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暗香浮動“慶林春”
北京人把“柴、米、油、鹽、醬、醋、茶”稱做“開門七件事”。這7個字的內容和排列都大有講究，它道出了北京人少不了的飲食要素。別看把“茶”放在最末的位置上，可它在老北京人的生活里少不了也離不開。喝茶的人多，茶葉鋪就多。名茶莊大多是前店後廠，自采自做，各有風味，比如慶林春茶莊。1900年，庚子事變中，前門樓子被大火燒光，慈禧鼓起腮幫充胖子也要湊錢把前門樓子修起來。“國門”修好了，大清國也完了。1916年，民國初立，為了一改明清兩代帝都的皇城封閉堵塞，北洋政府的內務部總長朱啟鈐奉命施工打開紫禁城，拆除天安門前廢棄多年的千步廊和前門瓮城，拓建府右街等南北通道。有個福建人叫郭慶安，他在修改正陽門工程中專管前門樓子的油漆彩畫，自己在前門外勸業場開了個油漆店，從家鄉帶來個徒弟叫林子訓，看門打雜照顧門市營業。林子訓三年出師後，就在勸業場南門外擺了個茶攤，賣老家福建運來的花茶。他熟悉老家出產的茶葉質好價廉味香；他也熟悉老北京人一天三遍茶，很有講究。他在攤上賣的“茉莉高碎”不光口味香、耐沏、顏色正，而且價錢便宜，生意很好。不久他又在勸業場裡面租了半間門臉，開了個小茶莊，生意更好。此後，他瞄準了王府井的東安市場，他知道這是塊生金的寶地，顧客中有達官貴人平民百姓，也有東西方洋人和海外來京旅客，路子更寬了。他在東安市場西門買了兩間鋪房，一大一小，隔路互應，又很花了一番心思布置店房，牆上掛着唐宋詩詞，桌上陳設着精美的福建漆器工藝品和茶器，靜雅溫馨，暗香浮動，令遊客駐足小憩。他堅持自采、自加工、自銷。賣小包茶，香氣濃，新鮮，因為北京人不喜歡存茶葉；他善待職工，工資高，吃得好，但要求嚴格，不許職工在操作間穿有香水味等異味的衣服，要乾淨，不能把異味帶進茶加工車間；他精心製做不同檔次的花茶，同樣精選全國各地的優質綠茶，配備各地名茶達一百餘種，貨正、貨全、貨真價實是他營銷的重要策略之一。他聰明努力，精於管理，更難得的是，他飲水思源，不忘舊情。他為茶莊取名慶林春，就是用帶他進京的師傅郭慶安中的“慶”，他的姓“林”，和一個取意蓬勃向上萬物復甦的“春”字。後來，他又在前門五牌樓跟前路西開了第三家慶林春。至今，老店依然香飄京城。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一）同和陞與盛錫福
王府井大街古貨雜陳，自然少不了穿的靴子戴的帽子。清末民初，辮子沒了興帽子，靴子不穿興皮、布鞋，這就帶動了北京的鞋帽製作業。盛錫福和同和是王府井大街的兩座名店。前者做帽子，後者做鞋，也做帽子。兩個店都創辦於天津，又都看好王府井。盛錫福的創始人劉錫三，山東掖縣沙河鎮人，世代務農。災年欠收，他到青島給洋人開的飯店打雜，人有心，幹活勤快又好學，很快掌握了一些簡單的日常英語，接着他到一家洋行做業務員，負責下鄉收購草帽辮，出口國外，做成時髦的巴拿馬草帽再返銷中國。幹了幾年，劉錫三明白了。他熟悉草帽辮的品種、質量和產地，又了解了草帽的製作流程和款式，他想，幹嗎讓外國人賺走中國人這筆錢呢？於是1912年，他與人合夥在天津估衣街開了盛聚福小帽店，生意興隆。後來他與友人分手自己貸了款，1917年在法租界新址獨自創辦了“盛錫福”。他小名叫來福，意思是興盛的劉錫三（來福）。他不惜重金購進海外全套的電動制帽機，先後設立皮帽、便帽、緞帽、氈帽、通帽等工廠、化學漂白廠和印刷廠，同時開了兩個分銷門市部。這時正是民國初立，人們去了辮子，脫去長衫，時興戴洋款帽子，他應市場需求而動，緊隨英美新款式，產品暢銷。為了防止假冒產品，他向政府申請註冊了“三帽”商標；為了在競爭中戰勝日本貨，他組織技術人員研究設計出用寧波細草製成的四平（帽頂、帽身、帽沿、帽箍平）硬頂草帽，出則售光，日貨冷落。