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1905年9月科舉被廢除，讀書人完全失去了學習《四書五經》的切生利益之後，“孔孟教宗”還有什麼存在之意義？曾幾何時人們開始弘揚傳統文化，殊不知“學隨術變”的儒教除了作為統治者的思想工具，筆者真想不出它還有什麼用處？儒教思想無論是其周公源頭，漢唐仕族“匯總的權術”，“兩宋摻雜佛道思想的怪物”，和明清“越發變硬的殭屍”在當今“以中國的疆域”里還存有多少影響和傳承？喪失殆盡未必不好，它將會迎來嶄新的思想，因為新思想正是今天所需要的。重新研究經學並不是想“復古”，而是嶄新的思想需要古典諸子學問的鋪墊。

     文中“以中國的疆域”這一提法，是筆者故意避開“中國”一詞，因為兩千多年來這個名詞內涵一直在變，為解釋明確暫且以康熙時代相對穩定的疆域空間來表“中國”範圍，近代中國史觀始終將代表政權王朝來劃分歷史，這是極為片面而不科學的。比如唐朝，它的強盛地域和它脆弱時相差四百萬平方公里，又比如南宋大致“捲縮”在淮河以南大理以東的現在江南地區，五世九帝統治的疆域才二百萬平方公里，其它約八百萬平方公里上發生了什麼？後人一無所知。同樣南宋朝廷上下在推崇“三綱五常”時，其他八百萬平方公里的人亦一無所知。這是“以中國的疆域”範疇下的真實歷史。於是乎我們必須面對的是今天所謂的中國歷史，本意上或許只能稱“中國漢族史”，它遠小於“以中國的疆域”的完整總歷史，由此可以認為所謂的“華夏文明”的內涵也就是“華夏漢文明”。要知道漢族人在“五胡亂華”後他們是在以鄭州為圓心，以到濟南為半徑的圓圈裡活動。我們必須要在上述的概念下談論“書經道統”。

      盛唐李世民推行《五經正義》，將顏回立為繼承孔子道的傳人，很大原因是顏回對孔子唯命是從，“緊跟領導”。這迎合李世民希望手下大臣的態度。韓愈的登場改變了現狀，我們認識韓愈一般停留在他的文學面，其實在古代思想史上韓愈的影響不可估量，歷年科舉進士首先就是《經學》的功力。韓愈質疑顏回，他認為孟子才是真正接受孔子道統的人物，目前我們能讀到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這個觀點，比如《原道》，《讀荀》，《與孟尚書書》：“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按照韓愈的分析，將孟比作禹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學說非常清晰，“尊孟子、樹道統、排佛老”，而這不是他另闢新徑，而是取之《孟子》，稱“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發願以己身接續孟子，延續中斷千年之久的正統儒家之血脈，“道統”之說遂具雛形。韓愈之所以主張“尊孟子，樹道統”的外部環境就是中唐時期一大社會風氣就是崇尚佛教，佛教東漢時期傳入魏晉時期發展，到隋唐更是到達鼎盛，唐朝多代皇帝崇佛，自然對佛教實行寬鬆政策，結果僧尼數量大增，寺院經濟大大削弱了王朝財政。而道教在唐朝也備受重視，與皇權相結合成為特有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勢，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社會積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訓詁之學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經學衰微。這種情形是以儒學正宗自命的韓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終生以“排佛老”為志業。由於韓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漸升高，自中唐至兩宋，延續了一條“升格”的進程，特別在二程、朱熹那裡，孟學備受關注，成為理學的理論淵源與思想內核，《孟子》也由子書升格為“經”。從這個角度看，說韓愈影響了宋學自無不可，事實上，韓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視荀子為“大醇”之儒，稱其“與孔子異者鮮矣”，又稱孟、荀同樣“優入聖域”，亦貶亦贊，絕不是將荀學看得一無是處。從精神氣質上講，韓愈所求的是“善治”，關注的是政治現實，秉承的是漢唐儒家的風尚，本質上與荀學特徵更相一致。所謂“舉孟旗、行荀學”之說，放在韓愈身上似乎最為合適。民國陳寅恪先生說過：“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同樣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稱：凡治宋學者“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為之率”，有這兩位先生評判當不會錯。

         從唐太宗組織人編纂《五經正義》後，對於《五經》的唐代詮釋，就一直成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特別是“明經科”，隨着歷史的演變，“進士科”在人氣上徹底代替了“明經科”，有一個“人為”原因不容易被後人發覺，即唐朝有個奇怪的規定，經書不是按照內容來考量編撰，而是按照它的字數多少來規定分法，篇幅的大小反而和難易掛上鈎，比如《詩經》容易背誦，像《儀禮》這樣的經典背起來很吃力，因此大家都撿容易得去做，在容易和深奧之間選擇字數少的去學，於是乎有些經典隨着時間的推移能理解的學子越來越少。安史之亂前後，朝廷規定的“九經”念得人也少了，因為主要念《九經》的是“明經科”學子，也就是在經典本身中間加以區隔以後，導致了《五經正義》很少有人全面地加以詮釋研究，於是乎一個經學更新運動已經水到渠成。而這一運動的起點就是“懷疑”。武則天時代有些進士們在那裡懷疑《五經正義》詮釋之合理性，比如當時有一個叫王玄感，他寫了三部書質疑孔穎達等人關於《春秋》《尚書》的解釋，支持王玄感有一位後來在史學史上名聲很大的劉知己，即《史通》的作者，《史通》裡《疑古》《惑經》，這兩篇不是否定全部經典，但劉知己提出這個問題的本身就已印證在公元七世紀前後，對經典的懷疑已成氣候。

      同時懷疑經典和當時唐朝官方規定的“孔子顏回”的傳承關係很密切，上文提到的韓愈《原道》明確闡述了儒家“道統”：從堯舜開始然後經過禹，湯，文武周公，再有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孟子死了這個“道統”就終結了。在以後的歲月里，接受韓愈“尊孟”主張的人越來越多。 民國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將其稱為“孟子升格運動”，這個運動在學術討論中不是個孤立問題，因為經學本身是中世紀統治學說，它的形態變異就是所謂的“學隨術變”，那麼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裡面，它的變異方向很難確定，從中唐到晚唐，尤其經過五代十國大混亂，除了五代十國外邊疆還有各個“部落聯盟”即邊疆民族國家的雛形，其狀況我們研究得甚少，當一個相對安定的北宋出現後，其實北宋都城是今天開封的“汴京”，北宋勢力從來沒有觸摸到今天的北京和北方各地。後來的南宋除了皇帝姓趙外，其實是一個新王朝，都城建在今天杭州的“臨安”，它的統治範圍還要小，起先還占領淮河流域，後來鬥不過金朝只能守長江。經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後人推崇之極的朱熹，他一輩子的活動範圍只在現在的福建和浙江，他去過江西做了一任官，回過故鄉皖南，好像到過一次湖南，筆者估計他長江都沒看到過，一個人的眼界和其經歷會影響到他思維和認知，包括對歷史的認知，如果閱讀《朱子語類》，即他和他學生的談話錄後，不難發現朱熹的眼界非常狹小，他的認識片面性很重，後來王守仁對朱熹理學“大倒胃口”是情理之中的，兩宋承載“經學”和道統是在這樣的地域環境下展開的。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