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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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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屋檐底下的风景 2008-08-07 15:37:09

不敢想象,母亲已经往生两月有余。三七,五七,七七,我都没能回去。一切纪念均由姐姐和父亲操办。前几天,姐姐和父亲帮我在父母以前睡的大床板下找出我从小到大写的文章,甚至有我1985年读嘉定一中时的日记。母亲,你何时帮我整理的?甚至在我出国后,这些文稿,杂志,报纸,历经了金陵路小屋的搬迁,老家的搬迁,最后到达南苑七村依稀记得在肿瘤医院姑息科,我们谈起小时候你教我写第一篇作文时,你曾笑着说:阿小,你的宝贝妈都藏在七村呢。今夜,抚摸着这些由表弟捎来的已然发黄的旧文,我惟有泪千行。母亲啊,就是为了你的这份深情,我也要继续拿起笔来。(2008年8月)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唠叨是她最好的武器。我十分佩服这二十年来她练就的管理家庭的手段。我父亲按照一般乡里人的观点,是属于那种没有多少头脸,肯吃苦耐劳又实干,头脑有些小灵活的人。也许因为父亲身材矮小,在择妻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高马大的母亲(从我记事以来,母亲似乎没瘦过)。不过偶尔他骑车送我上学时,也会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你妈那会儿也没现在这样胖,个子高挑的,红润的脸……我就嘲笑他:“爸,你干嘛不找个小巧玲珑的?你属猴,再配上个‘小老鼠’,岂不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其实我妈正属鼠。
    我常有一种清晰的感觉:假如我父亲母亲能够从事某项专门职业,一定能有所作为。尤其是我母亲,我深信不疑。我的外公是个颇不走运的旧式乡下“小秀才”,当年为了逃避军役携同乡好友离家赴香岛谋生。50年代初,外婆患绝症,曾外祖父一纸电文召外工回沪,从此结束了他刚在香岛启航的“实业梦”。随着外婆棺木的入土,随着外公的再婚,随着众多弟妹的出生,还有那个众所周知的岁月,母亲从昔日的独女,娇小姐成为“一介平女”,最后下嫁给我的贫穷的父亲,当年穿一身海军服却到如今也仍是“旱鸭子”的父亲。
    父亲这一支在整个傅姓家族里一直是很让族人们瞧不起的。爷爷颇通文字,不耽于枯燥的田耕生活,常常三天两头不见人影,性格放浪而不顾家,父亲对他基本没多少记忆。奶奶胆小软弱又极不善理家,还患着“白癜风”的皮肤病。二奶奶,三婶婶她们常当着幼小的我和姐姐的面,叫奶奶“老蛤蟆”。我还记得当我不懂事地这样叫奶奶的时候,母亲狠狠地抽了我一巴掌。我依稀觉得母亲甚至流泪了。母亲一向是乐观、刚强而豁达的。可我那时还不很懂。

母亲给破落的傅家带来了高照的吉星,由于她的能干和善言,使得原本就很勤劳的父亲一步步从清贫中走向富裕,使得村上的姑娘,媳妇都乐意求她剪头发、描鞋样、论家常。人们每每说起我们家,总说:“阿彩的两个怎么怎么,阿彩的香菇怎么怎么……”,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现在。好在我父亲不是那种欲望很高又特别小鸡肚肠的男人,对于我母亲在外界的威信远远高于他这件事,似乎从不会引起他的反胃。

父亲除了早逝的爷爷,有病的奶奶,还有一个10几岁上就痴了的妹妹----我的小姑云凤。小姑在70年腊月不慎落水而死。当时人们都谣传是父亲新娶了媳妇嫌多了戆妹和奶奶合谋害死了小姑,以至于县上的农村工作组居然在穷得叮当响的傅家泾圈村驻扎了好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当然表明父亲是清白无辜的。然而父亲曾多次在酒后自责当年他不该出外当兵,留下寡母幼妹,孤苦无依,在闭塞落后的乡村里,虽有纯朴之民,亦不乏狡诈之辈。“你小姑的病起初并不严重,小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变得慢木一些,但长相聪明,也识字看书,怎知等我几年回来变的疯疯癫癫了。”如今,随着奶奶的去世,我们无从知道那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感叹命运之神曾经如此地轻慢我们傅家和我从未谋面的小姑。

父亲十三岁上小学,比他小4岁的母亲还高他一级。
     
“你那时不就天天穿一双草鞋,打破庙前走过,看上去比我还矮呢。”母亲这样取笑父亲。
     
“你别忘了,咱们俩的作文都被贴到庙门口让大家看……”
       
