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榕菁

1. 序幕

2012年6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来303区域号（科罗拉多的区域号）的一个自称名叫Tyson的人的电话，说我前两天申请的一个3个月的IT合同职位被批准了，一会儿那个收到我简历的公司会打电话给我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开场白，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只要申请不需面谈就批准的工作位置，而且也不记得那段时间给科罗拉多地区的公司投过简历。但还没等我搞明白怎么回事，对方就挂了电话。几乎在他挂电话的同时，另一个显示是纽约市区的电话打了进来。我刚接电话就听对方一位自报叫做Shane的人说：恭喜你，A银行给你一个3个月长的项目位置的offer。

他说的A银行是世界顶级银行之一。几天前我确实收到过一个关于在泽西城的3个月长的IT项目位置的email，按照我找工作的惯例，我将我的简历寄给了对方；但因为当初对方的email中并没有提到client是哪家公司，所以我并不知道那是A银行的一个项目。于是我问Shane怎么会还没有面谈就有offer。他说“他们知道你，而且喜欢你，所以就给你offer。”

失业已久的我当然不会管那么多了。有大银行给我一个项目做，那还不是大好事呀。于是我按照他提的一些要求email给他了一些个人信息资料。其中有些明显是多余的，比如他打给我的电话号码。但是，既然是对方提的要求，我就照办。

几天后，Shane告诉我A银行的那个接受我的小组要和我在电话里聊聊。我说，上次你不是说他们已经给我offer了吗，怎么还要电话面谈？他肯定地回答，银行给你offer了，只是需要让那个小组的人和你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一下。于是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接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带有中国口音的女士，她问了我几个专业问题，就是一般的我早已得心应手的电话面试。不过她确实也问我关于项目和她们小组我想了解些什么，我也一如既往地告诉她没什么想了解的。这是因为我接受的电话面谈太多了，而且每次都基本上100%回答那些对我来说很容易的问题，但每次都基本上没有下文，我早已把电话面试看成距离Offer还有十万八千里，所以根本不关心没有拿到Offer的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又经历一些对于3个月的短期银行IT项目从未听说过的什么十年背景调查之类奇怪操作，有一天Shane让我去A银行做Programming Exercise。我问Shane这是否就是考试，他说不是，只是去见见小组人员。于是我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A银行在百老汇大街的办公楼，在那里他们给我一个笔记本电脑，让我做题。我很快完成了那里的题目。事后得知我是他们那段时间里面试过的人里面唯一在限定时间内完全做对答案的人。做完题之后还和项目雇人经理见了个面握了个手就让我回去了。之后Shane又告诉我，另一家总部在科罗拉多的顾问公司将接手我的合同，我猜那就是为什么当初一开始会有来自科罗拉多的人先打电话给我说Shane他们公司会和我联系的原因吧。

又过了几天，收到A银行的一个寄给我和另一个名叫DT（本文中的人名都是缩写）的人的email，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A银行在泽西城的办公室上班。而那位DT也借机给我发了一个email，打了一个招呼。在约定的时间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那是在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被A银行并购的大名鼎鼎的世界级投资银行ML的一处地方。那位DT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小伙，大概30多岁。看上去挺精干，身体壮实，言谈间充满自信，反应很快。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那栋大楼的第二层楼，不过他们按照老式叫法称其为first floor。那是一个不同部门混合在一起的楼层。我们要加入的小组共有4人，三个南亚人一个来自中国的华人。上次给我电话面试的就是那位华人。小组上面有一位名为NV的经理，就是之前我在电脑上做完题试和我握手的那位。NV不在这里工作，她的办公室在曼哈顿百老汇大街的那幢我做题的大楼里。她的级别是director，这与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小组显得有些不相称。小组的实际运作由三位南亚人中的一位名叫BR的男BA（Business Analyst）来管理。

