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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福建人 2019-11-07 10:56:01

海外的福建人

 

李公尚

人无论到哪里,总会有意无意地留下痕迹。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自己亦难脱俗。我喜欢树,因而喜欢种树。来美国多年,搬过几次家,每到一处,春天一到,总要在房前屋后属于自家的地方,因地制宜地种几棵树。幼时熟记的儿歌“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时愉快得琅琅上口,尽管我种的是树,绝得不到瓜豆。但意识中的“人过留名”还是可能的。我自知种的树不一定能长成,抑或长成后麻烦无穷,例如必须按城管规则定期剪枝、喷药打虫,清扫树叶。还有卖房时可能因为买方不喜欢树而卖不出去或者必须忍痛伐掉等等,我依旧积习难改。诚如庄蒙吏所言:“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庄子·齐物论》)”

美国东部雨水充沛,植物繁茂,树木参天,然而我种的树却常常活不久。致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朋友私下告诉我:“美国人家家喜欢春天时种植花草树木,如果种得植物都能长久,来年再往哪里种?如果来年人们都不去买花草树苗,花木公司靠什么生活?种植物和养动物一样,能陪伴你一年两年,逗你喜爱一阵,就足够了。”我恍然大悟:乃利益使然!

然而天无绝种之情。每年夏天或秋天,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我总会在前院儿或后院儿某个不经意地方,例如房基的石缝处、围栏的桩基下、或墙边的夹道中等人迹罕至的位置,窜出几棵树苗,生意盎然,根深叶茂,天天向上。这些幼树多是红枫,挺拔直立,干茁枝倔,当年便有拇指粗,一两米高。秋来虽然叶片寥寥,却艳如烈焰。每看到这些,心头总多愧疚,十分不好意思面对它们。这些幼树都是春天从附近的森林里飘来的树种长成。那些树种,春天时像抛撒的花瓣儿,铺天盖地,随风飘荡,无论飘到哪里,都身临其境,安然处之,然后辟土拓乡,生根发芽。然而人们剪草修坪,净路缮园,并不给它们生机。它们唯有寄托于人迹不到的夹缝僻壤,穷土薄边,忍患捱疾,才能屈辱地活下去,艰辛地长起来。这种求生的本能,奋发的卓绝,拼搏的壮丽,造就了它们的尊严!

有一年,我家一处围栏内侧的桩基下面,歪斜地钻出一颗幼苗,根部盘错扭曲,可怜得活不下去。不期委曲求全之后,舒展了身体,几日不遇,秀丽挺拔地长成了一棵幼树。一见欣然,再见神怡,敬佩之余实在不忍清除,唯作视而不见。想不到第二年竟长到手臂粗,三四米高。见之高拔挺秀,简傲绝俗,我愈发不忍砍伐,视之任之。第三年长到碗口粗,五六米高,把围栏弄坏了。一日城管来了通知:必须砍掉,修复围栏,不得有碍公共观瞻。城管猛于虎,罚款高于山,岂有不从之胆!只好忍痛割爱。后来,凡我再见夹缝僻壤处长出的幼树,都及早设法移植到适当的地方。然而移植并非易事,即使一棵小树苗,根扎得极深,超出常人想象,稍微伤其根茎,无论移到哪里,断不再活。大有贫贱不能移,可杀不可辱的气节!

宋长庚(宋应星)《天工开物》云:“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那些随风飘荡、随波流落的树种,但有一线生机,无论天涯海角,或寄托于在山涧岩缝,或藏身于穷乡僻壤,生出天姿神态,放出异彩光华,受人赞叹,被人临摹,有几多不是饱受天工斧凿,玉成其功?

一天,我按照广告请了一位管道师傅来我家维修煤气锅炉,师傅是中国同胞,话语不多,埋头苦干。工作完成后,见我在后院正挪一棵长在夹缝里的树苗,就默默无闻地走到我身边帮一把手。我擦着汗说:“这些树种飘落到这里,在夹缝中求存,历尽劫难,依旧生生不息。”那位师傅听了,低声喃喃地说:“你说的不正是我们福建人嘛!”

我豁然一震!想起这些年我在美国认识的福建人,莫不如他所言。他们以羞于启齿的磨难,不可告人的辛酸,前赴后继的坚韧,遮遮藏藏背井离乡,跌跌撞撞挣扎到海外,含辛茹苦,忍垢受屈,拓命求生。面对凌辱蔑视,冷笑以对;遭受牢狱之灾,等闲视之;遇到伤苦病死,默哀认命;新建一个个华人区,开辟一个个中国城,带去了家乡的背景,传播了家乡的习俗,扩展了华夏影响。试问,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角落没有福建人呢?遍及美洲各地味美价廉的中式自助餐(Chinese Buffet)哪个不是福建人开的呢?广布美国大陆舒适廉价的长途汽车公司哪个不是福建人办的呢?美欧日本等国新开埠的华人区,哪个不和福建人有关呢?世界各国政府哪个不闻福建人的百折不挠呢?而他们走的这条绝处逢生的崎岖之路,莫不是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作赌注,以身家的负债和赎罪作支撑,死而后生,别开生面。

或许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对另辟蹊径来到国外的福建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来路不正”,不如出国读书、工作,或投资置业光明正大,连累了正常人出国的清白,搞乱了华人的形象。其实想一想,海外的福建人不曾用别人一分一厘,亦不求别人丝毫怜悯,个个身背高利贷,九死一生来到海外,自食其力,以命还贷。对于没有条件出国读书,没有门路出国工作,没有资本海外置业,但同样怀有美好向往的人,舍此无他,何说来路不正?再想一想,某些人用不明来路的钱财,以读书、工作或投资为手段,到了国外处心积虑、低声下气地谋求留在国外时,又有多少光明正大可言?“以己之优耻彼之穷无”,何尝不是九十九步笑百步?

