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1988年在香港接受訪問時說：需要“三百年的殖民地”，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由此引發許多中國人對劉的大加撻伐。這位八九年“六四”运动的参与者、《零八憲章》的起草組織者，被中國共產黨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入獄十一年的大陸政治犯，2010年10月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傳來，引發海內外中國人對劉的再次關注，因他的“殖民論”，愛國憤青們再一次將“漢奸”、“賣國贼”的帽子戴在了他的頭上。

中國人對“殖民”兩個字極度敏感，這自然與西方的殖民歷史，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入侵歷史，及中國人接受的反殖民教育有關。

但西方歷史上的殖民，不僅僅只有對殖民地土著的殺戮和資源掠奪，的確也提升了殖民地的社會文明，造就了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許多現代化的文明國邦。

而且，這些發達的殖民地，都是咱華人爭相移居的國家!

不承認這些歷史與現實，都是陷在狹獈的民族意識中不能自拔而巳。

劉說要“三百年殖民”，按照我個人的理解，是他在訪談錄的上下語境中，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針對中國人傳統文化中的“奴才慣性”對政治改革的阻力而言的。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之所以現在停頓在了“政改”的關健點上，究根到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靈魂里、文化里仍然存在祖先遺傳下來的“奴才基因”。

“三百年殖民地”，聽起來有點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但仔細想來，又的確如此。

你如果認同西方“人權、自由”的理念，你在心理上實際巳被精神殖民了。

你如果進一步認同西方“民主、共和、憲政”的政治，你在政治制度上巳接受西方殖民了。

你如果還接受西方“眾生平等”、“博愛”的信條，你在靈魂上就巳遺失在西方的信仰里了。

拋開對你個人的拷問，看看中國近代史，中國官方教科書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從封建王朝一步一步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其實，這種“殖民”性質，并沒有在國民黨手里改變，更沒有在共產黨政權里結束，而是一直延續到了當代中國。

不但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殖民史，連中國現代史，中國當代史，都是一部“殖民”史，只是這種“殖民”行為，由西方武力入侵的被動，變成了中華民族自愿的主動，由西方人的直接殖入，變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殖入：

請看，自辛亥革命來，“五四精神”中講的“民主與科學”，就是源自古西臘文明，也是歐美文明輝煌至今的本源之一。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就是地道的美國貨。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就是歐洲德國貨，只是歐洲人從未用過，早巳丟棄而巳。

而當代中國大陸的改革與開放，更是向西方社會主動敞開胸懷、寬衣解帶的全方位“主動被殖民”行為。從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精子的殖入。

你家里的所有電器，其技術都是從西方殖入的；你住的高樓大廈、鋼筋水泥的城市建筑，以前都被稱為“洋樓洋房”；無論你是在騎著單車、三輪車，還是開著摩托車，或巳駕駛著小汽車，這些都是洋人的發明，，，，，，睜開眼檢視一番，除了自己的一身肉皮囊，你很難在自己身上找到一另處真正“中國人的東西”,就算所有商品背后都印著中國制造的字樣，也是商業技術殖入的結果，當然，你仍然說著一口地道的中國話，讀寫著中國漢字，只是一不小心就從口中筆下嘣出一句英語單詞而巳。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政治、文化與物質上的“被殖民”史實，

如果不要中國近現代及當代的這段歷史，不堪設想，中國只能是仍在封建王朝的“黑暗中摸索”！

中國大陸三十年對西方的改革開放小有成就，政權坐得穩了，保守思想便抬起頭來。“專制”這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又覺得是寶貝了（魯迅語），因為正符合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

官商勾結一體，肆無忌怛揮霍權力，放縱私欲，不擇手段斂財，如此得心應手，一旦民主政治化，這些既得利益和階級優勢，都將成為泡影。

而民怨民憤的火山，在社會權力與財產日益分化的今天，越堆越高，實在令權力與利益集團寢食難安。因此，必須招安一批御用學者、文人走卒，從文化理論上為其尋找倫理上的根據。在西方的民主廣場中不可能找到這種倫理，只能回到中國皇城的祖屋中尋找，這就是當前中國大陸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真實原因，也是中國大陸“國學熱”的官方動機。

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深受社會道德崩潰后人性罪惡泛濫帶來的諸“毒”之害，當然極其簡單地懷念起毛時代“貧困的清廉”，懷念起皇城祖屋中，那曾被紅衛兵打爛打倒了的傳統倫理道德了。

殊不知，這皇城中的祖屋，是一間鬧著鬼的祖屋，傳統倫理中的道德，有一個叫“極權”的幽靈依附于其上，巳經幾千年。於今要打開這祖屋，從中取出這塵封巳久的壇壇罐罐，一旦開封，找出其中寶貝的同時，也會將這“專制”的幽靈放出來，使“獨裁政治體制”的僵尸復活。這個千年僵尸復活了，就不可能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有了祖宗的家法作為“專制”的護身符。

如此一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只能是死路一條（溫家寶總理語）。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諸子百家，洋洋大觀。抽絲剝繭，維護歷朝歷代統治的文化核心，就是儒家思想。

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節勇和，中庸之道，是孔子及其后學心中的“道”在人倫道德上的具體詮釋，自漢朝獨尊儒術至今，成為傳統“禮儀之邦”的中國人在口頭上津津樂道的東西。

這些道德價值，與西方倫理及基督信仰相比，當然也有不少交集的共同光亮點，反眏了人類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追求，

然而，儒家道德的傳播途徑，與基督福音的傳道途徑，以及結成的果子，則剛好相反：

耶穌及其門徒，是自下而上傳道，走的是最艱苦、但最扎實的路線。走村串戶，從最苦、最貧窮、最罪惡的社會角落開始，用大愛親手醫治人間苦難。耶穌及其門徒，最愿意和病人、罪人在一起，見到病人就醫病，遇到罪人則祈祷，帮助他悔改。当伪善的卫道士（法利賽人）嘲笑他們與罪人同在時，耶穌說，健康人不需要醫生，病人才需要醫治，我來不是為召義人，乃是為召罪人。他說，有人打了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讓給他打。因為耶穌的道是以愛化解罪和恨。耶穌甚至情愿將自己的肉身掛上十字架，以擔當人間罪惡，救贖世人，十二使徒只有約翰得以終老，其他使徒都是殉道而終，真愛帶來了寬容、赦免、同情、忍耐和對人類美好未來的信心和昐望，從而，轉化為人世間的巨大力量，勸導人悔改，棄惡從善，從感化最低層人的心靈，達到全社會信仰的層面。

耶穌開始傳道時，就從不與世俗權力和政治势力走到一起，他深知，任何世俗權力若再加上人性欲望，都是“愛”與“公平正義”的死敵，所以他才說：讓愷撒的歸愷撒，神的當歸給神。

當基督信仰牧養了歐洲人一千年后，歐洲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興起時，諸多神職牧師就成為這場文化復興的倡导者和急先锋，因為整個社會從最底層到皇室，都有了基督信仰這塊磐石，全社會公認了愛與公平正義的神諭，將古老的西臘哲學、科學與民主與基督信仰嫁接在一起，也就水到渠成了。完成了道德信仰與社會制度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