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一群人－－－－为了共和国的利益曾做过特殊奉献！
他（她）们义无反顾的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在那独生子女的1980年！
他（她）们攀上绝顶纵身跃下－－－－父亲无怨言！
他（她）们投入火海涅縏重生－－－－母亲心甘愿！
他（她）们的心愿是－－－－换回唯一的心肝！
他（她）们的孩子为什么都是一样的优秀－－－－那是父母的心血浇灌！
他（她）们的宝贝儿像流星般匆匆掠过－－－－给亲人留下的是随时喷发的火山熔岩！
他（她）们曾有过疯狂的搏击－－－在生命的战场上惨败折戟沉剑！
他（她）们的日子里积淀着太多的惧怕－－－－那是无法忘却的血肉思念！
他（她）们撕心裂肝泣血呜咽－－－－可只能在心里无声的呼喊！
他（她）们躲节躲年躲着正常的快乐－－－－年年月月都有难过的关！
他（她）们捂上眼睛堵住耳朵封闭心灵－－－－远离社会进步生活改善，
他（她）们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经历－－－－但他们到死将不会再展欢颜！
他（她）们是人家心理幸福满足指数的参照物－－－－生命的珍贵就在于不能重演！
他（她）们用天计算着怎样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间已无所倦恋！
他（她）们是真想与孩子同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任其自然！
他（她）们不是心障患者－－－－只是心儿已破碎肝肠都寸断！
............
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她）们在仰望着－－－－共和国的蓝天！
原作者rtrt 2007-5-7 1:48:08
xiaoyumama 2007-8-18
<< 心里话 >> ---- 吴建国
尊敬的国家主席：
尊敬的政府总理：
我是一名失去28岁独生子女的父亲。在您为国操劳、日理万机之季，诚惶诚恐的有扰您的是、关于自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在这个领域发生的独生子女死亡问题，并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公民的看法和建议。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十年里，国家人口由原来的4亿5仟万直逼10个亿。
党的三中全会确定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的路线和方针。同时中央也清省的认识到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及时制定了计划生育是我国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内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并在全国实行了一对夫妻终身只生一个孩制度。
通过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生育，国民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空前的稳定和繁荣。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无不验证了一个真理，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和运筹为握。
我想说的是，越是在全国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实惠的时候，国家越应该更加的关心那些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为改革开放减负减压的亿万终身只生一个孩的夫妻们，因为也是他们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不幸的是，在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的28年间，广大独生子女中的一部分，以因各种原因在他们几岁、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时候先后离开了人世。而那些遭遇不幸的父母在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呼嚎之后，还要长久的面对和无休止的承受失去唯一亲骨肉的巨痛，看着别人家同龄的孩子似疯似癫的打发时光。
人生路上走一回，究竟什麽最重要。有人说：是身体，有人说：是亲情、是友情、是爱情。有人说：是财富、也有人说：是事业是前程。其实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那最无私、最崇高、最伟大的父子爱母子情。为了孩子，所有的父母都无一例外的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就是自己再苦、再累、再难，那怕是顷其所有他们也心干情愿。孩子是他们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孩子是他们精神的唯一支柱和脊梁。
如今，遭遇灭顶之灾的他们，应该买的衣服还不去买，必须洗的衣服也不去洗，吃饭只是不得已，对什麽全都没食欲，房间杂乱也不整理，最多只求个过得去。最伤心的是孩子的生日和祭日，最难过的是八月十五和初夕。
只企盼神灵再托给他们一次梦，再享受一次那事实上再也实现不了的三口之家的再团聚。活着天天靠回忆，这生不如死的日子什麽时候是个头，不如和孩子一起去。
如果可以将那麽多已经发生过的孩子们心脏停止跳动时那一个个滴血的现场摄成像，如果可以将那麽多发生在太平间里那一次次断肠的场面制成碟，如果可以将那麽多孩子们即将从告别厅送进焚尸炉那一幕幕再重放。世间万物会滞息，宇宙定位会错乱。
今天国家强大了，大家过上了好日子，不能说没有他们的功劳。人那、应该知恩图报，国家有责任。而且人类无法阻止悲剧的重演，灾难还会一次又一次的降临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家庭。
为此，我建议国家应该对此事给予高度的重视。尽早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制定政策，形成制度。对那些终身只生一个孩，而独生子女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家庭从经济上给予实质性的关爱和帮助。并切实解决他们的医疗和老有所养问题。
各位高官和大员，如果您或有意或在无意之中浏览到此信，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恳请您，在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您方便的时候能够将此信送至主席或总理身边。在这里我深深地向您道一声，您辛苦了。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她在丛中笑！
一个失去28岁独生子女的父亲：吴建国
也是一个55岁国有煤矿买断工人
住址：辽宁省阜新市北付出小区34#3单元409
身份证号：210902195303145017 电话：13841852852 2007年5月6日
1．失去独子的父亲吴建国 2007-5-8 21:00 电话：13841852852辽宁阜新55
2． 失儿父亲 2007-5-6 11:59:15
3． 悲伤的父亲徐世松 2007-5-6 15:23 哈尔滨 55
4. 小屿妈妈崔崴 2007-5-6 20:04 非洲 53
5． 王书香 2007-5-6 21:02
6． 落叶 2007-5-6 23:42
7． 苦行曾 2007-5-7 19:59
8． 失去孩子的母亲彭又珍 2007-5-8 12:12湖北 55
9． 一个悲情的父亲 2007-5-8 20:42
10． 66170乐乐父母 2007-5-9 0:53
11． 王锴妈妈 2007-5-8 19:09
12． 痛失爱女的母亲 2007-5-9 22:27
13． 67518杨宁妈妈 2007-5-10 0:44
14． 苦难母亲 2007-5-10 6:22
15． 无尽的思念 2007-5-10 17:19
16． 泪雨纷飞 2007-5-11 18:22
17． 枯木妈妈 2007-5-12 14:53北京
18. 悲痛欲绝的父母 2007-5-12 19:45辽宁
19. 伤心的母亲2007-5-1418：01宁波
20. 张磊爸妈2007-5-15-8:32 上海
21. 同样伤心的人2007-5-15-10:28 西安
22. 涂乐妈妈2007一5一16，上海
23. 落英花园2007—5—27.齐齐哈尔
24. 追忆;邢勇2007年5月28日,云南
25. 缌璺妈妈2007-05-28江苏启东
26. 64513玮玮妈妈2007-05-30福建
27. 菲菲妈妈2007-6-8.上海
28. 文文妈妈2007-6-10 15:14:01
29. 73986颢颢妈妈2007-06-11,上海
30. 刘莹父母 时间： 2007-6-30 14:54:36
31. 琛琛妈妈 时间; 2007--7--10 山东
