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瞧着我的窘态，摊贩女人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更加狼狈，甚至有点儿恶心。她那裂了缝的黄牙让我联想到纸盘里撒了辣椒面，油渍渍的土豆，我刚在上边咬了一大口。 “你脸红啦，小伙子！好吃吗？再来点辣椒？” 我试着微笑，至少她叫我小伙子，这个称呼让我，一个15岁的少年，多少感觉到几分尊重。“唔，不错，太辣。多谢，不要辣椒了。” 她的笑声更大了。“哈！哈哈！我敢打赌你讨厌这里，对不，城里人？想家了吧。哦，我知道了，你是个海龟，对不对？你觉得我们这里好不好？” 那是在虎跳峡入口外面。没错，就是那峡谷里听着象有老虎的意思，身临其境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了，中国人很喜欢这种浮华的名字。虎跳峡是长江上游的一段天险，在云南，离我要去义诊的村子还有一天的路。这一路上，我差不多一直能掩盖我“美国制造”的牌子。可惜，中国人特别会识别外国货，我被认了出来。伸手到兜里掏钱买吃的，我手上出现的是乔治华盛顿安详的脸，大概也是露馅的原因。 好在虎跳峡是个相当著名的旅游景点(黄头发在这种地方不至于引起骚动)，没人留意一条老街上的摊贩和她满脸涨红的顾客。尽管如此，受着她的嘲弄还是使我又感觉到了每次去中国都躲不掉的排外感。 “再来点，海龟？要不就尝尝这个？啊？”她拿起来穿成一串的一种黄色的什么小果子。我开始担忧我的消化系统。 “不要。谢谢。”我赶紧起身离开。 “可要再来呀，海龟！哈！” 对于中国人有一点谁都应该知道：不用张嘴说话，我们闻都能闻出来谁是外国人。就是在中国人之间也有很多别人看不出来的特征，我们却能分辩出来他是中国哪里人。中国人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区别对待，大概跟这个本事很有关系。所以，中国人要是瞧见个真外国人一般都会发生混乱。 “喂，mister，来看这里！喜欢珠宝吗？我很多，独此一家，中国到处都抢手！” 密司脱们立刻上了当，抢着恨不得什么都买。 “谢谢，我来个这个，再要个那个…哎，那是什么？“ 密司脱的手现在指着的是一块绿石头，卖主显然正在设法让那块石头上吸引他的注意力。 “Mister 好眼睛！这高质量真玉，华夏之石，可以拿回家给朋友炫耀！看这色泽，这质地！我家传家宝，要不是急等钱，我不卖！“ 密司脱哪架得住这些，高兴的买下了“玉”。 “Thank you, 谢谢” 可是，这种轻佻的人格跳跃，洋泾浜英语只是在白皮肤或是黑皮肤的“老外”面前才会见到。美国生的中国人受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待遇，一种被嘲弄式的排外。我运气还算好：我没有口音，我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没有与众不同。我可能会被认做本地人，大部分时候。 “嗨，你从哪儿来？” 有一次在北京秀水我正跟一个摊贩讨价还价，他突然问我。我没搭碴，只是要他再降点价。 “听不懂吗？我说英文。哈罗，什么名字？哈罗！” “我会说中文，多谢。” “那你从哪来，海龟？” “哪儿来的不要紧。听着，30块，不卖我就走！” 2． 我的云南之行和我往常去中国有点不同。要说此行，得先讲“海龟”。 外籍“华”人，比如我的父母和我，常被称为“海龟”。没错儿，就是大海里的乌龟。海龟总是穿洋过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中国人很会借用逻辑。我父母就甭说了：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母语是中文。我却不一样：我生来就是海龟。