《山海经卷十·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福建年鉴》载:“福建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1905年马来著名侨领,老同盟会员黄慕华(黄乃裳)在其创办的《福建日日新闻》(后被迫停刊,复刊后更名《福建日报》)撰文抨击美国吞并菲律宾后禁止华人进入菲律宾,并在夏威夷、关岛、吕宋等地残暴驱逐华人时指出:“闽越之地一向人勤畜劳,重乡亲故,然土地稀缺,耕者难有其田。闽人别图生存,自古殊不忍越至他省与骨肉同胞争占地域,唯将目光投向海外无主少人之处,遂有使舟泣泪别乡,远渡南洋图谋,聚居齐力糊口,抱团互助为赢。乃断腕求生,实不得已耳!”宋元以来,福建人到海外寻求更有利的发展,远走为计,口耳相传,由此及彼,已成习俗。在他们的观念里,发展图存,易域更生,就是最大的人权!纵使活不起,但总能死得起吧!以死求生,岂不壮哉!

然而福建人海外求生,并非一去不返。殊有日后衣锦还乡,报效乡里之愿。即使不能荣归故里,敝衣枵腹,亦寄钱寄物,以壮门楣。但生子息,大都送回故里亲乡续情,以延人伦。更在他乡异国每遇喜事大事,必张挂国旗为誓,高唱国歌激情,身卑未敢一刻相忘家国,体现了中华民族“苟富贵,无相忘”的传统美德。现在福建侨乡的繁荣,闽越故园的壮丽,哪项不与海外的福建人有关?春秋李聃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道德经·德经三十八章》)”敢问那些挥霍豪金糜烂于海外,或以反华反民族而低三下四委身于洋人,仰仗鼻息以挟洋自重之流,与海外艰辛创业知恩图报的福建人相比,唯其乱,可曾有其仁,其义、其礼吗?

2019年115

于美国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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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民奸 2019-10-29 13:53:44

民主与民奸

 

李公尚

民主,作为“时髦的古董”,被很多人礼顶膜拜。说它是古董,是因为从很多人推崇的希腊雅典民主和景仰的罗马共和民主算起,作为政治图腾已有几千年了。从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被发掘出土至今,也有几百年了。这与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和出土一百来年的玩意儿就被尊为“联邦文物”相比,它无愧于古董。说它时髦,是因为自从它出土后,时时被人把玩儿卖弄,且爱不释手。常常被作为现代政治的奢侈品来炫耀自己有,耻笑别人无,欺负别人不懂,憎恨别人不羡,攻击别人不当真。

那么这一“古董”究竟是不是“万世一系”的原物呢?我看很有模棱两可的危险。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主张过抛弃在他们之前已经风靡的希腊雅典民主。美国建国的国父们直接了当地明确拒绝了雅典式民主。美国第一任总统,首位国父华盛顿在17873月致麦迪逊的信中说:“民主不应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共同的或者集体的权能为单位。法律没有保障的权力,没有强制服从的权力,没有惩罚不服从的权力,这种民主不能接受。”美国第二任总统、美国民主政治学之父约翰·亚当斯目睹了民众在法国特使鼓动下,焚烧华盛顿和哈密尔顿的模拟像后,强烈斥责:“以革命的名义,用广场政治,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决策,必然导致恶性民意,包括暴力和偏见的泛滥,最终葬送社会秩序,回归丛林,人人自由根本得不到政府带来的保障。因而使国家荡然无存。(《联邦党人文集》)”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现代政体之父托马斯·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民主无非就是暴民统治,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就可以剥夺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权。”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如苏格拉底那样睿智,雅典的每一次公民大会仍然都是乌合之众。”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有多睿智呢?他说:“雅典民主掌握在无知的群氓手中,包含着专制君主的特质,不能算是一个政体。”他的学生柏拉图补充说道:“普通人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民主制连寡头制都不如。”现代美国政治学家J.T.罗伯兹说:“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雅典民主都臭名昭著。《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民主传统》”