32. 锦儿妈妈 时间：2007--7--16 陕西宝鸡
33. 敏敏爸妈 时间: 2007--8--5上海
34. 雯雯爸妈 时间:2007__8__13上海
35. 海峰爸妈 时间:2007__8__13上海
36. 亮亮妈妈 姜建芳时间:20078-1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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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作者: 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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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作者: 朱学渊 2007-08-17 15:20:58
万维读者朱学渊来稿：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士，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今天，又读到钟国忍的文章《李光耀含蓄批评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中国前途》，他说：“毛主席连自然科学都不信，就相信自已的精神原子弹，结果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邓小平对自然科学信服了，对社会科学极不尊重，结果导致了计划生育的灾难，给自已的一生抹下了最大的败笔。”历史对邓小平一生的成败是非，将有公正的结论，但我以为计划生育非但不是他败笔，而是他的功德。
那位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点很鲜明，他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绸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它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而芸芸众生，是否还能像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度日如年呢？
中国政府反覆强调人口多负担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人口只有十三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人口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是与各人的“生活的质量”标准有关；而干饭好，稀饭好，还是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李光耀隔岸观火，说的尽是风凉话。
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早就大大超过了限度。
李光耀非议中国的计划生育，他又了解中国人口的真情吗？如果不知道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当今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靠的。记得“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汤汤。“十三亿”不过比“六亿”翻了一番，何至于今天处处象百岁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的。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爆炸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零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而在因循无能的共产党里，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还要继续下去。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历史对邓小平这个人是一定要“一分为二”的。
那次1986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个“团派”人物，六十年代初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着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很英俊；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八路，他完全没有听我讲话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打听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还向我解释为何要对一些“特殊情况”予以照顾。我从口气里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没有见识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以当时中共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中共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
2007-08-17 15:20:58
万维读者朱学渊来稿：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士，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今天，又读到钟国忍的文章《李光耀含蓄批评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中国前途》，他说：“毛主席连自然科学都不信，就相信自已的精神原子弹，结果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邓小平对自然科学信服了，对社会科学极不尊重，结果导致了计划生育的灾难，给自已的一生抹下了最大的败笔。”历史对邓小平一生的成败是非，将有公正的结论，但我以为计划生育非但不是他败笔，而是他的功德。
那位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点很鲜明，他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绸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它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而芸芸众生，是否还能像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度日如年呢？
中国政府反覆强调人口多负担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人口只有十三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人口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是与各人的“生活的质量”标准有关；而干饭好，稀饭好，还是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李光耀隔岸观火，说的尽是风凉话。
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早就大大超过了限度。
李光耀非议中国的计划生育，他又了解中国人口的真情吗？如果不知道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当今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靠的。记得“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汤汤。“十三亿”不过比“六亿”翻了一番，何至于今天处处象百岁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的。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爆炸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零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而在因循无能的共产党里，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还要继续下去。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历史对邓小平这个人是一定要“一分为二”的。