我和DT被临时安排在同一个桌子上，并被告知经理在休假，所以暂时无法给我们安排工作，也无法给我们电脑。BR只是给我们发了几张有关他们小组所负责的middle office系统的简单介绍的打印件，让我们一边读文件一边耐心等待。偶尔地BR会把我们俩叫到一个会议室里，在墙上的白板上给我们俩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系统的intranet 的web set是如何工作的，算是对于发给我们的那些打印件的解释。当然，我们也只是听听而已，因为我们是不可能通过那样的方式来真正了解那个系统的。除此之外，就是我和DT两个人坐着海阔天空地闲聊。他告诉我之前他是著名投资银行GS的一个高级经理，失业后找工作，所以也被招来做这个项目。他后告诉我他几天后就要去休假，已和A银行打过招呼。

DT说他非常“resourceful”，也确实表现出这个特点，他不但反应很快，知识面也挺广，而且闲聊中他随时随地用他的手机上网查询任何在我们聊天中遇到的议题。连我给他介绍说在网上看到北京少年宫给报名的儿童出了一个1，1，2，21，。。。要孩子们写出后面的数字这个故事，他都马上上网查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难的序列题目，名叫Morris Number Sequence，怎么可能会给幼儿园的小孩们出这种题呢？我说我也是在网上视频里看到的。

周四下班时，DT告诉我他周五就去休假了，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因为他觉得那个项目没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我已失业了很长时间，只有坚持坚持再说。我祝他假期愉快。其实，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每次找工作又都会被对方把工资压得很低，远低于比我资历和学历都差的远的人；而且奇怪的很只要能进入面谈阶段的，对方给出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一口价，没得讨价还价，还似乎他们都知道其他人给我开的价，尽管我自己绝对不会把没有得到的offer的开价告诉其他人。

周五下午，BR走来告诉我，因为经理还在休假，他们无法给我发电脑，也不知该让我做什么，所以下星期我也不要来了，而是要在家里等他们的通知。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我就不会再参加这个项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让我在家等电话。

我在去Path（地铁）站的路上，碰到DT。他正好从一家店里出来，看到我就和我打了招呼。他主动说他已找到新的工作，所以以后不会来ML做那个项目了。我说他们让我下周也别来了。他表现得惊讶地脱口而出：“为什么？我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能行的。”

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所以没有察觉出他的话里有何不妥，只是告诉他那个BR说不知道让我干什么，要我回家等等。DT说这可以理解，让我不要担心，回家等候。

回去后，我们俩又通了email。我和他说尽管临走前那家顾问公司让我给他们发了那周的timesheet，我不敢肯定他们会给我那个星期的工资，因为我什么也没干。DT安慰我说：“You will be paid for this week and you will go back when the computers are there. They don't want to pay u to sit around reading the same documents. That's my understanding。”当时情绪低落的我也很感激他的好意安慰。

但几年后回想那段经历时，突然隐隐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和他打交道的经历那么象侦探剧中的情节呢？难道说他和我在一起的那几天是。。。。？

2. 笔记本和桌子

两周后的一个周五接到顾问公司的电话让我下周一去ML在泽西城的那个地方上班。

这次去上班，BR给我发了一个很沉重的旧笔记本电脑，并告诉我每天必须带它回家再带来，因为放在办公室里不安全。BR还给我分配了一个桌子，那是在一个大的cubical的边缘的小桌子，是整个楼层中所有人的办公桌的三分之一大小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台式电脑的主机。因为该楼层所有的人都配备有一台笔记本加一个台式电脑，所以我刚看到那个主机还以为是给我的，只是奇怪怎么没有屏幕，BR马上告诉我那是小组在南亚的一个组员的台式电脑的主机，我不能用，但必须负责帮助该南亚组员开关该主机。也就是说，在我那张只有整个楼层的几上百个人的每个人的桌子的三分之一大小的桌面上有一台我不能用却要负责开关的台式电脑的主机占了四分之一的桌面。那个cubical里的绝大多数地方是另一个与我所在的组完全无关的部门的人，他们不和我打招呼，我也没有觉得有必要和他们打招呼。

