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国崛起”这个口号（是否由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首倡的“和平崛起”演化而成仍待考证），多年观察使区区在下一个看法非常确定：不应当赞成。笔者不揣简陋，诚恳希望国人接受另一个口号以为取代：励精图治。

励精图治，原是君王（天子）立念，治的对像主要还是下民，治得家奴，就是治好了国。中国自进入现代——且勿追究是如何进入的——以来，特别是号为新中国的国家成立之后，国家的主人不再是天子，也不应该是任何或经公认或乃自封的精英或先觉群体，而必应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全体，这就是今天可谈的励精图治题中应有之唯一主语。上世纪清华园学子倡议国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原本说出了这个意思。后来国家不幸，改革多歧，上不可问，下不可倚，与之伴随而盛行的口号竟尔成为“大国崛起”。自兹种种以来，一度有些主旋律气像的那种挺身作主人的蓬勃民气早就渐次消失，不见了。

所谓社会成员的励精图治，用接地气的话说，无非“把自家的事情做好”之意。与“大国崛起”的实践相对照，励精图治侧重于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协商，更多的盘点和及时修正，并不需要急急忙忙对外宣示，更不需要大言欺人或者自吹壮胆。

要提倡社会公民励精图治，宜先检点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的路。对它的前三十年（约数），最好的概括描述之一是小说家王小波的一段随笔：“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就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记忆所及，王小波将我们的青春寄托归类于乌托邦，十分贴切。至今还有人高调标榜自己的理想社会为“乌有之乡”。在上述之特殊的愚蠢年代，堂上，一个精神褊狭、为维持天纵英明的假像而一生文过饰非的人被吹嘘为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连他那些语意不清的话也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堂下，万千腹内空虚的中国人天天呼唤“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只有“落后”和“反动”的中国人在阴暗角落里才能实话实说——“我看咱们才最受苦”。哀哉回顾，那时种种逞强的对外宣示，如俗话形容，正是赖蛤蟆垫桌子腿儿——鼓着肚子硬挺，其实没有震住万国，只是蒙蔽了中国人。

中国之路的最近三十年（也是约数），肚子空虚的问题解决了（但肚子以上再以上的器官仍不免空虚），这首当归因于令人不可容忍的人祸终于被认识、被唾弃。社会产品丰富了，生产总值大大增加了，依靠人口体量，集合举国之力，中国可以办出一些其他国家或者办不了、或者不屑办、或者谈不到究竟所以然就是没有办的事情，例如不待论证有结便挥斥巨资在南方几亿国人头上悬起的三峡水库，又如无需考虑用地成本而大干快上满地爬的高铁。这些，纵使能全加起来，纵使真地全是正的东西如正能量，相对于十多亿中国人的幸福、尊严和民气培育之所需来说，也还远远达不到值得言说的水准线，实在并不足以激励当国者对外显示软硬“实力”。 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上提到的教训有共同的表现特征：为了虚的，误了实的。拣其荦荦大者而述，不是为了说明大国健忘，只是为了指出“崛起”的鼓吹者忽略了些重要的根基，例如立民，那是大国第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把皇帝身上究竟穿了一套灿烂新衣还是只有一副原装皮囊审视清楚，说出来，对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究竟要做什么的问题更容易走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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