在20至30年代，天津盛錫福先後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設立20多個分店，歐美非洲均有其“三帽牌”各式帽子的代銷店。1936年至1938年，盛錫福先後在北京的西單北大街、前門大街、王府井大街和沙灘開了四家分店。解放後，王府井盛錫福保持和發揚了老字號優質產品的特點。“文革”時盛錫福改名“紅旗”。如今名馳中外的盛錫福依然掛着當年吳佩孚寫的那三個大字。同和的故事與盛錫福有點相似。它的創始人叫莫蔭萱，河北省寶坻縣人。原來他給一家長興帽店當推銷員，走街串巷賣帽子。他有心自己干，就結識了同和興貨棧股東孫東園等人於1902年在天津北門鬧市估衣街，創辦了同和帽店。鐵良送了一副對聯：“同心協力功成和，升官冠戴財源多”。莫蔭萱做推銷多年，有客戶，懂市場，又發揮店員的才能，大膽起用了聰明能幹反應快的李溪濤和王質甫，引為同夥，穩定擴大了帽鞋的製作和行銷市場。1932年在王府井開分店與盛錫福唱開了對台戲。同和堅持“自產自銷，以銷定產，以銷進料”的經營方針。生產上堅持小批量、多品種，投產快，周期短。他們競爭取勝的秘訣是“三靠”：一靠貨全，求時新。二靠貨真價實。三靠熱情服務。憑着這三靠，同和在競爭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也迎來了百年老店的美譽。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二）一樣素菜 兩般功夫
在王府井大街做買賣，沒點真才實學、貨真價實的東西是不成的。大到一桌燕翅酒席，小到一根冰糖葫蘆，不到精美，無以立足。“全素劉”一家，就是仗着一堂叫絕的素菜在王府井站穩了腳根。劉海泉，14歲進清宮御膳房當差，三年來學了一手做素菜的好手藝。1904年，他在東安市場裡租地擺攤賣素菜，並包辦“四四到底”的全素宴，包括四壓桌（甜食乾果）、四冷葷、四熱炒和四大件（雞、鴨、魚、肘）。名葷實素，但造型逼真、口味鮮實，別有風味。因無店名，俗稱“全素劉”。劉家三代祖傳，不僅保持了宮廷御膳的精細和美味，又不斷創新，品種達240多種，色味香形均有超過以往的發展，但講究質量是一貫不變的。劉海泉對家人說：“咱們家如要輩輩保住這個飯碗，就得把貨做好，讓顧客信得過，創個字號很難，丟個字號可很容易，你稍一馬虎，人家吃着不是那個味兒，可就完了。”有一段時間，全家人精工細做，一天也就能生產四十多斤食品。第二天早早往攤上一放，用不了兩個時辰就賣個精光。力量所限，他們從不為了賺錢粗製濫造，放棄產品的質量。顧客的口味是啥，他們明白，那是活命的根本。還有一個人更明白這其中的道理。他不但在東安市場北門創辦了專銷南味食品的稻香春南味食品店，而且創辦了著名的森隆中西餐館。他叫張森隆，字春山，江蘇丹陽人。明清以來，北京的南方人日益增多。南味食品和餐館異軍突起，頗受京城各界人士歡迎。1914年張森隆的哥哥張森裕和同鄉來到北京，在東安市場東慶樓里擺了個餃子攤，小攤的買賣很紅火。1915年張森隆來到北京給哥哥當幫手。他在家鄉學過徒，手藝好，更難得的是愛動腦筋，好交朋友，在經營上下功夫，找辦法。本錢小，他靠朋友賒購油、肉、面，借風使船，加強資金周轉；攤兒上不能只賣酥餃，靠老鄉，他在西單桂香村那裡躉來香腸、臘腸、南味糕點，代銷，擴大了營業範圍；擺攤兒總不是個長久之計，他在東安市場東安樓過堂門，租了兩間房，開起了“森春陽”南味食品店。南方有“牲春陽”，很有名，是大食品店。他改“牲”為“森”，既用了自己的名，又叫人產生聯想，有購物的吸引力。1916年，張森隆終於如願以償，在東安市場北門，吉祥戲院西側租了15間鋪面房正式開辦了獨家經營、自產自銷、頗具特色的稻香春南味食品店，在京城與較早開市場的稻香村、桂香村一比高下，分據京都東、南、西三城。