虽然有了一台可能是整个楼层里最旧最重的笔记本电脑，但他们只给了我email账号和可以上网的功能，没有给我任何可以进入他们的软件系统的账号。所以，我最多只能上网和看email，与普通人在家干的事差不多，只不过可以看他们内部的一些网页而已。至于之前BR给我和DT演示的他们小组管理和建立的网页的一部分我可以进入，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3. 小组成员

这时我才知道该小组除了在泽西城有四个成员外，在南亚那个国家（即那个据说在3000年前由雅利安人建国和建教的南亚国家）还有4个成员，其中一个偶尔来美国出差时就坐在我的那个位置上，桌上的那个台式主机就是他用的。那四位南亚的成员每天在美国的上午也就是他们那里的晚上会连接到泽西城的办公室工作，直到美国这里的中午也就是他们那里的半夜才下班。至于我们这里上班之前他们是否也连接进来工作，我就不知道了，技术上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不干我的事，我也根本不关心。四位中有两位是测试员，他们日后对我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那是在第一次风暴过后的事了。

而在泽西城的四位成员中，除了BR之外还有两个从那个南亚国来的，一位如我一样是IT程序员，名叫AV，另一位也是BA，是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名叫GJ的即将临产的女BA。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女组员王女士，和我一样是IT程序员。他们四位都是ML的正式雇员，只有我是短期合同工。

这里的好戏即将登台。那位即将临产的GJ被分配给我介绍该小组的系统。她告诉我那是她歇产假前的最后一周，而且随时可能就不来上班了，不一定能坚持到周末，。而那位BR将我分配去听GJ介绍系统的时候明确告诉我以下几点：

1）他们两位BA只懂得系统的逻辑设计和功能，对系统的编程与数据库一无所知；

2）如果我有任何问题，只能问他们两位BA，当GJ去歇产假时，就只需问他一个人，绝不允许问小组中的另外两位IT程序员。他反复强调绝不允许我去问另两个成员这一点。

4. 预演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位GJ发给我几份他们的系统的设计文字档材料，然后按照那些文字档一页一页地在电脑屏幕上给我演示该系统。但她似乎很快发现我学的很快，因而对我的态度显得客气得很多。不过，当那BR过来的时候， GJ有意无意地说NV把Ron弄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当时搞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周五GJ不能来上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BR的更令人费解的一出戏。

那天因为GJ没来，所以就由BR继续给我介绍他们的middle offce网站系统。只不过因为他的电话较多，不愿让我听到他讲电话，所幸我们的位子相距较远，所以就给我通过分享电脑屏幕然后在电话里给我来远距讲解。这过程中，那位GJ从家里给BR发了一个信息，BR回复说：“Ron is stupid.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do this.”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与小组项目有关的内容，而小组里只有我一个叫Ron，所以他显然是在说我。。。。也就是说他当时在给我布置的是他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他为什么会让我看见他给GJ的回复嘛，我也不知他是忘了还在与我分享屏幕呢，还是故意的。不管怎么说，第一周过的还算太平。

在这一周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那就是我原来在RBS工作时的同事朱某给我发短信说他在RBS的工作没了。而我知道DT刚走，我所在的ML的项目应该缺人，我就让他把简历寄给了我，我将他的简历转给了我所在的顾问公司。顾问公司居然很快给他面试，并给他offer，让他下周三就可以上班（这里的周三而不是周一是有名堂的）。因为是我介绍他进去的，所以他没有向我隐瞒他的薪酬比我高40%，而且不无得意地向我炫耀他那和整个楼层一般人一样大的桌面，以及崭新的笔记本外加台式电脑。我只是笑笑，因为那些年我的经历让我早已习惯了这个国家里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打压我，况且朱某的水平我是清楚的。当初他进RBS的时候，我就面试了他，后来他进去后也很显得很牛气，只是他的水平与牛气之间有些不符而已。正常。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早已习惯了。只不过很显然朱某对于ML项目在等待他的是什么毫无概念。日后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替他解决了最难的问题，他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工作至少有一半是我替他完成的。这里就免去更多的细节了。