那么为什么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都如此厌恶甚至憎恨希腊民主呢,因为希腊民主的最大恶果就是产生民奸和民主暴民。民奸借民主的外衣、打民主的幌子,为一己之私操纵民意,鼓动民众暴乱,以此控制社会。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中实施的“一人一票的贝壳法,”就是民奸们“制造暴乱,互相倾轧的工具”(《审判雅典》同上)。这项法律规定了雅典公民享有一人一票选举和罢免并驱逐领导人的权利,结果被投票罢免驱逐的人,都是功勋赫赫、贡献重大、有所作为的领袖精英。如:“最公正者”执政官阿里思提德、波西战争中的民族英雄第米斯托克利、著名功臣战将客蒙、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等,甚至“睿智”的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投票判以死刑。因为这些最具威望和能力的精英们被选出后,都希望有所作为,这恰恰就和只顾眼前利益而无长远眼光的鞋匠、农民、商贩、走卒等民众格格不入,于是出现了居心叵测的民奸,阿谀民意,操纵民情,为自己掳取权力。事实上,正是雅典这种民主,导致了希腊雅典走向了战败和灭亡,而且万劫不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典“具有一人一票的公民”,并不是雅典的全体居民。那时的“公民”一词,不等同现代国家的“国民”或“人民”。雅典的妇女没有投票权,交不上税的居民没有投票权,住在城邦以外的居民没有投票权,外来务工人员、外商投资者、奴隶等都没有投票权。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只占全体居民的少数,相当于现代的“特权阶层”。由少数“公民”投票决定全社会的事务,本身就是少数统治多数。伯里克利当权时期,颁布了《公民权法》,其中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子女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公民。这项法律是直接针对他的政敌客蒙的。因为客蒙娶的妻子不是雅典人。

如此说来,现代民主已经抛弃希腊式的民主了。那么它是不是罗马式的共和民主呢?美国国会的名称“Capitol”,参议院的名称“Senate”,众议院的名称“House”,以及行政各部首长的名称“Secretary”,还有“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等机制,都是直接照搬罗马共和政体的原文和愿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的共和民主政体虽含“民主“二字,却根本就不是民主政体。它虽然也有公民大会和选举制度,但参与投票的公民是按照财产来划分等级的。只有享有财产的贵族才有表决权。而负责监督并制约公民大会的元老院,是国家的常设议事机构,掌握国家的税收、战争、终审、批准人事任命等重大权力,全部由贵族组成,所以又称贵族院。由于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官员没有薪水,所以一般平民没有条件为官。由于绝大多数财产掌握在少数贵族手里,所以由元老院提名选出的最高执政官或独裁官(Dictator),大都出身贵族。由于罗马共和政体只是少数贵族集团之间的共和与民主,所以被史学家称为共和寡头政治。美国建国之初,模仿当年的罗马共和政体,就是为了以共和限制民主,以防止出现民奸,利用民主煽动暴民,制造民主暴乱。事实上,罗马的共和民主,最终导致变成独裁专制的罗马帝国,延续了一千多年。

有民主,就有民奸;出现了民奸,就会制造民主暴乱。这是多数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血腥过程。美国建国之初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恐怖流血和民主暴乱后,提出了“自由、民主、共和”的口号,就是把自由和民主限制在共和之下,明确表明“自由不得妨碍公权。民主不得损害共和。(The freedom must not impede the public power. And the exercise of democracy must not be damaging to the nation of republic. 《哈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这和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经历了民主血腥恐怖后,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民主”排除在外的用意一样。美国在国会大厦顶端建造的“美国自由女神”,在纽约哈得逊河出海口处树立的法国人赠送的“自由女神”,各州在州议会不同的位置摆放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之神”,都讳言“民主之神”。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民权运动,被人称作“民主之神”,美国媒体对此大肆丑化,把他蔑为煽动暴乱的“民奸(Democratic Demoniac)”,直到肯尼迪利用“民主改革”和“黑人选票”上台后,才为他正名,称他为“民权运动领袖”,但仍拒绝称他“民主人士。”。

由此看来,今天被很多人把玩儿的“民主古董”, 早已面目全非,而且是件赝品,如真包换。

那么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其实不敢说。如果勉强要说,民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也不只是一种模式。但不论哪种模式,民主的最高形态,都应该是民主协商。而民主投票,只是民主协商的一种方式。历史的事实是,雅典一人一票的民主,导致了希腊雅典灭亡,罗马的共和民主,导致了罗马变成皇帝独裁的帝国。后来掺合上天主教,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祸害了人类一千多年。现代国家有三权分立制,也有民主集中制,有君主立宪制、也有轮流执政制等,如果都统称为民主,那么民主就是一个筐,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各自的需要,把有利于各自统治的东西往里装。最后看谁包装得好,谁的影响大,把玩起来,就形象得很,就能以假乱真。

然而我敢说的是,任何玩弄民主的国家,无不严禁自己国家出现民奸。因为民奸靠民主当饭碗,拿街头当戏台,天天耍着民主的把式,哄骗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帮个人场。引诱裹挟甚至强迫人们凑热闹,扰乱秩序,制造暴乱。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混事为患,随时可以找出一个民主的借口,自行充当某部分人的民意代表,寻衅滋事,打砸抢烧。他们随处变换头衔,蒙面掩耳,手持民主的招牌聚众扰民,为非作歹。法国的路易十四说:“朕即是国家”,英国的威廉二世说:“国王就是法律”,民奸们强奸了民意后,甩着膀子说:“我就是民主!”路易十四和威廉二世说那些话时还占着国家、把着王位,而一无所有的民奸们只要扯着嗓子干吼几句,就变成了民主。而且还要多喊几句:“只有我是民主!别人不许民主!反对我,就是反对民主!”

