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工黃金72小時看顧順章的叛變 馬悲鳴 一、被俘特工的黃金72小時 黃金72小時是地質災害發生後的最佳救援窗口期，由國際救援學界提出的共識性概念。該時段內災生還率隨時間遞減，首日存活率約90%，次日降至50%-60%，第三天僅存20%-30%。再往以後，即使能發掘出來，也多傷重不治，或因連續三天的斷水斷食而餓死渴死。 我這裡講的不是地震救援，而是特工經驗。一名特工被派出去執行任務，成功或失敗的概率都不是零。成功了當然好，失敗了怎麼辦？ 失敗有被敵方反間諜機構擊斃的可能，但更多的是被俘入獄。特工一般都不會穿己方軍服，否者就直接暴露了，也因此自衛能力很有限。不穿己方軍服或穿敵方軍服參與作戰都不在國際戰爭法規定的戰俘保護範圍之內。 戰場上身穿己方軍服的被俘人員不得虐待，不得被迫從事傷害戰俘拳拳愛國心的與祖國敵對的軍事行動。被俘間諜享受不了這些戰俘待遇，直接槍斃也不受戰爭法追究。但間諜有情報價值，可以撬他們的嘴，獲得重要情報。所以特工一旦被俘，往往會遭受酷刑逼供。 為了被派遣特工的生命安全和少受些罪，派出單位的上級一般會告知他一些很快就會過期的情報。一旦被俘，在敵人的酷刑逼供下可以供出來。戰爭期間的這類情報往往是有關兵力部署的。在間諜被派出時，這些已經考慮和正在改變部署的舊情報會告知間諜，讓他在熬不住刑時供出來。但因為改變部署需要時間，派出間諜的上司會告訴他們一個舊的兵力部署情報失效的時間。一旦過了時效，就可供出，以減少痛苦。所以間諜需要忍受舊情報尚未過期的最後幾天酷刑，然後就可以竹筒倒豆子，換取減輕肉刑之苦了。這是雙方正式交戰的軍事間諜。 另一類是滲透破壞的特工，比如中共地下黨。他們所面對的是政權情治單位的系統打壓。這類特工有非常隱秘的網絡聯繫和防範系統。一旦有人被俘，會迅速啟動應急預案以防被一網打盡。 地下特工的上級領導機關隨時都知道同夥每天工作的時間、地點和任務。一旦聯繫突然中斷，即使一時半會兒查不出原因，也會立刻啟動應急措施，切斷聯繫。因此地下特工也有一個“黃金72小時”。一旦特工被捕，和組織失去聯繫，必須咬牙熬刑三天。這72小時之內，警覺的地下特工組織就會完成撤退。被俘特工三天之後再供出地下特工組織和人員，敵方已經抓不到他們了。這類情況在有關中共地下黨活動的回憶錄和文藝作品中屢見不鮮。 國共雙方的地下暗戰中被俘特工的叛變率差不多，都是95%。 這個特工72小時的熬刑時段不是中共發明的，而是在歐洲早就有了。如果一名特工被俘後過了三天才鬆口，沒有給組織造成實際損失，一般不會被認為是叛徒。比如列寧、斯大林等一大批早期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有被捕流放的經歷，並沒有誰被指叛變而遭嚴懲；最後還成功領導了十月革命。 二、顧順章被俘的72小時 根據周志興的說法，顧順章是被向警予、李立三看中的人才，重點培養，把他送去德國留學。顧順章回國後，1924年秋，他20歲，由向警予和李立三介紹入黨。而周恩來是1924年7月底到達廣州，向鮑羅廷交上季米特洛夫薦書而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的。按照周志興的說法，顧順章和周恩來在德國滯留的時間有所重疊。 顧順章回國後到上海市總工會工作，嶄露頭角。1925年8月，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成立，顧順章任委員，負責區委組織部工作。 1926年，黨組織派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去蘇聯，短期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武裝暴動經驗。1927年，顧順章回國後，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被推舉為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 國民黨“四一二”清黨估計殺了五萬之譜，主要殺的是國民黨左派。殺的共產黨人大約能有五千之譜。當時在冊的中共黨員總數大約在五萬之譜。其中絕大部分並非被殺，而是脫黨了。 毛澤東在給徐特立六十大壽的賀信里說：“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的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加入共產黨…”。就是指此。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急速轉入地下。為了保存組織，組成中央特科，負責情報和組織處理，展開對叛徒的捕殺。最著名的就是當街擊斃白鑫。 特科在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之下，設立了四個科： 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揚生； 二科負責收集情報，科長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開國大將陳賡； 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由顧順章兼任，主要任務是以牙還牙地打擊反動派，鎮壓叛徒，保衛中央機關和負責同志，營救被捕的中央負責同志，保障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能夠安全進行。