5. 暴风雨

经过了两个BA给我进行的一个星期的比纸上谈兵稍微好一些的工作交待之后，在新的一周的周一，一场蓄谋已久的暴风雨猛烈袭来。首先，周一一早我收到BR转来的来自公司高层有关要更新他们现有的middle office系统的文字档文件外加一个400行的spreadsheet电子表格，表格的每一行都有数百列。BR在email中说要我在两天内按照那个文字档的要求完成对现有的middle office系统的修改，而那个电子表格就是这次修改过程中需要输入数据库的数据。而且他再次郑重警告我不得向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一位现有的小组成员询问有关系统的知识（当时那位GJ可能已经临产，不再收到她的email）。而在过去一个星期中我已经发现，正如BR最初告诉我的那样，他和那位GJ对系统程序和数据确实根本不懂。

5.1. 远方的干扰

与此同时，就像一场演练好的合唱，南亚那个国家里的组员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先是帮助我建立了他们的UNIX系统的账号，以及进入他们的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使得我可以实际进入他们的UNIX系统和数据库进行修改。很显然，任何具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知道接下来我最应该做的就是阅读那份文字档，并进入他们的UNIX系统和数据库，结合着那份电子表格先来弄清他们现有的UNIX系统以及数据库是如何设计的，那样才能进行修改。但如果接下来的戏码是按照正常逻辑来走，那顶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挑战而谈不上是暴风雨。

接下来，刚登场的南亚那边的组员是没完没了地给我发短信，一会儿让我帮他们启动放在我桌上的那个台式电脑CPU，一会儿问我一些与我要进行的工作无关的有的没有的问题，只要我回答的稍微慢一些，BR就会气势汹汹地跑到我的位子上来质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在南亚的小组成员的短信。那四位中的一位看似是住南亚办公室四人中的组长身份的人的打字速度是我所见过的最快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我当初在CAE上班时小组里的一位来自香港移民的小伙子，他打字的速度是公认的高速。这两个人的特点都是他们打字的速度比我们阅读他们打字内容的速度还要快的多。

很显然，来自南亚的短信干扰骚扰严重影响了我阅读文件以及摸清他们的UNIX和数据库的进程。

这时我才开始回过味来。之前BR之所以会假装忘记还在和我分享屏幕，而在给GJ的短信中说：“Ron is stupid.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do this”这句话，不论他是要吓唬我还是要警告我，那都是其来有自的。

5.2. 破解系统

在系统方面，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按照之前那两个BA给我做的演示，熟悉他们网站的功能，并将网站前端的功能与后端的程序对应起来，然再把程序以及前端和后端的程序与数据库对应起来。在上帝的看顾下，我顶着他们的干扰，静下心来研究他们的系统，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是破解他们的系统。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挑战还不是他们没有给任何有关该系统及数据库的介绍，而是按照那份系统更新的文字档的要求以及那份电子表格的数据，数据库中的有些表格的格式需要修改（主要是增加新的表列），有些表格需要被一分为二，有些表格根本不存在因而需要从新建立，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那份文字档文件和那400行的电子表格上的数据密切地绑在一起。

感谢上帝，奇迹发生！出乎他们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周二下午，我不但完成了文字档中所要求的所有修改，而且发现那400行的电子表格的最后一行有一个字符串不符合要求。当我发现那一问题时已过了正常下班时间了，BR也不在他的位子上。因为我肯定那是他们的错误，所以我先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那个字符串进行了符合数据库表格设定的修改，然后就理直气壮地打破了BR给我定下的不允许向他以外的任何一位小组成员打听有关系统的问题的规矩，走到那位来自中国的王女士的位子上，向她指出了电子表格上的那个数据的错误。王女士当即帮我查证了一下，并肯定了我所发现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已完成了所有要求的修改。她说她帮我检查一下，于是我回到了我自己的位子上。过了好一阵，她过来告诉我，所有我所做的修改都完全正确。这样我就一身轻松地离开了办公室。那是我在ML工作的几个月内的唯一一次加班。当然，我加班从来都拿不到加班费的，这也是自2004年以后的我在所有IT项目中基本上从不加班的重要原因。因为我既不加班又总是能提前完成任务，所以当初在RBS工作时，不加班也成为了小组其他成员（除了组长是越南人之外，都是来自中国的华人）看我不顺眼的重要原因之一。

