了注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今人在讨论《诗经》之后会提到屈原和宋玉，那“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及“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不知感动过多少人，难道这不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再比较一下两汉佚名诗《江南》：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若以今天对诗的审美评价《江南》，真无任何研究之处，而确切它是一首歌乐的歌词，它原本是在曲调中以声乐歌唱的话今人大致能接受。换言至两汉，文人对诗的审美还是局限于歌词，若再细心品味《江南》，从《诗经》至《江南》，四言之后五言登场之间间隔了好几百年，这不得不说是诗歌发展之里程碑，其标志是《汉乐府诗》集的编撰。

     汉武帝时代，朝中“乐府署”扩充建制掌管俗乐，收集民间歌辞入乐，“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李延年，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受旨编辑采集。当时西汉北拒匈奴，西有西域诸国，南有滇越，南越和闽越，东汉时代匈奴势力被鲜卑取代，两汉始终有外族势力侵蚀，语言的交融促使了音韵的扩展，“古无舌上音”在逐次淡化，那么民间歌谣中五言或者长短句出现看似必然。《汉乐府》押韵对仗灵活自由，字数句数不限，用韵较宽。同时还发展了《诗经》叙事成分形成叙事诗，最著名的是《孔雀东南飞》《木兰辞》，民间歌辞语言朴实，回旋反复鲜明，音调和谐文字活泼，有音无义的叹词之保留丰富了《诗经》“赋，比，兴”修辞。笔者举汉代乐府佚名诗《上邪》为例：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可译“上天”，整首诗就是女子对爱情忠贞不渝之表白，很难想象这样自由书写出现在距今两千多年的两汉。即便现在若谱上曲加摇滚配器亦能高喉。今人读到《乐府诗》均出自北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该本收集秦至五代一百卷约五千首诗歌，后编入清《四库全书总目》。诗真正脱离歌曲是六朝南齐“萧齐声律论”的出现，以后诗分两道，一道为继续存在于乐府形式的自由诗，而之后杜甫，苏轼亦有乐府诗作品可能已和歌曲无关。另一道便受格律体规范的诗，至唐被列入科举考试题而受历代学子重视。“声律论”作以简明解释是，依靠字的发音连接形成吟诵音韵的起伏婉转而替代原来音乐，这是完全脱离器乐歌曲的开始并圆满完成。

      “声律论”何以出现在短命十二年齐国有其时代因果，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因素：首先汉语第四声“入声”之顿现，这是“五胡乱华”之后非汉民族的交融后语音的变化，第四声“入声”出现缘由后人说法不一，有自然形成说，有因朝廷要求献诗刻意出现说，有翻译梵语佛经吟诵而得说，笔者个人肯定最后一种。《梁书   沈约传》记载，提出四声概念最早是南朝周颙，沈约。日本遣唐僧人空海著《文镜秘府论》对唐代四声描述有：“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今读来恰到好处。

      其次对仗在齐国时代发生明显变化。先例举汉之前对仗，《诗经》曰：

         昔我往矣，扬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是典型“扇面对”无平仄规范。到了两晋南北朝，诗人引用对仗剧增但依然不讲究平仄，曹操有：“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陶渊明有：“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谢灵运是个对仗狂，《登江中孤屿》从头对到底：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至南朝宋齐时代出现周颙，此人佛学造诣颇深，他最先主张四声以平仄规范入诗，而后沈约提出作诗务必避开“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等“八病”，“四声八病说”由此而来。《封演闻见记》曰：“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之入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再有齐永明体的形成和当时南齐出现短暂北方无战事之和平环境有关，《南齐书》曰：“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齐国祚虽短，但汉文学成就异高崛起，除四声诞生提出“四声八病说”之外，刘勰著《文心雕龙》从创作，文体，批评等建立起完整的系统理论，《文心雕龙》被后人尊称《龙学》傲视整个汉语文学史。还有以谢眺为代表以情入景之山水诗风格出现，谢眺诗格和前代谢灵运比肩，后称“大谢小谢”，诗仙李白是他最大粉丝。最后不能否认永明体出现亦是其创作者在局限环境下的特殊产物，齐武帝萧赜次子萧子良喜欢结交宾客，其中以萧衍，范云，谢朓，沈约等八人时称“竟陵八友”时常饮酒作诗，这就是一个贵族小集团在“斗诗取乐”中对诗作刻意束缚嚼劲，笔者认为这是平仄格律出现的最大起因。沈约等人认为：文字有其本身魅力，只要付之于吟诵的节奏离开了音乐依然光彩照人。南齐以及梁产生的诗虽注重平仄但缺乏黏连，所谓“黏连”是第二句与第三句第二个字平仄一致，押韵是首句可邻韵以外，二四必须同一个韵部，待格律诗真正开大格局当为“梦归唐朝”。而且和唐代大家相比，齐梁格律诗格局显小，这和他们不像唐人游遍山川而苟居屋檐下闭门造车不无关系。注重平仄的齐永明体出现至梁武帝萧衍写出标准近体绝句，其子梁简文帝萧纲写出了标准五律后“格律论”彻底完善。正由于永明体的铺垫，进入唐代正逢一大批作诗天才之涌现，将汉语诗推向高峰。附简文帝萧纲五律《登板桥咏洲中独鹤诗》：

       远雾旦氛氲，单飞才可分。

       孤惊宿屿浦，羁唳下江濆。

       意惑东西水，心迷四面云。

       谁知独辛苦，江上念离群。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