責任非常重大。 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1931年3月，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到鄂豫皖蘇區主持工作。完成護送任務後，顧順章回到武漢登台表演魔術，4月24日被從上海過來的中共叛變人員尤崇新（一說叫王竹樵）認出，遭當地情報負責人蔡孟堅逮捕。 然後的故事是這樣講的：顧順章當即投降，但不吐露任何口風，要求一切等面見蔣介石之後才能說；同時要求不要泄露自己被捕的消息。但國民黨情治單位邀功心切，把捕獲顧順章的消息向上級報告。不料中統負責人徐恩曾的譯電員錢壯飛是中共地下黨，立刻把消息傳給中央。上海地下黨中央馬上布置疏散，沒有造成規模性的損失。 但從特工經驗上看，未嘗不是顧順章故意拖延夠72小時，留出時間檔讓中央撤退。因為先熬三天刑，再吐實情和先宣布投降，但以保密為由不露口風，然後再吐實情，結果是一樣的。顧順章的策略只是免受72小時的殺威棍之苦而已。 照這個只有高級特工才知道的黃金72小時“常識”看，顧順章是故意放跑了周恩來，而周恩來卻殺了顧順章全家。守規矩的是江湖溜子，不守規矩的是空子。顧順章是慣走江湖的溜子，周恩來是空子。 鳳凰衛視專訪顧順章的第二任妻子張永琴和女兒顧利群（2018年7月1日在上海病逝）。顧利群說：1983年，原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當年特科的李強來（11996年9月29日去世）到上海特地約見了他們母女。 “他說這個事情已成為歷史了，在當時情況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採取這樣的行動，那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們澄清：一點，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第二點，‘伍豪事件’也不是顧順章所為。他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裡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麼事情。這是李強親口對我母親講的。 一點，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 第二點，‘伍豪事件’也不是顧順章所為。 他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裡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麼事情。 這是李強親口對我母親講的。” 
左圖：1948年的顧利群 右圖：1989年12月李強給顧利群的賀卡 關於顧順章的叛賣，主要指三個人。一是惲代英，二是向忠發，三是蔡和森。 先說惲代英。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惲代英）1930年4月上旬回上海。5月6日，在滬東楊樹浦怡和紗廠門前被捕，他佯稱自己名叫王作霖，是失業工人。巡捕從惲代英身上搜出眼鏡、自來水筆和一些傳單，於是把他關押進提籃橋監獄。在獄中，惲代英以“煽動集會”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不過顧順章在武漢背叛中共，並供出王作霖就是惲代英。1931年2月，惲代英被押往南京江東門外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蔣介石派人勸降未果後，4月29日將其槍決於南京軍人監獄。」 同樣出自《維基百科》關於顧順章的被捕是這樣說的： 「1931年3月，顧順章被派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完成任務後，顧回到武漢登台表演魔術，4月24日被從上海過來的中共叛變人員尤崇新認出…」 這兩條時間上有衝突。顧順章4月24日才被捕，如何能在2月就導致惲代英被認出，押往南京中央監獄？顧順章要到3月份才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去的鄂豫皖。 但顧順章4月24日被捕和惲代英4月29日被殺之間有5天重疊。假設顧順章故意拖延三天之後才開口，則距離惲代英被殺僅剩兩天。這點時間是否夠重新確認在押犯身份，從上海轉押南京和蔣介石勸降呢？ 但有一點說得過去，就是黃金72小時過後，顧順章必須交投名狀，而這時估計周恩來他們早跑了，便交待了已經在監獄裡的王作霖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在《革命烈士詩抄》裡留下一首詩 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再說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李強已經說明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那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呢？ 