早先，東安市場裡有一家稻香村，生意也好。張森隆用高薪把稻香村裡的一位大能人挖了過來，他又從上海、蘇州聘來六七位做蘇式糕點的師傅，增添了無錫名店“陸稿薦”做法精製的南味肉食，顧客盈門，買賣越做越大。這時的張森隆放長眼光，想法也越來越多。1920年，張森隆拆改店鋪，建起了三層樓房：一層為稻香村南味食品店，二層為一色西式設備的森隆西餐館，號稱“特聘西法名廚，精製英法大菜”。後來還增添了日本佳餚，進口了檯球設備。三層酒樓特聘江蘇名廚精製淮揚菜和蘇式糕點，兼營川菜和素菜，承辦大中宴席。中餐館陳設講究，桌椅案兒均為硬木家具，牆上掛的全是名家繪製的江南風情。庭雅菜香，一時成為京城達官貴人學者名家的聚餐會友之所。張森隆擔任過東安市場商民公益聯合會會長、北京市商會東安市場分事務所主席，還擔任過北京市商會理事、商會公斷處處長等職務，他成了東安市場乃至北京市商界的頭面代表人物。他雖家財富有，名揚京城，卻生活儉樸，篤信佛教，晚年戒除煙酒，終生素食。解放前，他聯合佛教界的友人為京城貧民施捨藥材棺木以及棉衣褲，每年還在北海、什剎海買鳥放生。張森隆自己過生日也是素席，因而森隆飯莊的素宴名噪京城。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三）了不起的裁縫技術
最早讓北京人開眼的是王府井上各色洋行，各種洋貨。洋人西裝革履，乾淨利落。精明的廣州人和上海人趕緊在王府井周圍安營紮寨開起了“洋服店”。西服店最早在王府井露面，接着遍地開花，材料、款式、工藝和服務，融通中外，率先走出一派新路。民國初年，上海遷京的新記西服行在北京飯店後身的霞公府第一家開業。父親手藝高超，兒子李秉德會一口流利的英語，服務便利。顧客多是各國使館人員、傳教士、教授、協和醫院、法國醫院的醫生以及官吏、富商、闊少小姐。服務用英語，樓上設有豪華舒適的接待廳。職工穿着整潔、站立待客，禮貌服務。西服用料、量裁、製作十分講究。他們從國外訂閱服裝雜誌，關注行情，掌握信息，十分注意服裝的質量和款式。縫製中實行每個環節的流程檢驗，一絲不苟，確保質量。一位外國牧師訂做了3件麻布西服上衣，活兒緊，要求3天交活，驗收組長同意做，師傅提出了面料不下水的意見。跟牧師說了，他也點頭同意，可以不下水。交貨時被經理發現，雖然這位牧師試穿後很滿意，要當時取走。經理一再向顧客道歉，說明今後會影響上衣質量，懇請牧師再寬限兩天，重做3件。當日經理親自到車間，將衣料下水燙干、熨平，連夜趕製，次日經理親自把3件上衣送到顧客住處。後來，這位牧師從美國寄來感謝信，表揚“新記”對顧客完全負責的精神。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要來店裡訂做兩套西服，約好下午3點鐘到。經理提前一小時在店堂恭候。員工不解。他說，做生意必須講信用，只准顧客到時不來，不許我們不按時等候。3點整，司徒雷登準時進門。王府井地區服裝店很多，各家都有各家取得市場地位的高招，或追求時新，緊隨歐美市場流行的新款式；或專營女子服裝、中老年服裝、特體服裝；或在中山服、大衣、中式服裝等專門款式上下功夫，做出獨有的特色來……應元泰西服店經理應元勛技藝高超，刻苦鑽研又富於創造精神，他的店鄰近一家電影院，每有好萊塢新片放演，他能連看十幾場，把片中人物的服裝樣式、袖口大小、鈕扣釘法看個明明白白，回來畫圖，制出樣板，供顧客選用。如有顧客能給他提供一本美國新出的服裝樣本，他可以免費為這位顧客做一套西服。競爭意識、質量意識和服務意識是“王府井”人頭腦里的三根弦，哪根繃得不緊也不成。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四）亨得利的來龍去脈