那次1986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个“团派”人物，六十年代初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着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很英俊；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八路，他完全没有听我讲话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打听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还向我解释为何要对一些“特殊情况”予以照顾。我从口气里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没有见识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以当时中共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中共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
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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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他学的是物理，得的是物理学博士学位，可他却“越俎代庖”，闯入人文学科的“领地”，在那里搞起研究探索来。
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启迪性的意义。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人们由衷的赞赏。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晦。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而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因此，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和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近年来，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他潜心从事研究，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人类科学的难题，洞察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朱学渊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地处中欧而语言特异的匈牙利民族的祖源，世人一直众说纷纭，望文生义者多以为他们是“匈奴”的裔族。朱学渊发现古女真语辞汇与匈牙利语词汇有着惊人的关联，匈牙利的族名、国名Magyar（马扎尔），应即是女真-满族之祖名“靺鞨”或“勿吉”，西迁欧洲的Magyar人不仅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语辞和语法，而且还几近完美地保留了一个以靺鞨诸姓为主体的北方诸族姓氏系统。再辅之以大量与语言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人名姓氏的佐证，他指出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Ｏ满族的祖先靺鞨人，对于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应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这一精彩发现引起了各国学术界和匈牙利学者的高度重视。
对于东西方人类交汇的中亚地区，历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然而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月氏”、“乌孙”、“大宛”、“大夏”等大量西域族国名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令人费解的学术论题。朱学渊基于对北方诸族族名和地名分布态势的解析研究，逐一指出这些族国名，就是东北亚民族部落名“兀者”、“爱新”、“达斡尔”等。他认为始于远早于春秋的时代，一些“北狄”部落便陆续进入了陕甘宁青地区，并在那里演变成“西戎”民族。由于特定机遇，它的“周”、“秦”部落，成为了中原民族的主人；亦由于种种动因，许多部落集团被推入了中亚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了那里的统治者。这又为中亚人种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朱学渊认为，那些无处不在的古代族名、人名、地名记载，都是重构古代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语言信息。最近，他又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地名研究出发，探讨了中原古代居民的语言和血缘。他认为，已被学界广泛认同的“汉-藏缅语系”理论，忽视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以物理学的术语形象地指出：如“洁白透明”的白光可以分解成红、橙、黄、绿诸色一样；“纯洁无瑕”的汉语中也有戎、狄、夷、蛮诸语的可比成分。而北方诸族语言则是认识汉语祖源的又一面重要的镜子。
朱学渊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学术非常博大精深，但其方法亦有顽劣之弊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以至许多本该由中国人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都任由别人去说了，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那种“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与“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生意”一样荒谬）的繁琐考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的事实，也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现实，为后人预留了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精确地去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正是以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兼以坚韧自信的毅力和敢想敢言的勇气，朱学渊在研究历史语言课题中作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建树。
离开华夏大地二十余年，始终保持着一颗眷恋祖国游子心的朱学渊，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1996年，著名的戴维生学院（Davidson College）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美国各校的专家教授和卸任官员聚集一堂，畅所欲言。每每涉及中国之主权和台湾问题时，朱学渊在听众席间的幽默的插话，常常引发哄堂大笑；他的逼人的发问，又令言者窘迫；他对美国历史和外交事务的熟习，则博得全场听众的注目和尊敬。一位服务于该校、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士激动地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象你一样”。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理民（Freeman）则称赞他的发言为“精彩的评论（Excellent comments）”。在这场倾向逆转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与会者竟相与这位敢言的听众握手。应该说，崇尚幽默直言的美国民众是乐于倾听合理的声音的，而朱学渊正是一位有见地、有声音的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