6. 第二场暴风雨----一场小风暴

第二天一早来到办公室后，我被告知在曼哈顿的经理NV要给全组的人开电话会议（正好朱某也来上班了）。原本以为我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之后会受到几句夸奖。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让我忍不住顶了经理一句。

首先，王女士向经理汇报说我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有南亚的组员说系统还有一部分的没有在这次的行动中得到更新，而没有更新的部分与更新的部分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由于我只更新了整个middle office的一部分，没有被更新的部分已就无法再正常工作了。不过他也如实地说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给我的更新要求的文字档中完全没有提到剩下的那部分。NV问他还剩多少，对方回答说已更新的只占整个middle office的大概40%左右，也就是说剩下的还有大概60%。NV脱口点着我的名说，你今天把它完成了。我听了之后也脱口而出，这不可能。这时NV气急败坏地叫着“Shit，shit， shit”。王女士出来打圆场说他们根本还没有向我介绍剩下的部分需要如何改，而且我连那部分的前端都进不去，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需的特殊的密码，因此我根本无法将后端的系统与前端对应起来。南亚的几个人也出来打圆场。

最后决定，由那位AV帮我分担接下来的更新，并在周末之前完成，而在南亚国的两位测试员则负责给我进入剩下部分的许可，并通过给我开ticket的方式让我知道剩下的那些部分中有哪些因为我之前对系统所做的修改而不再能正常运作了。我后来发现，在剩下的那大概60%的分量中，仍然我是改大头的，熟悉系统的AV反而只改一小块。就这样，在奇迹般地完成了被所有人认为impossible的任务后，非但没有得到NV的半句好话，却得到了她的三个愤怒的shit。不过这件事也让我知道NV这位与这个小组的小规模不太相称的director级别的经理其实对这个小组在干什么是完全不知情的。

散会后，新来的朱某跑来和我打招呼。我以为他会说两句同情的话，但他只是笑着说：“你干不了的话，我可以帮你干。”我只是对他苦笑一下，心说“三天的时间连教你熟悉系统都来不及，你能帮我干什么。”

7. 新项目

当系统被完全更新后，BR又收到上面要求将整个middle office系统再进一步大规模更新的要求，这次的更新要由我和AV以及朱某共同进行。这次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轻松的事了，却是朱某难受的日子的开始。这次因GJ不在，所以完全由BR给朱某介绍系统。系统介绍完之后，朱某开始进入角色。但因为这次的时限为年底，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踌躇满志，并没有找我帮忙，等到项目限时过去一半时他仍连门都摸不着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他的部分，这是后话。

这期间南亚那边的四个组员除了那两位测试员是实际在帮助我完成工作之外，另外两位的短信干扰也少了许多。有一天，突然没有了来自南亚的短信和Email。那天感觉一下子似乎冷清了许多。事后得知那是因为南亚的那个国家发生了涉及6亿人的大规模停电。这次停电过后，那边的人也不再发短信干扰了。或许他们那里的工作作息安排也发生了变化。

8. 合同的性质

Middle office剩下的部分虽说分量也很大，但是有了之前的更新的经验，加上那两位在南亚的测试员对系统非常熟悉，因此开出的ticket都很准确地指出哪里存在问题，所以进展还比较顺利。