明清時代，西洋的“自鳴鐘”作為貢品進了紫禁城，漸次王公大臣權貴豪紳揣起了各色各樣精美的懷錶、八音和鳴，打點打刻，琺瑯填花，鍍金嵌銀，無形中懷錶不僅修改了人們頭腦中陳舊的計時觀念和馬虎計時的生活習慣，而且增添了物慾追求的一個新亮點。長時期，中國人把是否擁有鐘錶看做地位高低、生活貧富的標誌。說起洋表，北京人自然就談起王府井的“亨得利”，那是賣洋表的大買賣。瞧那名字，準是洋人開的。其實名字也不洋，老闆是浙江空海人，叫王光祖。王光祖是裁縫，在家鄉開了個小鋪，給人家裁裁剪剪做衣服。地方小，買賣小，沒多大出息，王光祖想入非非，順水游江飄到了花花世界的大上海，為一家洋行做衣服。洋行賣洋貨，王的眼界大開，瑞士“大羅馬”手錶要做廣告，王光祖為了賺錢動了腦筋，他在上衣的前後身上各掛上一塊印有“大羅馬”圖形的布廣告，招搖過市，很惹人注意。後來他想，與其替人跑廣告拿小錢，不如自己直接從洋行批表做代理掙錢多，而且更能熟悉市場的路。1915年王光祖與應美康、莊涵皋3人合資在水陸碼頭鎮江開辦了亨得利鐘錶商店。1919年又在上海廣東路開辦了上海亨得利，增添了眼鏡業務，又仿照西方洋行，吸納股東，把商店改成亨得利鐘錶眼鏡股份有限公司。從1923年至1948年，亨得利先後在天津、重慶、北京、南京、廣州、杭州等幾十個大中城市開設了60多個分店，統一由上海總店發貨，王光祖任總經理。北京的亨得利有前門外觀音寺路北、王府井路東、西單北大街3處分店，其中，觀音寺店是北京總店，王府井店的業務最好。王光祖的智慧，來自他的不苟安，眼睛向外看的開放思想和拿來主義。他仿學洋行的管理和經營謀略，看準市場需求，把握擴展時機，更嚴格地確保進貨、選款、展銷、服務、維修和拓展業務全過程的質量檢驗，講究國外名表的高檔次和新款式，始終把一般消費提升到豪華時尚的追求上，迎合了部分高消費者的需求，保證了商店的持續營銷成功。王光祖把企業的“得利”定位在“亨”字上。亨，通順的意思，中國人愛講“萬事亨通”。要通順就要講謀略、講秩序、講拓展，講市場占位和形象推出。走進亨得利，窗明几淨，富麗堂皇，晶瑩的櫥櫃裡陳放着一枚枚新款手錶，木樓座鐘叮咚鳴響，店員西服革履，彬彬有禮，後台的精修鐘錶手藝超群，往往使難修的表起死回生。貨全而新，技高而精，業熟而勤是亨得利成為全國鐘錶業魁首的三大法寶。一個人的智慧，煥發眾人，照亮一個品牌。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五）王府井與報紙
在王府井大街路西的紗帽胡同與梯子胡同中間，有一片樓房，曾經是經濟日報社，街面房已闢為商場，樓前小廣場燈亮花紅，人們在遊逛之餘可以在這裡歇腳閒談，翻閱報紙，感受街市的繁華。可你知道嗎？中國的第一份政府機關報就誕生在這裡。20世紀初，行將覆滅的清王朝苟延殘喘，不得不出爾反爾重彈維新變法的老調，宣諭天下“預備立憲”。一時組班底，詔議員，擬憲法，開言路，鬧騰得煞有介事。慈禧准了御史趙炳麟的建議，委派慶親王奕匡力等人籌辦《政治官報》，宗旨是：“開通政治之智識，發達國家之思想，以成就立憲國民之資格。”這個報由考察政治館辦理，日出一冊，創刊的時間是光緒33年9月20日（1907年10月26日）。這份“政治官報”脫胎於清代的“宮門抄”。顧名思義，“宮門抄”就是從宮門裡抄出來的消息。出於朝廷內外溝通的需要，內閣每天把該發布的各項諭旨，京內外大員的奏摺，官員升遷調動請銷假的動態等等編成底本，交給東華門外的白報房，他們再僱傭一些貧困的文人用毛筆一一抄寫成冊，派身強力壯的報夫向訂戶投遞。當時每月的報費是一兩二錢銀子。訂價高，費時費力效率也低，訂戶也就是幾百家，只是通通消息，發揮不了輿論的作用。宣統3年5月（1911年6月）由慶親王奕匡力為總理大臣組成的皇族內閣會議決定，在內閣承宣廳下設置制誥、敘官、統計和印鑄4個局。《政治官報》改名《內閣官報》，明確為“公布法令之機關”，由印鑄局接辦，採用從英國進口的鉛印設備，從上海商務印書館聘請技術人員，出版鉛印邸報。