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张总说，在内部系统发了个好玩的东东给我。一看，原来是天涯上有主写的关于上海文革前后岁月的回忆。我快速浏览，一个假领子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哎呦，是上海男人，从都市到乡村谁没有戴过那玩意儿？记得我的诸位姨父，爸爸，大阿哥，小阿哥，都各领风骚，有过不同的假领子。现在的小孩，大约想象不出，假领子是什么东东？简言之，就是一件衬衫的最高部位，没有袖子，却可以像穿衣服一样穿过胳肢窝，也有钮扣，三粒正好扣住脖子下面约两寸光景的地方。人们笑话上海男人戴假领子，是因为，一个笔挺漂亮的假领子下面，可能是一件破棉毛衫，可能是一件暗旧的卫生衫。上海人真好面子啊！很多外地人略带嘲讽地谈论我们的假领子，连带着轻视一下已经被贴了标签的上海男人。

    我其实不算真正的上海人，虽然我是真正的上海本地人。记得那年从嘉定去上海读大学，许是一份年轻的虚荣吧，我和一个同伴不约而同改了乡音，说起正宗的上海话。上海话和嘉定方言是不同的，那嘴型更婉转，那音调更柔曼，女孩子说起来也是很嗲的。我也佩服了自己，说改就改了。虽然上班后，我的一位姚姓法官师傅经常要我来几句嘉定话，说是听着像炒硬夏豆（晒干的蚕豆）。

    曾有一段时间，有些上海人真的是看不起一切外地人的，所有非上海市区的人，都被斥为乡下人，自然包括我这一类的。93年在东方广播电台实习时，我曾经在自忠路向群的小房子里住过几个月，那楼上楼下的上海人邻居，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小孩的，不好好读书，只好做乡下人。一切的清洁工，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推小车的，倒马桶的，我的邻居都称为乡下人。每个周末我回嘉定，弄堂里的阿婆就会笑咪咪：“回乡下了？”是啊，我是回真正的乡下呢，有小河，田野，水桥，油菜花香的乡下呢。但我的很多同伴不是的，他们回的嘉定，在城厢镇，也是高楼，煤气灶，抽水马桶，哪里像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还要自己倒痰盂啊？所以称他们乡下人，自然有点委屈。青春时代的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有时是很木知木觉的，包括邻居对我的态度。直到有一天，楼上一位弄堂人民教师以十分傲慢的眼神瞥我，她儿子以十分无礼的脚步声，撒尿声，在我头顶（隔着一个薄薄的地板啊）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时，我怒发冲冠了，在他们又一次在我头顶地震，奔跑下楼时，我铁着脸说，你们真不如乡下人。

    后来，我又住过唐山路的三层阁，以及金陵路的亭子间，一住几年，真正融入上海人的市井生活后，我的心反而温暖和宽容了。也许我后来碰到的大部分是芳邻。那个永远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的汤阿姨，在我下班后懒散地什么也不想做的时候，端来热藤藤的饭菜，那精致的上海菜饭，目鱼大烤，罗宋汤，就是一把花生，都要装在漂亮的带花边的小碟子里。

    有一天，阿姨过来聊天，说起隔壁弄堂那位总是衣冠楚楚的老先生时，突然蹦出一句：伊是个老克拉啊！我惊讶地合不拢嘴，阿姨阿姨，什么意思吗？老柯拉是啥西洋镜？诺，就是英文的“颜色”翻译过来的呀，讲伊好色嘛，解放前头就这样叫伊的。

    阿姨淡淡的一句，却奇怪地改变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这座城市，有点傲慢，有点小气，却又有点神秘，有点雅致，有点洋气，好像一个你看不透的女人，带点香艳，却不轻佻。经常是夏日的午后，阿姨会在隔着布帘的厢房里，漫不经心地涂着指甲油，嘴里哼着周旋时代的小曲，有时还会过来帮我涂。有几次老木回来时，带了相机给我们拍照，阿姨必定说：等等我啊，换件衣服。再出来时，哪里只是换了件衫，必定青山绿水，眉画了，嘴涂了，头发也定了型了。

    从此，我记忆里梦里的上海是不同颜色的了。今夜在灯下，猛回首，啊，居然十年了，我何时这样轻易地抛弃了她呢？我居然这样轻易地抛弃了她！我曾刻骨爱着的女郎！

    总有淡淡的失落，失落于十年里我茫然错过的日子，失落于那些我骑着单车去兰心大戏院，去文化广场，去作家书屋，去衡山路，甚至邯郸路，那一杯清咖，一卷书，一部戏，一次倾谈就满怀快乐的青春年华。

    很想跟老总说，那个假领子，在我哑然失笑后，我更以为那是在没法好好过日子的年代里，上海人仍然顽强地，想要寻找一丝体面，一丝精致，虽然，也带着一丝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