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筆者寫成考古系列《尋找夏朝》的一篇追記，正如去年完成《對郭沫若質疑《蘭亭序》真偽之再思考》系列後完成追記《蘭亭集序真跡尋考》，和今年《再議唐宋變革論》系列後完成追記《封建之詞義再考》，以及《陳寅恪學問之不古不今》系列後完成追記《談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所有這一切似乎是筆者自身思考研究的思維慣性。也同時印證了對於某一領域或者課題等外延認證延續之必要性。初次接觸這些青銅器名的觸發點倒和《尋找夏朝》緣起在同一地方，就是今年夏天筆者閒居上海期間時光顧的上海博物館。 完成《尋找夏朝》系列後的一次偶然看到了戰國《宴樂圖》，猶如《清明上河圖》畫出北宋汴梁市街實景一樣，這幅是1965年出土於成都百花潭戰國墓穴，真實再現前秦時代王權貴族祭祀宴席場景。但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整幅《宴樂圖》竟找不到熟悉的幾乎是中華文化圖騰，那線條秀氣得無與倫比的青銅三足爵。難道爵是後人杜撰出來的青銅器不成？

        依照博物館展現的春秋以前飲酒青銅器，爵有他的“同胞兄弟”，從小到大依次是，爵jue，觚gu，觶zhi，角jiao，斝jia，盛酒容量分別是1升到5升依次遞增。早年王國維先生考證斝jia是宋人造字，原名為散san，在此不深入探討。在現代人眼裡爵就是酒杯，酒杯容量約200毫升，陳列在上博的“戰國商鞅方升”證實了二千三百多年前和今天的稱量關係。也就是像斝jia這樣的容器相當於今天一升飲料。關於爵我們還有另一個共識，那就是只有古代的帝王貴族眼前擺放爵，普通勞動者絕沒有這樣的飲酒規矩，這就是涉及到秦以前，從夏商周的周開始建立起的“周代爵制”，

         周代爵制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品位等級，中國歷史之延續相當程度上體現在爵制之上，它至少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爵”字有二義，第一指盛酒容器，亦稱“酒杯”，第二就指從王貴到奴役在社會實體中的地位標籤。這個地位標籤產生於周代，秦商鞅時代得以統一為“二十等爵”，最後終於北宋。日本現代傑出漢學家，和宮崎市定先生齊名的西嶋定生先生在1961年他的博士論文《二十等爵之研究》中提出：“最早的爵位來自飲酒禮上的敬酒行爵的次序和座席的次序。”此觀點解決了“爵”字二義的源頭。既然等爵和飲酒器物整合到這麼完美，為什麼在考古領域中卻證實了西周以後青銅三足器就不再鑄造，此處又於上文筆者提到的戰國《宴樂圖》上沒有三足爵相吻合。從爵的“五兄弟”外觀看，“老大”爵和“老四”角jiao，“老五”斝jia都是三足器物，“老二”觚gu，“老三”觶zhi是圓筒外形。那麼青銅三足器亦指“爵，角jiao，斝jia”，已經被考古證實西周以後不再鑄造的“爵，角jiao，斝jia”卻出現在被收入於《史記》，司馬遷講授古代禮樂文明興衰的《禮書》中？既然西漢《禮書》中“爵，角jiao，斝jia”在西周中期後就不存在的話，那麼《禮書》中記載的器物又指什麼呢？因為《禮書》主要記載是春秋禮制的一個總結，所以在西周中期消失的器物就不會在《禮書》中出現，《禮書》提到的“五爵”到底是什麼器物？現代學界對《禮書》或者其他儒家經書的注釋，涉及到爵，觚gu等五爵時幾乎都註明“商周青銅器”，而現代解釋青銅器權威《中國文物大辭典》上對爵等五器解釋為溫酒器。溫酒器和飲酒器用途不同但古人也有活用的可能，這裡暫不深究，不過在三足器物“胯下” 設有一熱源，完成溫酒倒是方便。但它們和《禮書》 的概念衝突沒有解決。         

         北大著名歷史教授閻步克先生在演講時提到了《韓詩外傳》，《韓詩外傳》屬漢代今文經學，其中有一史料值得注意：“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斝五升。”閻教授認為這可以理解成是一組容量概念，筆者覺得《韓詩外傳》的著者韓嬰與董仲舒一個時代，都被《史記》記載過，所以司馬遷在《禮書》中提到五器應該和《韓詩外傳》基本一致。那麼既然可看作容量概念，按照古漢語使用習慣，爵，觚gu，觶zhi，角jiao，斝jia就可以直接表示一升至五升的計量單位。也就是即便西周中期已經不鑄造三足青銅器，那麼它們曾經的器名可以作為計量單位留到司馬遷時代。