第二周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NV总算移驾到泽西城办公楼来召集所有在美国这里的组员开个会，谈谈形势。对我来说，其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得知了我和朱某的合同其实不属于这个小组，而是A银行总部下达的SOW，因此我们的工资是直接由总部拨下来，不占她们小组的经费，而且她口气里那钱还不少。这再次验证了我的猜测：过去这些年里我的工资一直被压得那么低都是猎头顾问公司干的，至于所有我工作过或面谈过的猎头顾问公司都把我的工资的数额压成一样的数值则是背后有一股超越他们的力量在操作（否则他们不可能都知道别人给我开的是什么价）。。。。而那股力量之所以能那么做就表明他们有把握已经控制了我的工作机会，因而知道我除了接受他们给的offer之外不可能得到任何其它地方的工作offer。

9. NV态度之改变和离去

对于我的timesheet，NV一直都非常痛快地签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从不耽搁，这点值得肯定。九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收到NV的email要我去她在曼哈顿的办公室一趟。我到那里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高脚酒杯，杯里有着淡黄色的wine。她一边品着酒，一边和我聊。意思是说认为我的表现不错，她对我很满意，问我是否有打算找一个长久工作的落脚点。我以为她要给我转正，就说当然愿意。她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随便聊聊之后，就让我走了。

时间来到十月初的某一天，突然收到NV给我的Email说她被调离该小组了，以后的timesheet就找BR去签名。我想她肯定应该是给所有人都发了同样的email，也没问朱某。因为我已养成对与我无关的事务不关心的习惯。

等到周五需要给timesheet签名时，因为BR和我们在同一楼层，所以我特意将timesheet打印出来，拿着它走到BR的桌前请他签字。他楞了一下说，你应该找NV签字呀。我说NV已经走了，你现在被提升为经理了。他说胡扯，没人告诉他这回事。我说我有NV的email，他让我把NV的email转发给他。我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将NV的那份email转发给了BR。当我再次来到BR的位子上时，他才同意给我的timesheet签了字。

就这样，我们小组的经理走人了，连作为实际组长的BR都不知道，而这个BR升迁经理的消息还是由我这个临时工告诉他的！

10. 项目的继续和结束

事后想想，NV的离去其实与当初招聘我的时候所说的三个月的项目的时间恰巧基本一致，只是不知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逻辑关联。不过我当时其实早已把那个三个月的期限忘光了。这是因为我过去那么多年的IT合同工的经历里，没有一次是真正按照最开始定的时间结束合同的。

但是，我的那个顾问公司并没有忘记三个月的期限。十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NV走了两周后，我接到顾问公司的电话问我：你们怎么还在那里干活呀，你们不应该再去上班了。于是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朱某，并和他一起找到BR。BR说这不行，你们的项目正干到一半怎么能走。他说他给我们的顾问公司打电话，于是我们就又留了下来，直到年底当项目按照预定的期限完成后，我们才结束了在A银行的工作。

11. 歧视

前面提到的我在美国干IT的工资被长期压得比资历学历都远不如我的人要低很多，这种状况不是在A银行做项目时才有的。但是，在A银行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在别的地方从未遭遇过的特殊的歧视。前面提到的我的桌子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大小还要放一台我不能用的台式CPU，别人都有一部新笔记本加一个台式电脑而我只有一个笨重的老旧笔记本而且被要求每天要背回去背回来。这些歧视与在门卡上遇到的歧视相比，都属于隐性的不具侮辱性的歧视了。

自2012年6月下旬第一次去ML在泽西城的一栋大楼上班，直到十月下旬办公室从泽西城搬到曼哈顿之前两周的几个月里我都没有正式门卡。而由我介绍进来的朱某一来就马上有正式门卡。

没有正式门卡的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楼下门卫那里照相领取临时门卡。估计他们也已经被打招呼了，所以虽然我是唯一一个几十天如一日地这么干，每次我去照相时他们也见怪不怪。但这还并不是最羞辱人的地方。