年年跟着我父母去中国探亲访友，可每次我都能感觉到空气里的紧张成分。我的叔姑舅姨们，好多其实只是我父母的朋友，可我也得像家人一样称呼他们，他们总会跟我父母说我是多么好运，在美国受教育，不用参加中国高考。不管住在谁家，总把最好的房间给我。这种欢迎事实上离间了我和我的亲朋。我的表兄妹们，其中一个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读书，还有一个是个非常棒的工程师，他们从不跟我谈论他们的生活，也从不问我的。好像有一种默契，我也没有点破。 美国中国之间6000多英里的距离是很长的路，无论让什么动物去走，人或是龟。这次来云南之前我已经快两年没去中国了。两年时间如果作为“假期”之间的间隔不能算很长，可对于我父母却早已经长得受不了了。非常耗时的夏令营再加上我进入高中，一次又一次地从我的日程上淘汰掉横跨太平洋的旅行。至少，找个借口多少能使我那蒙在鼓里、思乡病发作的父母心里好受点。事实是，我不想回中国，我不想被当作一个外人，一个出走的家人，一个成功之子。我在尽力逃避我和我在中国的亲人之间无力的关系。我是个懦夫，我用学习转移注意力，学习有时甚至努力到近乎强制。累过之后，我又控制不住懒惰与无所事事的发作，然后又因为浪费时间而后悔自责，这种抑郁与亢奋相间发作让我的父母既困惑又烦心。 这些表现也许是双重人格的症状。但请放心，在我头脑里某个地方纸老虎在不停地咆哮，炮仗在不停地燃放。其实更好的解释是，我很希望赢得我家人的接受。如果把我许多家人的经历编成小说，其中阴冷的基调与让人不忍心听下去的简单的残酷能让海明威的作品顿时黯然失色。我父亲当年单身赴美，手里只有一张机票和他母亲的祝福。异国他乡，身无分文，操着初级英语，他投身学业，义无反顾的用了10年时间使自己成为美国医生。他重新用英文掌握了几乎看不到头的医学词汇，居然还能腾出时间来跟我美丽的妈妈恋爱，还修了学位。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本是读书人却几乎被逼着做了一辈子体力活。我爷爷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中营，可家属却被告知是因病而所有医院都关门造成的。也许这件事促成了我父亲学医？真如此苦难之中却还多少有了一丝益处。我的小舅简直就是个天才，在我印象中好像世界上没有他不会的东西。从股票中发了大财，他毫不吝啬地与朋友们分享财物，精心照顾他的妻子和与他一样聪明的女儿。股票泡沫，他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他的朋友们立刻都再没有了音讯，他的妻子跟她离了婚。他没完地跟我姥姥吵架，而我姥姥听力和记忆力都已经大幅度减退。我小舅的女儿，我的小表姐，放弃了她遗传的数学天赋，起早摸黑的学习法文，因为她觉得法文将来能帮她找份好工作，那样也许能让她爸爸高兴。 我能说什么？我是故事的下一章。 3． 我在洛杉矶登机，飞越太平洋上空，两手冒汗，两眼发红地落在了北京。待了一星期，又一架更小也更加不稳（我很害怕飞行）的飞机把我送到昆明——云南省的中心。从那儿，同样颠簸的车拉着我到了大理。在大理设有中加心脏监查的总部，这是一家为整个云南偏远山区村民提供义诊的组织。接下来，我跟将近20名实习生一起搭乘一辆貌似豪华的汽车来到黎明。黎明其实算是个新开发的地质公园，可能因为小，黎明独特的冰河地貌，山川秀色尚不为人知。后来，快散了架的几辆小面包车好像慢动作的摇滚过山车一样，沿着蜿蜒的山路把我们运到目的地山村。最后这段旅行前，我摇摇晃晃地一头栽到床上，睡掉前几天连续旅行带给我的一身倦怠。 山中清晨寒冷的空气在我的肺里像气泡一般地膨胀，重新带给我清醒和使命感。我起身穿衣，走出院子，跳进了等着的汽车。这是我们临床活动的第一天。 我也说不清那次是什么促使我决定回到中国。可能有许多原因。我知道我不必在北京待很长时间，所以不用去忍受许多不接受不行的好客。