我自度无德无能,不敢像美国的先贤们那样对民主怀有反感,然而这些日子民奸们天天炮制暴民新闻,把持着网络信息、充斥着屏幕电台,制造出无数的噪音和幻觉,像夜晚人们睡眠时耳边飞舞的蚊子,扰人心绪。更有几个严禁自己国家出现民奸的奸滑政府,出来帮助别国练把式的民奸们打场子,撑面子,抛银子,以增加影响力,不由让我作呕。我真是佩服他们这种强迫的力量,竟能把一个立场中立的人硬生生地推逼到反对他们的立场上去。

于是我窃想:民主应该是个美好的东西。否则不会有人狗胆包天地去强奸它。然而被强奸的民主是否还有节操?可否还能从良?能否还会与人为善?再看看眼下民奸们那幅下流的样子,胃里又开始翻腾起来。

2019年1029

于美国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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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个性 2019-10-27 14:33:33

秋天的个性

李公尚

秋天是豁达的。这有目共睹。它总是将自己装扮得五颜六色,招引无数的赞叹和喜爱,然后把自己一层层地剥光,心无旁鹜地赤裸着黄色丰满的肌肤,任需所应地奉献自己。感天动地之时,明亮的阳光,晶莹的蓝天,爽朗的清风,无不鼓励着秋天的慷慨解怀,任它豁达得疏狂,豁达得忘我,以致豁达得自戕。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把秋天比作赤裸无私的姑娘,形象地道出了秋天的个性:“赤裸的秋凉,就像成熟的姑娘,温柔善良,总愿奉献自己最后美好的时光。(Bared Autumn, like a settled girl, is so kind and pearl, always bring its last benefits to the general.《抒情诗歌集》1807年)。

然而,秋天的豁达和宽厚,却没有让人们心满意足。很多人在享受秋天的奉献时,患得患失地猜疑秋天的美德,抱怨秋天象征枯萎和死亡。法国诗人和剧作家阿波利奈尔(Guilaume Apolinaire)把秋天写成《多病的秋天》:“可怜的秋天,你的死亡,迎来了一片白色茫茫。”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秋天》写道:“青草全都枯萎啦,在它之上,浮现着一层寒冷安静的泪光,我的心浸透着自由的悲伤。”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抱怨:“我漫步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极目四望一片空阔……唯有枯草断蓬之中,能听到阵阵鸟鸣的凄歌……”这种抱怨甚至可以追朔到一两千年前。魏文帝曹子恒气恼:“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燕歌行》)”元代散曲家徐德可(徐再思)怨愠:“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水仙子·夜雨》)”清代史学家赵云嵩(赵翼1727-1814)索性责备“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野步》)”由此可见,人们感怀秋天,从不像赞美春天那样不吝溢美之词,而迁怒于秋天,则比原谅夏天的酷暑和容忍冬天的严寒要不遗余力得多。宋代词人陆游说“人人解说悲秋事,不似诗人彻底知。”看来人们对秋天的微言,无不出于一己之私:秋天虽美丽,却不能被永久占有;秋天能奉献,却不能被恣意蹂躏;秋天可以欣赏,却不可关在园子里驯化;秋天虽被享用,却不能套上缰绳驱使。

秋天的浩然大气年年如是,从未因人的好恶有所损色,于是怀春悲秋便成了人们借以向天撒娇的情怀。如同婚礼对于结婚的人并不一定需要,却偏偏不可或缺地成了不结婚的人借以发泄情绪的习俗。印度诗人泰戈尔有首写在秋天里的诗,把秋天明亮的阳光描写得单纯可爱,用以反衬人类奸诈的本性:“阳光是裸体的稚童,在丛林中游戏得尽兴,全然无知人类欺诈的本能。(The light that plays, like a naked child, among the green leaves happily, knows not that man can lie.) ”这让我为凄凄怨怨的人类捏了一把汗:人类竟自决于大自然,把自己暴露得鄙不可挡。世上万物在积极收获,享受喜悦,快活地准备过冬的长假时,绝没有为天伤感的累赘。

我不反对怀春悲秋。人们的愿望一向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这是人类生存的动力,谁敢不遵从这一主张呢?我们那位好战的国会议员作的演讲:《我们必须主宰世界》(The world must be led by us),已经激动得一些人上窜下跳,撸袖攘臂。何况我所处的国度,用于征服世界的军费最多,发动战争的频率最高,毁灭人类的武器最强,无论你服与不服,“世界都应该听从我们的。”事实上,习惯了傲视一切,高人一等的“我们国民(We the people)”,无论多么民主,不管多么公允,都“决不允许当今的世界不受我们支配。(Never allow the world today to be free from our controlling.)”因此,人们对自然产生无尽的贪婪,对奉献的秋天无情责难,当然是符合逻辑的。只是秋天的个性虽豁达却不屈尊,纵宽厚而不卑下。允许共享,不允许独霸,接受索取,不接受奴役。这一尊严坚不可侵。尽管人性残酷得对于自己不能占有、又无法驯服的事物,通常不是消灭就是抛弃,然而却到底无奈秋天宽厚得无法被割舍,伟大得无法被毁灭,只能抱怨: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却没有春天百寐待苏时的妩媚;秋色很美丽,却没有春天万物从新时的新鲜;清风很爽朗,却没有春天感召世间的热情。这种幽怨,无非因为秋天的阳光,把人的影子拉得斜长,映出了人的虚弱,因此人们有了“病弱立残阳”的惶恐。秋天的高阔,把人的膨胀比的渺小,显出了人的自卑,因此人们有了“人比黄花瘦”的伤感。秋天的丰盈,把人的私欲揭的淋漓,映出了人的孤单,因此人们有了“逢秋悲寂寥”的凄切。

