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真正的挑戰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歐債危機這兩個例子中，儘管它們表面看來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情況，但是經濟相對論效應都同樣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的經濟崛起的例子中，如歷史上很多其它的經濟體的崛起那樣，經濟的相對論效應除了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廉價的勞力之外，還為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負面的或有害的衝擊提供了一個緩衝的機制；而在歐債危機這個例子中，經濟相對性則表現在由於抵消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的社安體系的損害而導致的經濟困境。這兩者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一部分人利益成為了維護或創造其他人利益的代價。 中國和歐債危機這兩個例子的主要區別在於經濟狀態的變化發生的開始時兩個地區的生活水平的起點不同。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在整體相對較低的生活水平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儘管在這崛起的過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沒有受到與其他一些人或主流社會的利益的同等的照顧，但是與更加貧窮落後的過去相比這部分人並沒因此而有明顯的失落感，所以不會由此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張力。但是，當歐元區成立的時候，各國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相對較高的。因此，除非他們的生活水平能夠有進一步的提高，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不會願意接受自己的生活水平將會成為他人的利益的代價而有所下降。再者，與低起點密切相關地，儘管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比起以前來更加兩極分化了，社會整體的絕對生活水平卻是向着不斷提高的方向發展，而歐元區的經濟則是向着滑坡的方向發展。這將帶來兩種非常不同的社會心理效應；中國人可能會因為一個看來有希望的未來而能忍受目前的相對貧困，而歐元區的人們卻可能從今昔對比中對未來感到失望。這種心理上的對比顯然將會對社會經濟和穩定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經濟相對論效應背後的真正的挑戰：既然在一定條件下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使所謂的主流經濟受惠，人們是否應該有目的有計劃地維持或甚至製造一群貧窮和弱勢的人以利於主流經濟？ 事實上，儘管人們並不了解經濟相對性背後的哲學原理，人類利用貧窮弱勢群體來為所謂的上流或主流社會牟利的實踐卻是由來已久。讓窮人繼續窮下去以使他們不會有太大的欲望從而就成為低成本的勞力的竅門根本不是什麼新鮮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地的富人幾千年前就喑熟的一種手段。即便是在所謂的市場經濟的年代，狡黠的老闆們都懂得如何並實際用儘可能低的報酬從員工那裡得到最大的收穫。也就是說人們一直在有目的有計劃地維持或甚至製造一群貧窮和弱勢的人以利於自己的或想象中的社會的利益。世界上甚至還流傳着這樣一種陰謀論說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比例的人繼續存活在這個地球上的話，那麼現有的自然資源和人類已有的文明知識可以讓他們過得非常幸福，顯然這是古代斯巴達式的思維在現代的一種翻版而已。 一個可以說幸運但也可以說是殘酷的事實是不論經濟有多壞，至少總有一個變好的機會，但這個最後的機會並不是市場效率的改善而帶來的，卻是一部分人生活利益甚至生存權利的損失而帶來的。儘管大多數人對於這一點可能很陌生，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但了解這一點，而且也確實把這一點作為提升經濟的手段。這意味着與很多人所想的和聽到的不同，一個好的經濟的判斷和目標從根本上來說與人們所推崇的公平原則並不一致，這是經濟相對論意義的很殘酷的一面（因為它實際涉及到很多弱勢人群的生活和生存）。這一點與股市的起伏有些類似。自有股市以來，世界上的主要股市都經歷過一些大的跌落，但都總是能夠從低谷中恢復過來。但是，人們常常忽略了的是這恢復背後的代價是有些人永遠也無法再恢復他在股市跌落前的輝煌，這當中當然包括那些因為股市下跌而跳樓的人。