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兵敗滑鐵盧後拿破崙退位，曾經征服了半個歐洲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最終卸下帷幕。隨之開始逐漸光芒逝去的還有另一個曾經的輝煌，這就是在歐洲畫界獨領風騷近30年的雅克－路易 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和他領導的大衛畫派（School of David）。雅克－路易 大衛可稱之為畫界的拿破崙式英雄，新古典主義畫派的一代宗師，歐洲繪畫史上劃時代的人物。19世紀初期，由大衛的學生（包括後來學院派領軍人物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和追隨者構成的大衛畫派幾乎就是代表歐洲畫界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同義詞。除了獨樹一幟的普呂東（Pierre Paul Prud’hon）之外，當時歐洲幾乎所有名聲顯赫的一流繪畫大師都歸於大衛畫派。然而，隨着浪漫主義畫派的興起，也隨着拿破崙帝國告終後大衛離開法國自我流放比利時，這個王朝開始逐漸衰落。 雅克－路易 大衛是位有強烈政治激情的藝術家，他熱切地置身於從法國啟蒙運動結束（1789）到拿破崙退位（1815）之間那個時代中幾乎所有政治風暴的中心（大衛畫派後期的掌門人安格爾則正好相反）。所以，大衛的很多作品都附有深深的時代烙印，或者是表達他的時代理念和英雄主義信條，或者直接展現歷史人的物面貌或抓住歷史時刻的瞬間。 如果說《拿破崙傳記》記述了法國（甚至歐洲）19世紀初最開始那15年的歷史，那麼大衛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歐洲新古典主義繪畫的興衰，還透視了啟蒙運動所引發的18世紀末法國（最後幾乎波及整個歐洲）那段社會動盪歷史。這不但讓人們從另一個高度欣賞大衛和新古典主義作品，也讓人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那個時代。 大衛的時代開始於啟蒙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君主和貴族制度面臨挑戰。這時候的法國貴族制度（相當於盧梭《社會契約論》中闡述的第三種貴族制度，繼承特權貴族，類似於大清八旗子弟）滋生奢華放縱。18世紀應運而生的色彩花哨絢麗的洛可可畫風很大程度就是法國貴族生活品味的寫照。受啟蒙運動和意大利考古新發現的影響，法國畫界開始摒棄奢華造作挑逗的洛可可主題和畫風，興起了回歸古希臘古羅馬，和諧，簡樸，高尚的新古典主義繪畫潮流。從這時開始，由路易14設立的“羅馬大獎”（Prix de Rome），開始傾向於資助皇家藝術學院繪畫比賽一等獎獲得者（每年一名）赴設於羅馬的法蘭西學院（French Academy in Rome）學習古典嚴肅繪畫。大衛就是從參加這個獎學金的命題比賽開始了他的繪畫生涯。由於深受洛可可風格的影響，對和諧簡樸莊重的古羅馬風格不屑一顧，大衛的奪冠之路並不順利（那時候沒有新東方指點）。1770年初選就被刷掉，沒進入比賽。1771年第一次參賽僅獲第二等獎（《戰神瑪爾斯與智慧女神米奈娃之戰》參賽作品現藏於盧浮宮），第二次名落孫山（沒能入圍，大衛差點絕食自殺），第三次又鎩羽而歸。直到1774大衛26歲第四次參賽的作品《安條克和斯特拉托妮可》才最終贏得一等獎（遠比范進同學考20多次要強。但比大衛自己後來的學生安格爾21歲第二次參賽即獲一等獎要弱）。 
