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落戶於上海郊縣某農夫家庭的我，着實是個不太安分的野孩子。沒有姐姐的文靜，更無祖上忠厚老實之風範，常隨村中小輩人稱老父為“木兔子”，喚母“彩媽媽”。念了大學，離了本就沒的家庭管束，更似無法無天。可老爸老媽對我一向放任自流，人家問：“囡在啥地方讀書？”父親自豪答道：“上海哩。”至於上海哪塊角落，他可說不清了。

我大概是最不知足的一個。十天半月回趟家，還常要發幾回小脾氣，鬧幾回小彆扭。每每背起牛仔包（母親喚其為強盜包），拋下一句誓言：“從今以後，一刀兩斷，再不回家。”母親在身後笑得直拍大腿：“巴不得呢！省得一個月颳走200塊！”可一到星期六，心裡唯一的念頭，便是回去，見見兩張古老的臉，再看看住了幾十年的那棟老房子。

父母，從一生下來就認識，也許太擁有了，便不再珍惜，歲月一年大似一年，還真以為他們虧待了我。

“媽，家裡怎麼亂糟糟的，我的書又動過了。”發發無名火，是因為和學校相比，沒了那份秩序和整潔，可實實在在是那份井然有序，讓我總想溜回去過一下慵懶的生活。

忙忙忙，母親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田裡，地頭，廠里（鄉辦廠），又是牲口又是副業。而父親，回回見到的是一身髒衣服，見到他換新衣服，我便也知道不是上親戚就是過年過節了。

十年前當農場的堂伯第一個種起香菇蘑菇時，因人手不夠，請父母去相幫。相幫相幫，就學來了一套技術。搞副業，多好的收穫呀，白花花的是蘑菇，黃亮亮的是香菇。從六，七月份到十一二月，僅半年，錢就流進了口袋，抵得上鄉辦廠一年的辛苦。這麼一划算，父母那偉大的雄心便起來了。他們那麼積極地去截柴，自家不夠，還到二十里外的大姨家一車一車拖回來，浸到河裡，又扒來豬灰，曬在家門口，一時間臭氣熏天，蚊蟲肆意，一個夏天沒好日子過。等到豬灰硬邦邦了，又要將其與濕柴拌在一起，一層層往上疊，灰堆越疊越高，活像個蒙古包。父親矮小的身材在高大的灰堆前，顯得相當滑稽。他手握“夜貓叉”，如中世紀的堂吉柯德般衝鋒陷陣，“吭呦吭呦”，還是抄了上去。相反，在女人堆里，母親是屬於人高馬大的，她細緻能幹又善於指揮：“祥雲，那邊的角堆得不勻了，這兒再灑點石灰粉。”急性子的父親忙得竄上竄下像個猴子。七、八月的天，熱辣辣的太陽，汗水滴滴如雨水。父母都滿臉通紅，手上的青筋根根暴起。

待到不放心的時候，周到的母親又要去請堂伯來視察，直到他點頭才鬆口氣。

也許父母最大的傑作便是我和姐姐。我們一路讀上去，均考上本科，大專，這讓世代農夫的傅家頗為自豪。父親有時會自言自語：“從你們這輩就斷了土根啦。以後這三上三下的房子，有誰住呢？”說着說着又嘆起氣來。

有時候我們姐妹也會跑過去，試着把灰抄上去，母親便會心疼地叫起來：“會曬黑的，要發痧的，這暴日頭，進去進去。”

於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燒點綠豆湯，揀個大西瓜，浸在那口母親稱為“清得像貓眼睛”的老井裡。待涼得刺骨，便喊：“木兔子，彩媽媽，來喝口湯，歇一歇哩！”媽便回一路“阿囡阿小”地叫進門來，爸更是樂得眯了眼：“看前頭土根家養着個拆天拆地的兒子，哪有我兩個女兒有良心。”那光景，仿佛大太陽底下沒命干的，倒是我們了。

這一份愛，留在我們心頭的，便是那一片深深的秋天。(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