這一變革結束了近千年手抄木印朝廷邸報的歷史，開拓了中國報紙的新紀元。有了鉛印的報，發行還是靠兩腳開步走的報夫。說來很有趣，印鑄局編輯印刷，把每天出版的《內閣官報》交給設在宣武門外琉璃廠鐵老鸛廟胡同里的巨興、巨恆、巨升、信義、合成、集文6家報房。各報房僱傭報夫，一律穿藍布長衫，肩上搭着一條藍布長袋，內裝當日邸報，健步如飛，分送各衙門、官員府第、各大商號、錢莊等訂戶，每月訂費兩吊錢。報夫善走，多為山東大漢，他們該是中國報紙最早的發行投遞人。現在的經濟日報社舊址就是當年印鑄局的所在地。當時占地約16000平方米，有百十間房屋。明朝時這裡是一座府第。印鑄局之前是光緒朝吏部官員延熙（鏡臣）的住宅。印鑄局下設文牘、庶務、發行等科室，遷入後，宅院根據需要進行了改造，建立了鑄字、排版、印刷、裝訂、機房等車間，除了印報，印鑄局還管為朝廷鑄造、鐫刻朝廷和官員的大印及勳章等。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印鑄局改名政治官報局。1927年，國民政府從北京遷到南京，印鑄局撤銷，由國民黨機關報華北日報接管。抗日戰爭開始，華北日報南遷。北京淪陷，日偽在這裡辦起武德報社。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華北日報遷回原址。1949年北平解放，新中國誕生。黨中央在王府井原華北日報舊址創辦機關報人民日報。從此，黨中央的聲音從這裡傳遍全中國，送達全世界。為了適應發展的需要，上個世紀50年代報社拆除了舊院落建起了今日的樓房。70年代，人民日報社選新址，建彩印廠。考慮到要出航空版，新址最好離首都國際機場近一點，經過幾個備選點的比較，最後確定朝陽區金台路原北京機械學院校址。改擴建後，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日報社遷到金台路，很快出版了“海外版”。經濟日報社遷進王府井。此時，正值改革開放伊始，王府井恰逢其時其地，成為改革開放時期收集和傳達黨的經濟政策和全國經濟建設信息的樞紐。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六）讀書人的王府井情結
印鑄局是近代北京印刷出版業的搖籃。它培養了一批人才，開拓了北京的私人印書業，如虎坊橋的京華印書局，西長安街的慶記印書局，西珠市口的達業印書局等，為發展北京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說到出書，自然聯想到古都北京綿延近千年的書市，書市異於他市的是在“市”之外，還有精神的交往，文化的傳播，知識的承繼和道德的弘揚。北京是五朝帝都，文人匯集，書市無中生有，自簡而繁，由攤而店，地點也隨時境有所變遷。如明時的前門內廣場、東城的燈市口，西城的城隍廟街（今復興門內的成方街）。清代書市繁盛，除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當時的廟會書市外，琉璃廠地近內城已演化成頗受朝野文人士子歡迎的文化一條街了。民國以後，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生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之一。琉璃廠、隆福寺、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的書市就成了當時學者作家經常盤桓的地方。東安市場得天獨厚，不單地處內城中心，而且與東交民巷使館區、協和醫院、德國醫院、輔仁大學、北京大學、育英、貝滿、匯文、慕貞等教會學校鄰近，又是來京旅遊必到之處，所以東安市場的書市很快由擺攤賣唱本一躍而建店開市發展成既有規模又有豐實內容的書市了。