全方位的現實生活中的遊戲其實與股市類似，但卻常常是要更加殘酷得多。整體經濟的恢復不但意味着過去一段的經濟不好的階段的結束，而且也常意味着一些人在經濟變壞之前的好日子甚至生存的權利作為恢復的代價而永久消失。 基於我們對於經濟相對論的理解，如果我們再來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歐債危機的例子，我們可以從很多潛在的解決目前危機的可能性中看到兩個邏輯上最說得通的可能性：1）建立一個中央調控的稅收體系或中央控制的基金，用來補償競爭力弱的國家的經濟以幫助抵消由經濟相對論效應產生的跨國界的不平衡；2）對競爭力較弱的國家進行經濟結構的重整以使他們的結構與競爭力強的國家一樣。 如果以上兩項措施中的任何一項能夠成功的話，它都可以解決或減緩目前的歐債危機。但是，由於所謂的經濟結構中的最重要的基本元素就是財富的分配和包括社會地位在內的人們相互間社會關係，也由於每個現存的經濟結構都與該經濟體內的生活風格與文化密切相關，一個通過對經濟結構的快速改造來實現的經濟恢復將毫無疑問地會以一些人的利益為代價的，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崛起初期的情況的再版。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是，雖然過去幾千年裡人類社會實際上一直存在通過維持甚至創造一個貧窮或弱勢的群體以滿足社會經濟的需要，社會的大多數人是否應該從道義上允許或支持這樣的做法？每個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其實應該先問一下自己是否願意成為滿足其他人的利益的代價。如果他的回答是“不”，而且他相信公平的原則，那麼從道義上來說他對於前面那個問題的回答就同樣應該是“不”。 實際上，對於人類社會是否應允許或支持維持或創造貧窮和弱勢人群這個問題的任何肯定的答覆都違背了存在於市場經濟背後的公平競爭和公平交易的原則，因此從長遠來看，對於這種做法的放任將可能會有損以交易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就象我們從歐債危機的例子中所看到的當公平原則因市場的不平衡而被打破之後又反過來傷害市場一樣。此外，實際上想要做到象中國在過去25年裡崛起的過程中那樣一面維持了一個相對弱勢的群體，一面還能不斷地改善他們的整體生活水平並不是一件可以有計劃有目的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對上述那個問題的肯定答覆從長遠來說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有巨大風險。 但是，雖然一個否定的回答聽起來簡單而且從道義上來說也站得住腳，在現實生活中，當遇到很多實際的挑戰時，很多人恐怕都不得不實際上站在回答“是”的立場上，不論他們內心中的良知是怎麼想的。這是因為面對上述問題的否定的回答很多時候有可能實際上意味着整體經濟的衰退，因此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人們恐怕不得不違背自己對公平的信仰而選擇認同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護主流社會的經濟。 另一方面，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從社會道義上允許犧牲一部分人來保護其他人的利益的風險又是很明顯的：明天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他今天所支持的社會行為的犧牲者（這一點在中國文革的早期各派勢力的起伏中就很明顯）。 所以，對於經濟相對論的認識為我們提出兩個不同的但又彼此相關的目標：1）創造一個良好的使社會上每個人都有機會享受的經濟環境；2）確保每個人都不會成為其他的人或社會整體的利益的犧牲品。這裡真正的挑戰是如何使這兩個道義上應該一致但實際常不一致的目標統一起來。這相當於增加整體無序的大環境中有序的局部之間的相互協調性，也就是減少整體的無序程度。 但是，由於經濟的相對論效應，即便"一個真正良好的經濟將是最大限度地公平的經濟"這樣的話說起來很動聽，不幸的是，當經濟出現問題而需要採取緊急措施的時候，如果不知道該如何在創造良好經濟的同時來最大限度地維持社會公平的話，那麼人們恐怕沒有什麼機會用事實來印證這種動聽的理論。換言之，由於經濟的相對論效應，光有維持公平的美好意願而不了解如何做到這一點是不足以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實際維持社會公平的。我們需要對於經濟的相對性及公平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更好的了解才能真正在創造良好經濟的過程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公平。 2.5 一個誇張的誤解 （待續） 相關鏈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