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 「他（蔡和森）和妻子李一純住在香港一家洋酒罐頭公司樓上，正式身份是該公司的職員。不久，顧順章抵達香港。6月10日，香港海員要舉行一個群眾集會，廣東省委認為局勢過於緊張，蔡和森不宜拋頭露面，但他堅持前去。臨行前對李一純說：“下午一點前我一定回來，如果沒有回來，那就是被捕了。”進入會場之後，顧順章帶領特務將其逮捕。 蔡和森被捕後，李少石和香港政府聯絡，希望用巨款保釋蔡和森，然而失敗，蔡和森被押至廣東，經過審訊之後，於1931年8月4日被廣東軍閥陳濟棠命部下處死。」 像蔡和森這樣的共產黨大頭目，居然沒有押往南京中央監獄，而讓區區陳濟棠的部下給殺了。這有點不合常理。況且已經被捕的顧順章如何能知道遠在香港的蔡和森要有什麼動作，能有機會抓住他呢。更何況顧順章仍在層層保護和監視中，如何能放他去香港抓人呢？他要是趁機跑了怎麼辦？ 從李強跟顧利群說的“他（顧順章）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裡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麼事情”看，顧順章很像是在利用黃金72小時保護周恩來；而從李強說的“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看，蔡和森很有可能也不是顧順章出賣的。而且當時關向應（1931年4月在上海被捕，7月被營救出獄）也在監獄裡，顧順章就沒有出賣他。 三、《維基百科》愛棠村血案（截錄） 愛棠村血案是中共為報復顧順章叛變，於1931年在上海法租界最西部姚主教路大同坊的愛棠村33、37號（今上海市徐匯區餘慶路110號和102號）犯下的一系列兇殺案。 案情 顧順章被捕後，其家屬從威海衛路802號轉移到上海法租界最西部姚主教路125弄的愛棠村33、37號（今徐匯區餘慶路110號和102號）。1931年5月，周恩來、康生在顧順章投降後，率領洪楊生、陳養山、王世德（化名王竹友）等十餘名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成員對顧順章全家八口岳父母、妻子、內弟等全部勒斃，屍體深埋於愛棠村院內滅跡。顧順章女兒顧利群和妻弟張長庚因年幼得免。 案發半年後的1931年11月，張長庚在街上指認出特科成員王世德。王世德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調查科逮捕後招供出案情，由調查科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接洽，希望在愛棠村發掘屍體。 上海法租界當局初不置信，在中國方面多次接洽後，允許發掘。因此事為新聞界所悉，消息傳布出去，致發掘工作進行之時，市民擠滿牆頭，樹上圍觀。 經一周時間的挖掘（11月21日至28日），上海法租界警務人員在愛棠村37號院內挖出的四具屍體分別屬於： 顧維楨——顧順章胞兄，住機關當燒飯師傅 吳韶蘭——顧維楨之妻，做掩護和交通工作 張阿桃——顧順章岳父 張愛寶——顧順章的妻妹 在姚主教路愛棠村33號發現的三具屍體分別屬於： 葉小妹——顧順章妻子的表妹 吳克昌之妻——顧順章嫂子吳韶蘭的弟媳 一名麻臉男傭 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在武定路修德坊6號發現的四具屍體分別屬於： 張杏華——顧順章的原配妻子，擔任魔術商店營業員，擔任通訊聯絡任務 張陸氏——顧順章岳母 吳克昌——顧順章嫂子吳韶蘭之弟 斯勵 在新閘路陳家巷91號發現黃弟洪、鄒志淑、朱完白夫婦、王盤五人的屍體 在顧家人屍體被挖出以後，上海報紙進行圖文並茂的報導，改變了許多上海市民對中共的看法，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與國民政府合作打擊中共。 案發後的1931年11月29日，顧順章在《申報》刊登“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發誓報仇。 四、《維基百科》斯勵被殺（截錄） 1900年，斯勵出生於浙江諸暨的一個富裕家庭，胞兄斯烈，長大後畢業於寧波師範學校、上海大學。 1925年，到廣州黃埔軍校學習，為第三期步兵科，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 畢業後，受黨組織派返江浙一帶，利用胞兄斯烈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的關係作掩護，從事黨的工作。 1927年4月12日，其兄斯烈將周恩來騙到指揮部加以扣留，使上海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後經斯勵勸說斯烈釋放周恩來，得以脫險。 1929年，斯勵因反對立三路線在城市舉行暴動，被開除黨籍。 1931年7月24日，斯勵下午被特科人員騙去，在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殺害。 在2017年上映的《建軍大業》中，陳赫飾時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師師長兼黨代表的斯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