展讀五四以來著名作家和學者的回憶文章，東安市場書市幾乎成為他們一個念念不舍的情結。蕭乾老人說：“我最懷念的，當然是舊書攤了。隆福寺、琉璃廠——特別是年下的廠甸。我賣過書、買過書，也站着看過不少書。那是知識分子互通有無的場所。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東安市場舊書店。他家那70幾架書（可能大都進了北圖）有很大一部分是那麼買的呢。”（《北京城雜憶》）1950年我考進燈市口的育英中學，吃住都在學校，那時燈市口大街兩側都有舊書攤，琳琅滿目，目不暇給。學校北面是隆福寺，南面是東安市場，我幾乎把課餘的所有時間都耗在這幾處的書店和書攤上了。比較而言，我更愛逛東安市場，因為到這裡書市可以入一堂而觀百鮮，或立或坐可以盡情瀏覽，書刊報帖之類種種出版物可謂高低貴賤都有，古今中外俱全。溜餓了，隨處是物美價廉的小吃。那是一種精神與物質的混和享受，其樂融融。有一陣子我迷戀搜集五四以來文學著作的初版本，竟費時而不費力，且花費不多地收集到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等七八種，胡適先生的《嘗試集》、冰心先生的《寄小讀者》……每每燈下披讀這些原版名著分外親切，生出不少遐想。東安市場的書市主要分布在市場兩側的幾個商場和西街、二道街及南花園。店鋪不同，各具特色，但服務是一律熱情、耐心、有禮貌的。他們大多都有很豐富的業務知識和經驗，有問必答，舉一反三，很少令讀者失望。當年的學者作家如胡適、傅斯年、劉半農、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馮友蘭、陳垣、鄭振鐸、葉聖陶、錢玄同、朱自清、翁獨健、季羨林、向達、楊鍾健、吳曉鈴等莫不與這裡的書店書商有着頻繁親切的交往，他們不僅在這裡找到所需要的書刊，而且能得到很中肯的建議、友誼的補充，相互引為朋友。唐與書商王中和有40多年的友誼。朱自清、黃裳等名家與書商雷夢水（堪稱書笈專家）交誼甚厚，很得力於他提供的書籍。史學家謝同楨書贈雷夢水曰：“感君別具驪黃手，選入不登大雅堂，將化腐朽為神奇，彰幽發潛在公虧。”詩中對書商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二十世紀國難頻仍。每經一次戰亂都使古都北京的圖書古籍遭受一次毀滅性的重創。許多珍貴書籍散落街頭做爛紙論斤稱賣。不少書商奔走回收旨在搶救，有的甚至把蓋着藏書章的散佚圖書無償地退還原圖書館，珍愛祖國文化之真情令後人肅然起敬。東安市場書市時常收購到近鄰東交民巷以及協和等外國醫院、北京飯店的洋人送來的新舊書刊；而與之相鄰的大中學生也把這裡當做閱讀、購買新學術、新文學作品的集中地，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這裡是了解和譯介國外出版物的一個中轉站，放大了看，東安市場的書市正是北京傳承古今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驛站。它如同一眼甘井，澆灌了乾涸的心田，滋養了芳草青樹，為古老的北京延續不息的文化生機。
[轉貼]王府井的故事（十七）王府井的影戲園