秋天的个性如此强烈,如此庄重,使得万物都对它敏感,对它敬畏。民谚“蜻蜓点水,秋咬夏尾”,说的就是中国民间多以见到蜻蜓点水之时作为交节换气的秋天之始。明代作家谢在杭(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有观察心得:蜻蜓点水,并非蜻蜓喜水,而是蜻蜓在水中产卵(《卷九·物部一》)。此时暑气始消,夏水初凉,温度最适,百虫最敏。算起来,正与中国农历“七夕”前后的立秋节气相吻,也就是公立的八月六七号左右。宋末元初作家周公瑾(周密1232-1298)的《癸辛杂识》也有大致的观察记载:狗鼻畏寒,天凉夜卧必以其尾掩其鼻,方能熟睡。为了让狗警觉,人们通常剪掉狗尾,致其“鼻寒无所蔽,则终夕警吠。”而狗开始用尾巴掩蔽鼻子的时节,正处中秋节气。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当兵在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搞测绘的旧事。我所在的分队每年从三月底积雪开始融化时登峰,到十月中暴雪封山前下山,常年奔波于不见人烟和草木的高原。那里气候无常,所谓“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终年一场风,风吹石头跑。”每夜,我们十多名指战员在驻扎的帐逢外设有自卫哨,每人站岗两小时。皓月当空之时,轮到我上岗,我总是仔细观察枪上的刺刀有无寒霜,常用食指和中指抹拭其锋芒。战友们都说,刺刀上自动出现了寒霜的那个月圆之日,就是中秋节。中秋节过后,暴风雪封路,我们就会赶在封路之前下山了。

刺刀上起霜,可能是金属在特定环境下对气候的感应。那时没有电话电视,分队和基地的联络靠无线电报,差不多每两个月,运送给养的战友会捎来山下两个月前收到的报纸书信,报刊的内容,照例已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因此战友们都逐渐丧失了对岁月日期的感念。一次有位战友吃午饭时说:昨夜月亮圆了,我看到刺刀上起霜了。分队长听了,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四周连绵起伏的雪峰,回到帐篷里拿出最近收到的报纸看了看日期,想了想说:看到月圆时,朝刺刀上哈气不能算。于是我知道,大家其实心有同愿,每逢月圆,都会对着刺刀哈气,盼望中秋快点到来。一夜凌晨四点,狂风呼号,我起身穿上皮衣去接岗,交岗的战友指一指当空的皓月,又小心翼翼地指一指枪上的刺刀,揭开皮帽上的护鼻罩,遮掩着嘴兴奋地说:“快看快看,起霜了,起霜了,我一直等着你来让你一起看,动都不敢动。”我仔细一看,他的刺刀果然寒光凛凛,霜气逼人。我再低头看我的刺刀,也已锋芒浴霜。这位战友交岗后,舍不得回去睡觉,陪着我在狂风中看月亮,数星星,护着刺刀上的寒霜,一直等到天亮,向清晨起床的战友们逐一报告消息。果然,那个月圆之夜正是中秋良宵。一星期后我们拔营起寨下山。回到山下基地,其他分队的战友也陆续从雪线上下来,基地食堂为每人都留有两块苏式月饼,酥皮的,咬一口掉渣。我赶紧领了两个热气腾腾刚出笼的馒头,把月饼夹在里面,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吃,那美味至今不再!在野外,每餐除了压缩饼干、猪肉蛋卷罐头和桔子罐头,再也没有别的食品,更不要说刚出锅的热馒头。今天看来,这些难忘的趣事和珍贵的回忆,全拜高原秋天的豁达所赐。

秋天的意义对于任何人,都是又近岁末,难免添了些紧迫感。恋人相约,怕秋寒的逼迫。美人迟暮,怕孤独的苍凉。官人途穷,怕下野的落魄。老人耄耋,怕年关的难捱。 穷人富人都开始了收获的总结,主人佣人都开始了备冬的忙碌。几多欢乐几多愁。然而“秋天依旧翩翩地来到眼前,草木金黄,天地尽染。竹笛伴着歌声幽婉,恍若隔世于疑讶之间,一抹清凉掠过腮边。”日本诗人岛崎藤村的《秋日》,平静地告诉我们:秋天的个性,就是宽厚和豁达得从未厚此薄彼。

2019年1022

于美国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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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扰之 2019-09-17 07:31:20