我的老天,父亲现在几个字像横爬的螃蟹,居然也有过优秀作文云云。
       
他们两个念书的学堂是村里的寺庙改建的。二年级看了《庵堂相会》,我管爸叫“陈阿兴”。

其实父亲和母亲是一点也不罗曼蒂克的。他们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都为着家计奔波。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在乡办企业劳累了一天的他们,往往一停下车便扛着铁锹,锄头往田里奔。我和姐姐常年在住宿学校读书,难得回家一次,也是帮倒忙。

近年来,父亲打破常规,每晚总要咪上一两盅酒,碰上母亲心情不愉快,常常是边咪酒边被母亲数落:“像一世没吃着?稀奇着,一瓶红葡萄酒又开了。”此时要是我们做孩子的不识相了,为了汤的咸淡,菜的好坏嘀嘀咕咕,母亲便要不停地唠叨:“我是前世也空不尽你们的债,老的要吃,小的要穿,一天到晚做你们的佣人。”说这话时还不忘拣一块鸡腿给我。
     
“你娘啊,刀子嘴,豆腐心。”父亲感叹道。
       
母亲便忍不住笑了:“我是寿头啊!”

        常常是周末,尤其是冬天光景。刚熄了火的灶头间被雾气漫着,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不明不暗的灯火悬在八仙桌上方。我们吃着笑着,过后我就闷头扒饭,瞥一眼忙着盛饭端汤的母亲和呷了几口老酒就乐得乱讲国家大事的父亲,眼底忽然涌上一股海潮,那么悲凉地叫着:“啊啊,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天伦之乐,是不会永远的,不会的。”我知道自己只是个平庸的小人物,我总是希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永远留在我身边,把我包围住,在那种满足的氛围里去走我的人生。由此便生出了很多“莫名”的忧伤。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外在很乐天、活泼,那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一份这一生中不可治愈的痛楚。为了不被它沉淀、迷惑,于是在行为上我抗逆着,本能地抗逆着。
        
就是这种抗逆,也是我的母亲赋予我的。我原先是一个凡事不能自主的孩子,从童年到少年,转而青年,每每像是走到了地域,母亲便如天使般给我一种气质,演化、孕育,终于在今天生出一幅翅膀,能在我年轻的天空里稍稍作些自由的飞翔,而不带走她一片云。

       
小学二年级时,我的大伯,父亲的异母兄弟,偷了我们为造房子而借来的二百块钱,一时间弄得村上沸沸扬扬。在事情未明了之前,母亲因为受了父亲的误解而流泪、痛哭,但在全村“公审大会”上,她竟令人惊诧地维护了傅氏兄弟的情分和尊严。她说:“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别人说什么任别人说,兄弟还是兄弟。”并提出大伯连钱一同偷去的布票、粮票一笔勾销。大伯七尺男儿羞愧得几乎无地自容。

有一次,远方表叔太龙来玩,父亲不经意地道出这件几年前的事,母亲皱着眉,很不高兴。表叔走了,母亲责怪父亲:“活了这把年纪,也不知轻重。过去的陈谷子有什么好讲的?还不是你一个祖宗的人?”说得父亲直点头。

父亲对电从少年起就异常感兴趣。他一生中引以为豪的事便是69年装成了一个天蓝色的收音机。稍稍记事,便觉得母亲为了收音机没少和父亲吵嘴。在母亲当时的意识里,这天蓝色的半导体将成为邻人耻笑我们的凭证。
       
“瞧这家人家,住着草棚,还一天到晚咿哩哇啦穷开心,无脑子!”
       
邻人中很有几个这样的女人。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在美术老师的画室里观赏到毕加索的画,便深深地被画中那女人夸张的长脖子吸引。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我这个孩子眼里:有些女人便是一种长脖子动物。对于他们来说,伸着长长的脖子是对外界强烈反应最有力的证明。当然还配备嘴巴。
       
那天蓝色的电家伙现在仍然扔在墙角,父亲不让丢。虽然他已经买过两个收音机了。

86年,家里终于决定买一个电视机。父亲有一个表姐住在城里,表姐夫是县里的一个小官。
     
“我去试试看吧。”父亲提上一只雄鸡,五斤香菇,准备进城托表姑妈买彩电。
       
傍晚的时候,父亲兴致勃勃地回来了。
      
“阿彩阿彩”,他一进门就叫我妈,“快了快了,农工商就要进一批彩电了,外国货!”
       