王府井還是北京俗文化養生的一方苗圃。京劇素有國劇之稱。清代皇帝自順治起就愛聽戲，幾乎代代相傳。上有好者，下必效之。三公大臣仕子縉紳不必說，就連平民百姓也把聽戲當做喝茶吃飯一樣少不了的家常事。聽戲的越聽越精，唱戲的越唱越雜。老一套不成，花樣要多，曲子要翻新，到了三百年前四大徽班進京給皇上祝壽的時候，舞台上已是皮黃合龍，昆梆並蓄，劇目繁多的唐三千、宋八百之說，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服裝把子、文武場……日趨完善，形式內容都令人耳目一新，這個非徽非漢非昆非梆的“亂彈”，正是京劇誕生之初。慈禧愛戲入迷，三天兩頭讓傳譚鑫培、楊小樓、王瑤卿等一代名伶進宮唱戲，就連他的兒子同治皇帝死了的“國服”期間，她都照聽不誤。紫禁城、頤和園、避暑山莊，凡她所到之處均建有設備齊全精美的大戲樓。京城內不少王府、會館也建有戲樓。奇怪的是，清軍一入關就下令旗漢分住北京的內外城，茶園商街青樓鬧市一律趕到前門外，仿佛只有這樣才能使內城旗民的教化“嚴肅整齊”，不失八旗的高亮風雅。其實一面城牆既不能把旗漢分開，更不能禁住人們的七情六慾。城裡人照樣不怕麻煩繞着道兒到前門外聽戲逛街吃飯館，麻煩多了，有人就琢磨，既然太后老佛爺那麼愛戲，內城怎麼就破不了禁，蓋個戲園子？破禁的這個人叫劉燮元，是內廷大公主府的總管事，有權有勢結交廣又愛聽戲。他破禁，誰敢說什麼？大公主府在寬街，他看準了新建的東安市場。光緒三十二年（1906），劉燮之出錢在東安市場北門裡蓋了個吉祥茶園。說蓋不如說搭。因為當時的設備很簡陋：圈一塊地，用杉篙葦席搭個大棚就完活。裡面的戲台不大，台下擺着長桌條凳，一條板凳坐兩三個人，隔桌對坐喝茶，扭着頭側着臉聽戲。進茶園有人給看座，茶房沏上茶要茶錢，不賣戲票。吉祥園一開，好戲連台，東城北城的觀眾少跑了道，又逛了市場，一舉兩得。譚鑫培、楊小樓、余叔岩、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高慶奎、馬連良、言菊朋、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幾乎每一位京劇名角都在吉祥園屢放光彩。好角雲集吉祥園，又為東安市場帶來後起的丹桂茶園和中華舞台等戲園子。1912年和1920年，東安市場連遭兩場大火。然而吉祥不倒，燒一回建一回，越建越好，應了“火燒旺地”那句老話。改建後的吉祥去了茶園兩個字，正名戲院，台大了、燈亮了，台臉呈橢園形，美觀得看；觀眾席改成單椅子，面對戲台，樓上是女座，樓下是男座，吉祥成了東城獨一無二的新型劇場。難得的是，這一方長青的舞台培養了幾代傑出的京劇演員和忠實的觀眾。在人們的腦海中留存了多少甜美難忘的記憶。吉祥園在京劇演員和觀眾中占着一塊特殊的地位，存着一份解不開的情結。如同吉祥之於京劇，王府井附近聚集着“真光”、“芮克”、“大華”、“美琪”等五六家電影院，人們在這裡看到了國產影院從無聲到有聲的進展，也從這裡認識了卓別林、人猿泰山、《魂斷藍橋》和《出水芙蓉》……北京是曲藝的故里，生成的曲種多種多樣：單弦、京韻大鼓、相聲、快板書、評書、琴書等，但其命運不如京劇那樣有統治者的護佑。曲藝是民眾的娛樂和教師。從天橋和各大廟會的撂地打錢，到進茶館、進市場謀求自己的一處角落，同樣湧現了一代代傑出的藝術家。東安市場始終沒有丟棄這些受民眾歡迎的民間藝人。如說相聲的高德旺、常寶、馬三立、侯寶林；說評書的王傑魁、品正三、趙英頗、連闊如；唱大鼓的劉寶全、白雲鵬、駱玉笙（小彩舞）；唱單弦的榮劍塵、曹寶祿……登堂入室，在這裡，他們開始脫去撂地的低俗，努力規範曲段，提升曲種的藝術文字價值，在大雅之堂確立自己的位置，無形中推動了北京曲藝的發展。在東安市場南莊園還有幾處球社，布置文雅，設備都是進口的乒乓球桌、檯球桌。服務小姐衣着整齊球技都很好。這該是北京最早的乒乓球、檯球練習室。過去，普通老百姓是無緣這些高雅的體育運動的。不過，當年不少人認識這高貴的“洋玩意兒”卻是從這裡開始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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