当然，我也想离开家。暑假过去几周，假日阳光已经开始烦人，好莱坞山上字牌新刷的白油漆闪闪发光，激动着的游人给本地居民却只带来了烦躁。开学还是遥遥无期，我父母日益坚定送我回中国的态度也影响我的决定。也许，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心中其实很愿意去中国。 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了一个破烂的小山村，准确地说这是一组建在一起的木窝棚。这些窝棚约略围成个小四方场院。鸡群跑来跑去忙着在地上啄食，弄得我不敢随便落脚只怕踩着一只。场院一头有一大堆树枝树叶堆起来一座小山。这座有机山丘里充满生机，稍走近点就能看见数不清的昆虫在它们的花果山水帘洞里积极地蠕动。窝棚本身简单而普通，不过是一些破旧但却足以遮风蔽雨的容身之所，散落点缀在山野之中。窗户上没有玻璃，没有窗框，只是几个墙上掏出来的方孔。从这些窗户里不时有人探出头来，窥伺着十来个浅色皮肤的外国人鱼贯地从汽车里现身的奇异景象。 地面上看上去最为结实的建筑是公共厕所，水泥地基与石灰墙使之与众不同。除了蹲坑，地面向中央倾斜，中央是个大洞以便冲走任何代谢废物。 另一座重要的建筑就是学校，我们将在那里把听诊器和训练时学来的医学知识技术一个挨一个地运用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学生都是7-11岁的孩子，他们绝对不知道听诊器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都很害怕。 “来，别怕。不疼…” 瑞秋，实习生之一，试着让一个挣扎着的二年级学生接受听诊。她的英语，尽管柔声细语，却无法传达她的善意，只是增加着孩子的恐惧。 “喂，乔治，能不能过来帮个忙？这孩子吓坏了。” “当然，瑞秋，稍等一下。”匆匆跟我正要检查的小姑娘说了声“马上回来！”，我走向瑞秋那队学生。 “怎么了？” “你得让他静下来，”她说着，用下颌指指她身前撅着嘴的孩子。 “好吧。”我坐在瑞秋身边，对视着孩子的眼睛。孩子刚刚停下哭声，脸上还挂着泪。他满脸画着恐惧，嘴唇鼻周都成了青紫色。我模糊地记起，哭闹引起紫疳是先天性心脏病的特征。 “嘿，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乔医生。”我觉得此时冒充一下医生应该更能让他放心。 过了有半分钟，他低声的说，“郭黎生。” “郭黎生，生在黎明？好吧，小郭。”小，加在名字前面以表示对这个人的关心。 “听着，小郭，你看这个。这叫听诊器，听-诊-器。这东西很好玩，能听见心脏。瞧，一点也不疼。” 我把听筒按在自己胸上，微笑着把听头放到他的耳朵上。 他极好奇地瞪着听筒好几秒钟，然后说，“好吧。” 我冲瑞秋挤挤眼，把听筒放在了孩子的胸前。 4． 下午，迪特拉诺教授，我们项目的头儿，指着超声波机器屏幕，要我们注意小郭心跳的图像。 “看这儿，这些白色的东西，这就是心肌组织。现在，看见这条中间分界线吗？这就是室间隔，分开右心和左心。这团黑色，”他敲着屏幕上的一个地方，“就是室间隔缺损，VSD。简单说就是个窟窿，使得蓝色的静脉血混入红色的动脉血。很危险。”说着，他打开了多普勒信号，那个VSD洞上红色蓝色的信号混杂着闪现。“你看，这个分流就造成了你听到的杂音。乔治，干得漂亮。” 我们在那所学校筛查了300多个孩子，大部分学生不是本村人。那所学校是周围一大片山区唯一的学校，学生们来自周围几个村庄，有的要爬两座大山，走几小时才能来上学。所幸，小郭是唯一心脏有毛病的孩子。 我心里因为我的诊断很产生了几分自豪。要不是我让小郭安静下来，我们就根本没法听诊，他的哭闹会使心跳加快，很难听得出杂音。现在，他可以去大理的医院，接受可以拯救他生命的手术，然后他就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地正常生活。