广而扰之

李公尚

广告,应算是人类自己骚扰自己最卓越的创意。好比人类发明体育,哄着自己消耗过剩的体能和热量;发明恋爱,诱惑自己忍受性交的乏味和支出一样,都属于自己作践自己。除人以外的动物,为了追逐食源,追捕猎物,疲于劳命,大都不会体能过剩或热情洋溢。同样,动物为了繁衍生息,延续生命,也都顺其自然,到了时节干净利索地交配或交尾,鲜有肉体尚未成交,精神上先拖泥带水地把自己搞得要死要活。1938年成立的“国际广告协会”关于“广告是有目的、有计划,连续性、说服性地将信息传递给公众,并需要支出费用的活动”的解释,和源自于古法语的“骚扰”一词是“长期反复追求使目标处于被约束的烦恼、不安、忧虑和麻烦状态(courrieala harache prender aucun par la harache)”的表达,实在相去不远。近年来又有好事者对中文的“广告”一词望文生情,将其白话展为文言文“广而告之”,不乏叠赘之烦,更弄巧成拙,纳虚露怯。此处“广”有,“告”有,唯“之”无所适从。“之”如果代表被告知的人,而人一“广”,就未必人人都愿意接受你的“告”,一味告知,未免强人所难。如果代表要告知人们的某事或某物,而被告知的人也未必个个喜欢某事或某物,所告之时,扰人耳目,照例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因此,“广而告之”,这个在美国传播学者亚历山大·戈德(Alexander Code)看来属于“变独有信息为共享的过程”,或者按照试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的说法是“以传递刺激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实为广而扰之。

隐恶扬善是人的本性。《礼记·中庸》载:“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是说先古舜王,善于询问,并善于通过考察人们的浅言俗语,了解人的品性。于是老谋深算的孔仲尼告诫弟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任何话都要小心,务必隐恶扬善。这里的“隐恶而扬善”,并非教导弟子多说别人的好处少说别人的坏话,而是让弟子们注意掩饰自己的缺点,吹捧自己的长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为自己做广告,处处碰壁,不得不隐恶扬善。朱熹的《集注》释:“迩言者,浅近之言。”刘敞的《贤论》云:“昔者舜有天下,大圣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贤而已矣,是以舜好问,好察迩言。”陈康祺《朗潜纪闻》卷三:“圣祖仁皇帝西巡,俯察迩言,采及清望,温旨褒奖。”都论及“迩言”和“隐恶扬善”的重要。 广告,用语多属于“迩言”,不遗余力地实践孔老先生的隐恶而扬善,把其原一本正经布道说教的道貌岸然,掩盖得了无痕迹,装扮成与世无害,平易近人:“我说我的,你做你的,爱听不听,爱信不信,不针对任何人。”很有大音稀声的境界。但一扩展为“广而告之”,就露出了针对性的獠牙,非“解惑授业”不能自己,其本身就已经广而扰之。

广告扰民,史来已久。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Alexandrea)市,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先生的家乡,与美国首都华盛顿DC隔波托马克河相望。波托马克河畔立有一金属铸成的碑牌,记载1612年英格兰的亚历山大船长带领一船移民在此登岸,建房造城。1619 年,丹麦人在海上抢劫了西班牙向南美洲运送黑人奴隶的船,将其中二十名黑奴运到亚历山大城港口拍卖,这座小城从此逐渐成为日后美国最大的黑奴拍卖市场。每有“夜半钟声到客船”之时,岸边一片鼎沸,船员将一串串手脚被缚且苟延残喘的黑奴驱赶到河中,洗去遍身污秽。第二天一早便手执长鞭,牵行于市,高声叫卖。被拍卖的黑奴赤身裸体,便于顾客验其体格,以质论价。这扰人耳目的沿街叫卖,便是当年的广而告之。华盛顿先生家有六百多名黑奴,不知多少是受这种“音响广告”影响买来的。不过这种广而扰之,比起公元前八百年腓尼基人建立的经贸繁荣的迦太基王国中,“商贩遍街叫卖”的盛况已晚了近三千年。比古罗马《贩奴记》和《角斗场》中拍卖和竞价的嘶声叫喊,也晚了两千多年。

同期中国人的广告,似乎斯文得多,也更艺术化一些。春秋时代步入“礼仪之邦”, 以“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诗经·周颂·有瞽》)”的礼乐盛况,广告国泰民安。三国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魏国步兵校尉阮籍,有诗“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凭吊春秋时的文明。到了汉代,“箫管”被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沿街卖货时,用来招揽生意。汉代的郑玄注《毛诗》与《礼记》,言:“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吹也。”唐代孔颖达疏也证明:“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以吹箫代替叫卖,“音悠声扬”,减轻叫卖之苦,只惜“礼崩乐坏”,难免扰人。

继音响广告之后出现的视觉广告,不乏触目惊心的扰民之嫌。古罗马时期风靡观赏奴隶角斗厮杀和人与野兽搏斗,以及马戏团的惊险,场面多用血淋淋的各色招贴广而告之。那时用孩子被鞭子抽打的图案作学校的标识,用屠宰家畜的图案作肉制品作坊的标识,用骡子拉磨的图案作面包房的标识,不胜枚举,应该是现代西方社会商标广告的源头。其时中国另辟蹊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佐证春秋时代宋国人悬旗作酒家的招牌广告。唐代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白居易“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无不以诗为证,店家悬旗标识,早已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对视觉广告的烦扰怒不可遏的,例如“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武松焦躁:俺又不白吃你的,休要惹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前后共吃了十八碗。”以酒旗作为店家的招牌广告,民间俗称“望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酒旗的升降,表示店家有无酒卖或是否营业。《东京梦华录》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证。

