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國崛起”這個口號（是否由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先生首倡的“和平崛起”演化而成仍待考證），多年觀察使區區在下一個看法非常確定：不應當贊成。筆者不揣簡陋，誠懇希望國人接受另一個口號以為取代：勵精圖治。

勵精圖治，原是君王（天子）立念，治的對像主要還是下民，治得家奴，就是治好了國。中國自進入現代——且勿追究是如何進入的——以來，特別是號為新中國的國家成立之後，國家的主人不再是天子，也不應該是任何或經公認或乃自封的精英或先覺群體，而必應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全體，這就是今天可談的勵精圖治題中應有之唯一主語。上世紀清華園學子倡議國民“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原本說出了這個意思。後來國家不幸，改革多歧，上不可問，下不可倚，與之伴隨而盛行的口號竟爾成為“大國崛起”。自茲種種以來，一度有些主旋律氣像的那種挺身作主人的蓬勃民氣早就漸次消失，不見了。

所謂社會成員的勵精圖治，用接地氣的話說，無非“把自家的事情做好”之意。與“大國崛起”的實踐相對照，勵精圖治側重於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協商，更多的盤點和及時修正，並不需要急急忙忙對外宣示，更不需要大言欺人或者自吹壯膽。

要提倡社會公民勵精圖治，宜先檢點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的路。對它的前三十年（約數），最好的概括描述之一是小說家王小波的一段隨筆：“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里想象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麼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

就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記憶所及，王小波將我們的青春寄託歸類於烏托邦，十分貼切。至今還有人高調標榜自己的理想社會為“烏有之鄉”。在上述之特殊的愚蠢年代，堂上，一個精神褊狹、為維持天縱英明的假像而一生文過飾非的人被吹噓為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連他那些語意不清的話也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真理；堂下，萬千腹內空虛的中國人天天呼喚“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只有“落後”和“反動”的中國人在陰暗角落裡才能實話實說——“我看咱們才最受苦”。哀哉回顧，那時種種逞強的對外宣示，如俗話形容，正是賴蛤蟆墊桌子腿兒——鼓着肚子硬挺，其實沒有震住萬國，只是蒙蔽了中國人。

中國之路的最近三十年（也是約數），肚子空虛的問題解決了（但肚子以上再以上的器官仍不免空虛），這首當歸因於令人不可容忍的人禍終於被認識、被唾棄。社會產品豐富了，生產總值大大增加了，依靠人口體量，集合舉國之力，中國可以辦出一些其他國家或者辦不了、或者不屑辦、或者談不到究竟所以然就是沒有辦的事情，例如不待論證有結便揮斥巨資在南方幾億國人頭上懸起的三峽水庫，又如無需考慮用地成本而大干快上滿地爬的高鐵。這些，縱使能全加起來，縱使真地全是正的東西如正能量，相對於十多億中國人的幸福、尊嚴和民氣培育之所需來說，也還遠遠達不到值得言說的水準線，實在並不足以激勵當國者對外顯示軟硬“實力”。 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以上提到的教訓有共同的表現特徵：為了虛的，誤了實的。揀其犖犖大者而述，不是為了說明大國健忘，只是為了指出“崛起”的鼓吹者忽略了些重要的根基，例如立民，那是大國第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把皇帝身上究竟穿了一套燦爛新衣還是只有一副原裝皮囊審視清楚，說出來，對於“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究竟要做什麼的問題更容易走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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