我和姐姐都很高兴,只是忙着学习,谁也没有好好注意。
       
过不多久,大概是周末吧。我刚放下书包,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在吵嘴。
     
“寿头,钞票刚刚拿去一个礼拜,电话倒打了三趟,也不怕你阿姐笑话。”母亲嘲笑父亲。
     
“你懂个啥?”沉默了半晌,父亲才傻呵呵地笑。
        我知道父亲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以前他过惯了苦日子,现在终于造起了两上两下楼房,两个女儿也长大。他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彩电,当然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理由嘲笑我父亲,虽然他未曾见过大世面,虽然他心里也未曾装着高远的蓝天和宽阔的大海。
       
彩电买来了,是日本产的三流货“欧瑞尔”,我看了看说明书。父亲在一旁乐得什么似的。农村里空间大,用不着安室外天线,当晚父亲就催着我们早早吃了晚饭看电视。他特地用白纱巾罩在机身上。
       
几年过去了,彩电对我们的吸引力在渐渐减退,只有父亲依然一如既往地呵护它,小心地搬移,还不时擦擦我们并未见着的灰尘。

      “你父亲呀,身上的夹衫脏得像被单布都懒得脱下来,对这个彩电倒服侍得像个人样。”母亲揶揄道。
     
“现在一架彩电多少?1500多不止,我们这个呢,才1000块。”
     
“通货膨胀”,父亲很为自己的远见而自豪。其实几年前促使他买下“欧瑞尔”的倒并不是这一点。
        
父亲很怕我们有一天远走高飞。每每我说:“我要考到北京去!”只要是涉及到外地去,他总是一本正经告诉我:“你不要想得太天真,外地总归是外地。你去看看,安徽、甘肃、云南,苦头吃到了刚刚晓得。”
      
“那南京怎么样?”我退一步问。
      
“唔,还是不好,总归不在上海,不在爷娘身边。”父亲沉吟了好久。
        
不料这句戏言竟让父亲做了一个恶梦。他梦见我和姐姐都考到南京去了,他急得乘火车追去。在车水马龙的南京大街上,他望着如流的人群,想到两个女儿不知在哪个角落,急得快要哭了。忽然一辆摩托从他身边驶过。啊,他看见我和一个陌生人坐在上面。
       
“妹妹,妹妹,回来啊……”
        
他就一直这么叫,一直追去,直到身子撞在一辆大卡车上才从大汗淋漓中惊醒。
       
“睡到半夜里,突然之间被他大呼小叫,我吓得以为来了贼骨头。”母亲边笑边讲。
       
不久这话就传遍了我那些姑姨舅叔,他们都哈哈大笑。
       
我高考结束,终于接到文学院的通知。父亲很高兴我没有在第一志愿报外地学校,其实我估分很惨,对于外地的那些好专业好学校连看都未敢再看。
      
“妹妹,住到上海去,不要一个人夜里出去,不要太相信外面人。”夏夜乘凉时,父亲认认真真地叮嘱我。从小他就不大叫我的乳名,而随姐姐一样叫我“妹妹”。
        我刚进大学,为着新的生活里出现的空白而发愁烦恼,为着温吞水一样的环境暗暗叹息。国庆回家,正是家里种香菇最忙的时候,我却顾自坐在楼上看闲书。母亲气得骂了我一顿,我感到很委屈。离家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好硬了头皮向正在忙着干活的母亲要:“妈,有零钱吗?”
       
母亲留给我一个背影,什么话也没说。
       
我含着泪拔脚就走出家门,在心里恨恨地说:“再也不叫你了,再也不回家了!”
       
周末又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乡间的小道,母亲到杭州去,没见着。
       
家里冷冷清清。
       
灯下,父亲在笨手笨脚地铺床,我在隔壁屋里理书报,到他屋里取塑料袋时,看着爸那个样子,心里忽然很难受。
     
“爹爹,你去看电视吧,我来。”我推开他,把大床单抖开,一个人闷头铺着。父亲好像有些束手无措地站着,也不看电视,也不翻报纸。我长到20岁,好像从来不曾为父亲铺过床,叠被子倒是常事,但那时他早就忙着干早晨的活,很少知道。这会儿,父亲好像特别满足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背上有一双眼睛。一直以为父亲是那种很粗心的男人。有时候我看书,他要来烦我了,不是叫“妹妹,我的袜子呢?”就要喊:“妹妹,眼睛不要离书这样近。”我就不高兴地推他走开,还要没大没小地嚷道:“讨厌死了,你这只‘木兔子’,‘木兔子’!”
       