他们那栋楼并非ML专用的，而是有几家不同的公司分享的。所以从大门进去后，到了我上班所在的first floor（其实是二楼），还要再进一扇有门锁的玻璃门。有正式门卡的人只要一刷门卡，就可以进去，而我的临时门卡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每天上班都必须象要饭的似的，站在门口，等着全楼任何一个有门卡的人进去时把我带进去。显然，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敢独自一人在上班期间象其他人那样出去的。而且整层楼只有男女厕所各一间。ML在该栋楼里有两层楼。每天上午打扫卫生的人要花很长时间扫厕所，这时别人就会到楼上的另一层去上厕所，而我只能憋着，因为我去了楼上也进不去。

我去上班的第一周开始就不断地向NV，BR，NV的秘书Sandy，派我去的顾问公司，以及我所在的那个楼层负责A银行在那个楼层的所有部门的杂务的秘书反复抱怨门卡的问题。但愣是直到几个月后，我们的办公室快要从泽西城搬到曼哈顿之前才给我发正式门卡。朱某则一上班就有正式门卡。

下面的附录中是我现在还能找到的十多张当时用过的临时门卡。大多数都已遗失。遗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当初根本就没有打算留着它，甚至发自内心地讨厌它，所以每天下班后就把它随便一扔。不过当时我父母正好来美国探访我，所以他们可能帮我搜集了一下；2）在十月底，也就是我们办公室搬去曼哈顿的第二个周末，新泽西和纽约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飓风（恰巧与我们部门的秘书同名）。我当时住在一楼，门外的水到了齐腰深，而我屋里的水也到了脚踝骨深。因水涨得很快，而我们也不知水还会涨多高，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安排两位老人，根本没时间考虑搬屋里的东西。这样一来很多纸质的物品都被彻底淹烂，事后只能扔掉，其中就有大部分的用过的ML临时门卡。

我相信在门卡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歧视应该既不是顾问公司的意思，也不是ML小组的意思。从后来NV对我的态度改变上来看，根本不会是她的意思。如果不是她的意思，应该就不会是她的秘书的意思。从门卫对这样一件极不正常的事不以为忤来看，应该是有具有很硬的背景的人和他们打过招呼的（那栋楼并不属于A银行）。所以，这一歧视应该与长期压我工资的那股力量有关，是他们玩出的一个别出心裁的把戏。

12. 办公室搬家

十月上旬，我门所在的小组被并入另一个部门，所以整个小组搬到了曼哈顿百老汇街的一栋专属A银行的大楼。在这之前我已拿到了正式的门卡，即便在泽西城的那栋楼里也不用每天领临时门卡了。搬到曼哈顿后我们不再是象在泽西街那样坐在一整通层的各个隔间里，而是正式雇员每人一间办公室，做合同工的我则与朱某两人共享一个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与其他人一样有了一台台式电脑。不过笔记本还是用那台老旧的。

但办公室的座位安排让朱某很不高兴，因为每个人的名字都被事先贴在桌子上，而我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他坐在门口的桌子，看上去就好像他是我的秘书似的。他提出要和我换位子，我告诉他如果要换可以找公司秘书交涉，因为是他们安排的，这涉及到电话的问题，我们不能自己改换桌上的电话号码。朱某听了也只好作罢。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搬去之后才是他真正煎熬的开始，那段时间里项目已进入一半，但他根本还摸不着门，他负责的所有程序中一个程序也调不通，而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分给我的任务；所以，那不是他和我计较座位的时候，而应该是他讨好我才对。我相信A银行对此非常清楚，只是朱某自己拎不清而已。不过，之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看他遇难不管。一方面因为毕竟那里只有我和他是合同工，而且是同一家顾问公司派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不是一个摆烂的人，既然大家一起做项目，该帮手还得帮手。。。。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我帮手，他根本不可能完成分给他的任务。

13. 飓风

刚搬去曼哈顿没几天，飓风Sandy就在一个周末登录新泽西和曼哈顿下城。办公室关闭了大概一周，每个人都在家上班。我本人和来探访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14. 尾声