如果说古代的广告传递消费信息和引导消费信念的功效多于扰民,那么时代变了,广告也发生了遗传变异。如同现代人类恋爱,相互扶养繁衍自身,已经旁落为同居的附属品,而纵欲行乐彰显身份,则成为人们性交的主需求。现代广告大范围有目的选择性地传递信息,造成广告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让社会无法避免广告的误导乃至欺骗。美国立法限制广告欺骗,却把政治和宗教广告排除在外,被视为默许其误导和欺骗。例如竞选时的虚假许诺,募捐时的片面夸大等。另外广告利用技巧丰富且感染力强的传播手段,无缝不入,无所不在,造成了广告与公众之间互动的严重不对称,让社会无法躲避广告的强迫和裹挟。现代广告种类繁杂,形式多样,诸如报刊、影视、网络、广播、POP、邮寄、招贴、牌匾、包装、交通、用具、票证、餐盒、霓虹灯等广告,如影随行,体贴入微,染之如疫,避犹不及,已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最大病毒,日益压缩人类的生存空间,侵蚀人们的生命。要命的是,人们对这种病毒没有抵抗性,天天都在被动地接受其传播和感染,让人们有限的时间被任意吞噬。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得很好,但他却老眼昏花地忘了说下半句:“己所欲者,亦勿强施于人。”广告摆出的一幅“我都是为了你好,才管你的”,或者“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按照我说的做,对你绝不会有坏处”的挚爱面孔,貌似关怀,实为胁迫,扰人犹甚。很有不受其扰,不得其过的霸道。人们对于“爱你才打你,骂你是疼你”之类的仁爱,怕很难产生李笠翁之辈“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仍“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悦耳而莫之闻”(《闲情偶寄》)的淡然雅兴。也多达不到郑板桥“将旦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十六通家书》)的逍遥快活。

人类对于生物病毒,已有相当的研究。在得出“病毒很可能在第一个细胞进化出来时就存在(Iyer LM, Aravind L.Evolutionary genomics of nucleo-cytoplasmic Large DNA viruses》)”的共识后,人类开始“从细胞源头的蛋白质和核酸复合物中”研究建立“获得性免疫系统(RNAi)”。但是对广告病毒的研究,却无所用心。翻遍现代的广告学、传播学、通讯学、媒介学、信息学等著述,几乎都不见对广告毒害性和副作用的关注。相反,各种学说莫不是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源头着手,研究增强广告功率、加速广告传播,追求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效果,使广告病毒日彰月甚。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在说“精神摧残是生命存在的证明(《On Being and Essence》)”时,同样居心不良地回避了下半句:“生命的毁灭源自于精神的崩溃(柏拉图《理想国》)。”人类如此作践自己,谁能确定这不是人类在自我毁灭呢?

2019年912

于美国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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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性 2019-09-03 15:35:48

卖性

李公尚

自从有了行为艺术,艺术家就开始公开卖性——比卖笑直截了当,比卖身灵活便捷。当然,比卖淫冠冕堂皇。还有,比卖肉——至少用语上雅致。《纽约时报》推崇的“中国良心艺术家行为艺术”在纽约一个僻静暧昧的狭小巷子里展出,场地昏暗得像下等妓女出没的场所,让人轻而易举地联想到了性。其中一个作品饱受称赞:一个中国裸体女人的跨下夹着一个碎裂的北京天安门模型,女人的“血”滴在上面,标题《一B夹碎天安门》。标题没有翻译成外文,但“艺术没有国界,”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人们对作品的深刻含义和内在诉求一目了然。”然而获邀参观的“国际知名艺术家”们,贴近这个裸体女人的跨下长考或拍照,穷眼极目,大都不愿“一目了然”。倒是目挑心招,像把美味塞进嘴里吮手指头时的陶醉,又像嫖客提上裤子时的意犹未尽,更像逐臭癖者们品味嗅源时的贪婪——记者报道:“作品甚至用下体散发出的咸鱼味来表现真实,真实地反映中国妇女的觉醒。”

记得《纽约时报》报道妇女下体“觉醒”的例子还有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报道越南女人把刀片嵌进软木塞放进生殖器内,来对付当时在越南“为妇女和儿童”而战的美国士兵,以说明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面对的形势。还有一次是前年,报道越南妇女踊跃远嫁到中国,用生殖器获取中国人的大量钱财后,偷跑回越南开店办企业,以响应越南政府号召的吸引外资。不过这两次报道都和艺术无关,算不上行为艺术。尽管都符合行为艺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构成的与受众当面交流的一次性创作”(德国行为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定义,也符合“性是激发创作天才的源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多型缪态》Polymorphous Perverse)的学说。