但这一次,一个角一个角,一条边一条边地推平、折好,总让我有很多的难受感。
       
一定是我平时太不关心他们,所以我偶尔的“孝心”竟使父亲这样满足,高兴。哎,我真的很自私的,只关心自己,只关心青春。
        
也许女孩子长大了,不大愿意和父亲亲近。初中时我还很愿意陪父亲咪老酒。
        
寒冷的冬夜里,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地,空荡荡的客堂里坐着我们爷俩,为了黄岩的桔子便宜还是宁波的汤团好吃,爷俩天南地北地乱吹。
       
“我在那儿当兵时,桔子很大,这么大——”说着便比划出一个碗口大的圆形。

“我才不信呢!”
“不信就不信。唉,温州、玉环一带才叫人难忘哩!”说着他便出神地望着远处。

我常常遥想那个时代的父亲,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傅家泾圈的小宅,探索未知的世界。在他同样年轻过的胸膛里,曾经和我一样跳动着一颗好奇、青春、滚烫的的心啊!

    “爸,你那会儿到底当什么兵啊?”我从亲戚们那儿听来很多趣事,故意问他。
      
“炊事员,伙头军!一个人五分钟要切100个人吃的面条,一刀下去,一溜齐……”
       
“又吹牛!”我大笑。
       
“动作可真快,要不然人家怎么会叫我‘木兔子’?”
        
我们嘉定人喜欢说反话,事情糟了,却爱叫“这下好了”,动作迅速偏偏叫“木”,因父亲年轻时在农田里追野兔,落得一个“兔子”的绰号,乡人们皆称其为“木兔子”。想起来,他干活可真叫人吃惊,一顿饭几把火就给弄熟了,切土豆只听见“嗒嗒嗒”,就见细细的土豆丝从刀边滑出。可他大多时候只有速度没有质量,烧饭会把灶头弄得不干不净,灶膛里烟灰腾腾,母亲最恨他这些邋遢活。

“妹妹,爸爸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书也没念过多少,你总算也是念了大学,要多体谅你妈,她就是这样的人,说你几句也不要尽记着。上次你头也不回到学校,你妈追出来时,已看不见你人影。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讲出来才好,闷在肚里让我们摸不着,看不见。人大了,心思也重了……”说到最后一句,父亲竟然黯淡了好多。

“没有什么,爸,是我不好……”
        
我真想再回到以前,抱住父亲的头,爷俩头顶头闹着玩,却没好意思。逝去了的童年哟!

又过两个星期,妈从杭州回来,手上提着一只拴在项链上的小猪猡。
      
“真可爱!”我以前一向不喜欢这种有金有银的装饰品,觉得很俗气。然母亲带回的小猪却分外天真惹人爱。
      
“一声不响地到学校,让我们担心了好长时间。你这个小冤家。”母亲宽慰地笑着。

我好惭愧。20岁的人了,因为任性,因为不善解人意,还要让父母为我不安,偶尔地不开心,不多言,竟使得他们如此呵护我。父母如天啊,天付万物于我,我却无一物付天!

大学里上书法课,我居然做了丁迪蒙先生的课代表。自觉半个学期没认认真真练过字,雄心壮志决定在寒假里每天临八个赵孟畹拇笞帧?/SPAN>

清晨我独自临窗而坐,手握羊毫,煞有介事地提案抵钩,当小学教师的姐姐看着我落笔的几点,笑得直翻白眼。

“这种字,这种字呀!我们三年级的小孩也要比你强。”

父亲听见了,过来一瞧,也乐了,却说:“慢慢写,我看妹妹几个字要比姐姐的好。”

至此,每晚只要想起来了,就要问我还练不练字,有时拿起几张元书纸,看上几眼,却并不认真。

母亲也偶尔瞧瞧,说我的字架子放得不好,硬手硬脚,不像女孩儿写的。

“现在文章怎么不写了?一天到晚看乱七八糟的闲书。”有一天母亲忽然问起。

“写不出呀。”我随口答道。

“是你不用心吧。做什么事不用心都不行,年纪轻轻的就手脚发懒劲,以后有苦头吃呢。”

“妹妹,什么时候你能写本书拍成电视?”父亲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插上来。那神情活脱脱一个天真的小男孩。

“编电视?把你这个‘老猢狲’也编进去?做梦!”母亲笑骂道。

“你们不就是最好的风景吗?”我在心里轻轻地说。

依然是这一片屋檐,依然是这一方天地下的平凡人家。母亲依然每天喊着一家老的小的吃饭睡觉,电灯怎么开了好久了?都睡下了吗?电视少看看,今年电费二百八,人家也要看穷了…… (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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