我和朱某在12月底结束了在ML的middle office的项目。临走前小组里的所有的组员，包括王女士与来自南亚的和身在南亚的都给我发email告别。大家彼此都挺客气。其实，自最开始的两周的暴风雨之后，包括NV在内的小组人员对我都很客气，唯一长时间不变的就是那个门卡的显性歧视。

与之前在RBS工作时受到来自中国的华人集体排挤不同，这次的项目中来自中国的王女士是所有人中对我的工作有分外帮忙最多的一位（那两位南亚的测试员只不过做他们的工作，不能算是分外帮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完成了第一项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后，她不但证实了那400行的电子表格中有一个字符串如我指出的那样是错误的，而且当场就花了很多时间验证我在那两天里做的所有工作并肯定了我所做的是100%正确。

在我完成那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BR也不再提绝对不许向他以外的任何人打听系统问题的规矩了。我有时遇到非问不可的问题时，也会去问王女士，毕竟她是参与编写那个系统的人员之一，而她也都会给与帮助。

另外，在泽西城办公楼上班时所在的楼层是一个有着A银行不同部门的上百个人的大楼层。我所在的小组与该楼层的其它部门之间没有关系，因此平时也不见彼此之间有什么往来。但是有一位名叫戴宏的来自台湾的大姐在我上班不久就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只是直到我离开那里也不知她是哪个部门的。我也从未问过她，甚至从未和她深聊过，最多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

当我被NV在电话会议骂了三个“shit”之后，戴大姐主动过来表示对我的同情，她压低声音对我说（用中文）：“他们欺负你。”我向她笑笑说：“早习惯了。”估计她听不懂我的意思。不过她的那句话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暖心，因为在美国的这几十年里，我受到过无数次的莫名其妙的歧视排挤，多数时候即便背后有奇怪的力量，出面的都是华人，南亚那个国家的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而戴大姐在这几十年里是唯一一位在我受到周围的人歧视排挤时过来说一句同情话的人。

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戴大姐和我所在的部门毫不相干，更别提所在的小组了，她能知道我被欺负，可见那个楼层里的消息传的还是很快的。一种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隔间（cubical）里，彼此之间不隔音，而小组里有人在电话会议时开了免提，让旁边人听见了；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性。

其实，当初BR即便不给我定下那个规矩，我也不会去随便问任何人。当初在RBS的时候，我曾因为三件事得罪小组中的其他人来自中国的人。第一件是我从不加班，当他们每天排排坐埋头加班时，时间一到我就起身走人；第二件是即便不加班，我的效率也远高于他们，在那里工作的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就把他们十多年没有解决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了；第三件就是我不爱问人。有一次那位来自四川的副组长女士实在忍不住愤怒了，站在我的位子旁边，双手插在胸前，没好气地说（用英文，不是中文，以表示保持距离）：“你不用问人的是吧，哼。。。。现在按照我的说的去做。。。。”她不过是给我布置一个任务，却要借这个机会抒发一下对我不问问题这一点的不满。对于她布置的任务我当然是逆来顺受地笑着接受，但对于她问的无厘头的问题我根本就没任何反应。那好像也是最后一次由她给我布置任务，之后都是由那位越南组长通过email给我布置，包括是要修改有着组长和副组长名字的程序中的错误。。。。考虑到那是在投资银行的布满摄像头的trading floor，副组长女士的那句话会不会被摄像头后面的某位有心人士听了之后当作不恰当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2014年我到再次到AT&T做合同工时，同样让那里的人傻眼的是，我完全不需要他们告诉我所要修改的复杂系统的设计，就能把他们的系统搞清楚。

所以，如果BR了解我的话，其实他完全没必要给我定那个规矩。他定了那个规矩本身就让那场戏漏了马脚。

不过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他们那些人可以设计得出的一场戏。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假如他们给我的400行电子表格中不是在最后一行出现一个错误，而是满是错误的话，我也根本不可能按时完成那个任务。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基督徒，我之所以敢于去承接并顺利完成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的根本原因是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创造奇迹的不是我，是天父上帝！感谢上帝，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15. 附录. 仅存的十多张临时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