       從考古研究成果，陶製三足器很有可能是青銅三足器的前身。陶製三足器最初出現在夏文化和商文化分布範疇，在周族生活範圍看不到這種陶製三足器，也就是三足爵對於周人來說是一個外來器物，非本土產物。牛津大學著名漢學家傑西卡羅森Dame Jessica Rawson通過考察研究認為，在陝西地區周族群有兩部分，靠東部分他們的器物受商人影響很多，靠西部分就留有自己特點。為什麼周族人刻意要跟風殷商造三足青銅器？難道這和飲酒禮俗有關？查閱了有關資料，溫酒的可能性確實較大。在飲酒之前可能有這樣個環節，用青銅三足器來溫酒，然後再用筒形的觚gu來盛酒，周族本來沒有這樣的習俗。所以筆者推測既然三足器最初不是周人發明，那麼周族最初也沒有溫酒的禮俗，他們所對應的禮俗不是周族人固有禮俗而是引以學之的。於是有一個問題浮出水面，為什麼到了周族中期，周人不再鑄造三足青銅器，也就是他們放棄溫酒這個禮俗或者說是飲酒習慣？筆者在苦苦思考之間忽然想到了《尚書》的《酒誥》，“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誥》中記敘了周人對飲酒又怕又敬，敬者在重大祭祀場合，乘着酒性飄飄然大有和神明兩眸相對之感。怕者周族統治者清醒地知道殷商之滅在於縱酒之禍。周族最初是喝冷酒，引入三足器之後他們大概一度溫酒，當放棄三足器的鑄造很可能又恢復了飲冷酒的風俗，溫酒很容易導致縱酒，為了對飲酒節制不再鑄造三足青銅器這樣的溫酒器物變得邏輯性的合理，同時周族統治者在權貴階層不僅提倡少飲而且提倡少食，天子自律“一餐告飽”，貴族可以再加飯，至於普通貧民沒有限制，所以演化到身份尊貴者用一升之飲酒器限制個人的酒量，酒器之大小排列出尊卑。周族中期的青銅鑄造也由重酒器演變成重食器。進入春秋戰國時代，正如上文提到的戰國《宴樂圖》裡可以推斷當時的酒器已經沒有三足形狀，圓筒形類似於今天的普通杯子一直演伸下來，筆者認為從周代一直到秦漢至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漫長歷史之中，任何文獻哪怕是考古類，或者簡牘沒有一個爵字指青銅三足爵。學界對相關文獻考證時務必防止再錯，當然“爵”和容量單位是否為一對一關係，還有待考證。

        周族統治者對飲酒的節制和《禮書》中“以小為貴”的酒器等級理論變得合乎情理。《禮書》記載“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斝，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就據此例證“以小為貴”的酒器使用時在祭祀典禮之中確實存在，這是一種前所未有但又無人所知的用一種容量化酒器等級禮制被中國古人在飲酒時始終遵循着，在飲酒時根據一己身份或根據對方身份而分別使用大小酒器以此來區分尊卑貴賤，這一奇特等級禮制就筆者有限認知在全世界上古以來也是獨一無二的。再者，如果將罰酒時盛酒的“勺子”觥gong的容量一起比較，一勺觥gong正好一升，對於爵成了“一勺而就”，對於觚gu成了“兩勺而盛”，爵尊於觚gu一目了然。若概括五爵禮制便可從兩方面加以考證，從政治方面“以小為貴”這樣一個等級禮制讓尊者使用較小的酒爵，卑賤者用較大的酒爵區分身份，從實際操作方面，一升容量的飲酒器就稱“爵”。二升容量的飲酒器就稱“觚gu”，依此類推從商周五器到《禮書》“五爵”這一變化為“五爵等級禮制”的揭示在器物的命名方面提供一個新的認知。

        現代女漢學家 傑西卡 羅森先生將從“五器”到“五爵”的轉化稱作是“一場禮製革命”。筆者對此有一大膽遐想，就是在這個重大的禮製革命的推動之下發生了“五爵”的等級化演變成“容量化”，同時殷周之間風俗的互相影響，文化互動以及禮制上的重大變化，那麼兩個族群之間的關係，兩個不同風俗之間的關係以及周代禮製發展史上的這場大革命，通過爵jue，觚gu，觶zhi，角jiao，斝jia，容量器名變得更加清晰，這樣一個貴族等爵制度延續至趙宋大致二千餘年，無論是上層統治階層還是底層社會群體對於華夏文明的演進和因蠻夷入侵的突變之影響是深淵的，而這點可能是以往學者缺乏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