热衷以性“表现真实”,似乎是艺术家的共“性”。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对此最有心得:“艺术家是性欲最旺盛的一群人,按照其性质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在艺术构思中消耗的能量,和在性行为中消耗的能量是同一种力。(《悲剧的诞生》)”这岂不就是说艺术家是在用性欲和性交能力进行创作吗?被称为“行为艺术祖母(Grandmother of performance art)”的马丽娜·阿布拉莫维奇2016年在纪念“从事艺术”五十周年和七十岁生日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作品通常是要卖的,性是受众永恒的话题。”因此“行为艺术中的性或性行为,最能引起受众的共鸣。”这不就是承认作品的受众是在享受“性”愉悦中接受其作品的吗?这让人不由想起了不法商人推销滞销产品时的回扣政策。又好比吃花酒,想“弄花”,就必须多买酒喝。曼哈顿的成人酒吧里不把钱举过头顶示意“再来一杯”, 妙龄裸体侍女是决不会到你身边任你一目了然的。这里与其说是买饮,不如说是买性。不信你换一群年老色衰的女人去,酒吧开不了几天就一定关张。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羞耻感,学会了用衣物遮羞。而行为艺术以卖性哗众取宠,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异。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ini Diderot)说“事物的性质是美的根源。(《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L’ Encyclopedia)”这话似乎与行为艺术的“性质”不相符。行为艺术是用人的思维和行为过程进行表现的一种社会活动,没有一般的表演艺术如杂技、体操那样靠技艺取人的本事,也缺乏戏剧、舞蹈创作内涵的深度,更罕见绘画、雕塑等持久的感染力,把身体作为行为创造的媒介,在意的不是美,而是引人注目的“震撼”。现实中的真实善良和美丽,通常不会引起真实善良美好的人们震撼,倒是与社会反动的虚假恶劣和丑陋才更能让人们震惊。因此注重感官刺激的行为,无论艺术效果如何,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荒谬。

狄德罗的另一句话“事实是哲学家真正的财富。”大概于艺术家来说是同意的。因为艺术家在很多情况下不必依据事实,仅凭臆想和编造就能获得财富。比如被教皇利奥十世封为“贴身男仆(Valet de chambre)”的艺术家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为梵蒂冈教皇居室创作的大型壁画《圣母的婚礼》及一系列的圣母像,就得到了教皇丰厚的封赏。事实是“圣母”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未婚先育后也没有补办过婚姻手续。比“圣母”玛丽娅晚出生一千四百多年的拉斐尔也从未见过“圣母”的尊容。但是他凭臆想编造出了“圣母”的“平静、安详和秀美”,符合教皇的审美能力。在那个看女人只能看圣母,只有画像中的圣母可以着装“薄、透、露”的时代,谁又知道终生不能婚娶的教皇,夜晚面对着四壁形形色色的圣母像不产生“性的共鸣”呢?

同样一件事,放在提倡尊重事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结果就大不相同。例如美国的国父兼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就认为:“总有一天,所谓耶稣以上帝为父,在处女的子宫里神秘诞生的说法,将与弥涅尔瓦从朱庇特的头脑中诞生的传说一样,被视为寓言。(And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e mystical generation of Jesus, by the Supreme Being as His Father, in the womb of a virgin, will be classed with the fable of the generation of Minerva, in the brain of Jupiter.)”由于杰弗逊执着事实,坚称“基督教是曾经照射人类的体系中最引人堕落的体系(Christianity is the perverted system that ever shone on Man.), ”晚年就不免贫困穷迫,债台高筑。所以说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财富,只能是事实,而非钱财。

当然,世界上善于臆想编造、无中生有的不只是艺术家,还有因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导致出现各种异常心理过程、异常人格特征和异常行为方式而没有能力按照社会认可的适宜方式活动的人。如患有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性精神病、偏执性精神病或反应性精神病等病态人格和性变态的人。他们和艺术家的共同点是,容易模糊现实和梦幻的界限,思维不着边际,经常产生幻觉、妄想和行为紊乱,把不可能或不存在的虚幻,编造成似是而非的悬念。例如能妄想出用女人下体夹碎物品而进行精神宣泄的行为作者和因为这个创意而喜庆女人下体觉醒的记者,颇显示出这种临床症状。在现实中,女人下体能夹的东西并不多,能被女人下体夹碎的物品少之又少。而作品的作者和产生共鸣的记者所表现出的奇异的信念和想法,及与其文化背景不一致的行为,实在和人格分裂障碍者沉溺于不寻常的知觉体验,追求幻觉及看见不存在的人并无二致。真是痴人说梦。

“每个人的作品,无论以何形式,都是他的自画像,是他本人性格的显现。(英国·伯特勒《众生之路》)”我对这话略有体会。此次艺术展的作者,多年前和我有过交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纽约学习艺术,成绩平平,却在电磁学研究方面大有斩获。他致力于搜集用过的电话卡和地铁卡,进行电磁加工充值后倒卖。不幸被警察抓住,驱逐出境。后在中国和国际上开始研究行为艺术并进行创作,作品大都以“性”表达对中国的厌恶和不满。这次他应美国一个民主基金会邀请前来美国举办个人艺术展,不幸因三十多年前和美国政府的那个过节,未得入境。所幸他的艺术展仍由那个基金会出面,如期开展。他写信邀我前往参观,并写一篇介绍性的评论。他说他很遗憾不能参加这次艺术展,因为他原打算用自己的行为艺术表现更精彩的作品。于是我想,他更精彩的作品会是什么呢?他又要用下体夹碎,呃,应该是挑碎或刺破什么呢?白宫他是不敢的,尽管他曾用分裂型的双面人格的语言说他“能挑碎前门楼子”。他说他的创作都是为了纯粹的艺术。我就想起了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一句话:“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然而受人之托,盛情难却,又不能不命笔,于是谨以本文作答。

言及将尽,又想起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一句话:“在艺术王国,个人的层面是一种局限,甚至是一种罪恶。当一种艺术形式基本上属于个人的时候,它只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病态(《现代人寻找灵魂》)。”以此作结。

2019年93

于美国纽约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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