这么想着，第二天见到小郭很是让我意外。他坐在我们驻扎的村舍门前的台阶上。我打了声招呼，径自走进迪教授的房间。 “教授，小郭什么时候才去医院？” 他一脸不解的看着我，“去医院？” “是呀，不对吗？去做VSD手术呀。” 迪教授脸上的表情从困惑转为理解再转为忧愁。“小郭去不了医院。唔，… ，现在还不行。” “什么？！”我差点跳了起来。 “他得去昆明或是北京的医院。他没钱。我们也没有。”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理解与难以置信交织缠斗。“那我们交的钱呢？” “机票，住宿，交通。对不起，乔治，我以为你知道。每年我们只能送不多的几个孩子去手术。” “啊。”理解占了上风，我退了出来。 路过前门，我只想悄悄溜回我的房间，小郭和他的父母却迎着我站起身来说，“你好，乔医生，谢谢你！” 我的中文卡了壳，只能用英文咕噜了一声“早上好”，一头钻回了我的房间。 谢谢？谢什么？谢我让你知道你的情况没有希望，你的心脏是颗定时炸弹？我的心挣扎在内疚与自我反感之中。听到小郭的心脏杂音，我曾经很是激动，听了几百个正常心脏我已经烦了，没了兴趣，所以小郭心音咚-嗒以外的杂音一下子让我精神倍增。可对于小郭，让我激动的发现却是他和他父母的灾难。小郭只有十岁，可他有什么能让他期盼？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山峰，心情骤然低落，涌起了一阵羞耻，对自己说，“你什么也干不了。” 三周后我回到美国，把我买书买歌的钱都寄给了迪特拉诺教授。 回到洛杉矶过了三个多月，我浏览着我的facebook时，看到了中加心脏网页上的通告： 11岁的郭黎生，一个云南纳西族孩子，被送到昆明接受心脏缺损治疗。先天的或是遗传性心脏病在云南地区很常见。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以资助孩子们的手术。 还好，小郭挤进了不多几个的境界。 5． 九月份开学，学校仍像以往一样嗜睡与张狂兼半。差不多每个学生眼睛下面都挂着眼袋，颜色就像他们用最后一两天赶完暑假作业时所用各种墨水的混杂。也有的学生背包上色彩斑斓，点缀着假日旅游得来的纪念品。 被问道我夏天做了些什么，我只是简单地回答，“我去了中国。”问话的人们听了都点点头。 我不再相信人应该有特征身份。也许听着有问题，可我这么说完全都是出自好意。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病人在诊室，在病床上，或是在复健所，在治疗完成以后都要对他们的医生说，“谢谢你”。在那种时刻，或是那条路上，我们其实全都一样，无论海龟或是别的什么。难道不是吗？我们在美国用英文学来的医学知识不需要任何改动就可以应用在太平洋彼岸一个中国山区孩子的身上，在听诊器的听筒和听头连接下，我们其实只是简单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要是每一个人都跟其他别人完全切割，那人类就肯定会灭亡。没有别人，谁也无法存在。无论出自一个群体的幸福，还是一颗孤独的心里的苦痛，都应该能够让我们体会出互相的重要。小郭的感激或者我心中被排外的感觉都只是一种一时人情作用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我仍然不是很了解我的家族，我仍然没法总能理解我的父母，我甚至仍然说不清中国或美国哪里才算我的家乡。但那没有关系。下次再受到我在中国的家人给我的遥远的欢迎，我会奔上前去，抹消距离。只有那时，他们才再不会将我视为海龟，而是接受我这个人。 6． 即使是个海龟也没关系，整个的太平洋都是我的家。 （作者现居美国洛杉矶，17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