《安條克和斯特拉托妮可》（Antiochus and Stratonice，大衛1774，現藏巴黎美術學院）大衛的羅馬獎比賽一等獎作品。所畫的是《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描寫的王子暗戀其繼母皇后的愛情故事。與大衛第一次參賽作品相比，這幅作品中洛可可風格大大收斂，顯得穩重莊嚴。然而，大衛此時並沒有接受古典主義。在赴羅馬之前，他曾經毫無掩飾地表示古典主義風格缺乏活力和情感，他對其不屑一顧，更不受其誘惑。然而，在去羅馬途中的一路所見，大衛才開始被意大利藝術大師們的經典所震撼（安格爾也是在孩提時被拉菲爾《椅中聖母》Madonna della seggiola感動的熱淚盈眶），開始對自己以前的無知感到羞愧。他的畫風也開始慢慢地傾向於古典主義，他的主題開始表現英雄主義，直到10年後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徹底完成這一脫胎換骨的轉變。 
《荷拉斯兄弟的誓言》（The Oath of the Horatii， 大衛1784，現藏於盧浮宮）。所畫的人物緣自羅馬歷史上兩個相鄰城邦之間以決鬥解決衝突的記載。原定的主題是要表現決鬥所遺留的家族之間的愛恨情仇。但經過3年的思考後，大衛認為這個主題不和時代，決定自己另外虛構了一個荷拉斯三兄弟代表羅馬城奔赴決鬥之前以羅馬軍禮宣誓的場景來表達古典的英雄主義（所以不必糾結時間穿越的元素，這在大衛其他作品中也可見到）。大衛在羅馬人民廣場（Piazza del Popolo）附近的一間畫室里用11個月時間最後完成繪畫。畫期長是新古典主義畫派和後來學院派的特點。相比之下，浪漫主義作品往往只需要幾天時間，張大千畫蝦能比吃蝦還快。《誓言》在1785年巴黎沙龍展（Salon de Paris, 法蘭西藝術學院美術展）引起轟動，可以說是奠定大衛在法國甚至歐洲畫界一代宗師地位的奧斯特里茨之役。這幅畫的大衛畫派精湛的畫風表現的淋漓盡致。線條的精細，輪廓的明朗，着色的整潔，細節的逼真有登峰造極的感覺（大概只有後來安格爾能達到或超出這個境界）。還可以看出新古典主義的另一個特色（尤其與巴洛克繪畫相比）就是姿態是靜止，按狄德羅的話講就是“看上去是淺浮雕的復製品”。按攝影家的說法就是像是“擺拍”的姿勢，而不是實拍的瞬間。這顯然是為追求高度清晰逼真所付出的代價，當然也不排除新古典主義畫家刻意追求古希臘古羅馬古樸的雕塑效果。 《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堪稱新古典主義的典範之作，其英雄主義主題也成為後來大衛畫派近30年的信條，直至不畫英雄主義的安格爾接掌大衛畫派。大衛崇尚的英雄主義是古羅馬共和時期貴族（相當於盧梭所述的第二種貴族）那種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和家族利益之上，將為國犧牲當成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榮耀的愛國英雄主義。讓我們先來具體領略一下古羅馬共和國貴族們的這種英雄主義是多麼的鐵血彪悍。公元前216年，古羅馬共和國經過連續兩次敗仗後傾巢出動了幾乎所剩兵力去決戰入侵的迦太基漢尼拔大軍。然而，因戰術指揮失誤，羅馬大軍在坎寧會戰（ battle of cannae）中以多敗少全軍覆沒。大喜過望的迦太基人以為他們贏得了決定性的最後一役，羅馬毫無疑問已經徹底喪失了抵抗意志和能力，肯定是正急於停戰和談了。迦太基人也打算借坡下驢見好就收，所以馬上向羅馬派出了使者，通知羅馬拿錢來贖回8000個戰俘，並帶去讓羅馬簽署的認輸賠款割地納貢的城下之約。。。。然而，羅馬元老院的回應卻讓迦太基人大跌眼鏡。元老院首先禁止迦太基使者進城，拒絕見面，根本不搭理你，還了興沖沖而來的迦太基人一個冷屁股（類似於二戰時陷入包圍的美軍101空降師用一個字“nuts”回復德軍的勸降）。這種對剛剛才狠狠打掉自己牙齒的強敵的不屑和羞辱可不是故作姿態，而是要徹底死磕玩真的，因為元老院緊接着就頒布了一個鐵血彪悍的禁令，禁止任何羅馬家庭私自贖回被俘親屬，違令者將以叛國罪論處。要知道這8000名後來被迦太基人處死或被販賣為奴的羅馬戰俘中包括近100個元老院貴族（接近當時元老院的三分之一），也涉及幾乎每一個元老院貴族家庭。而且，繼續抵抗也意味着元老貴族們自己或家庭要繼續付出更大的犧牲，。。。。。古羅馬精英不是以世襲等級，不是以謀求自己利益，而是以對國家的擔當和犧牲精神不辜負他們所處的執政地位！！這種英雄主義在大衛後來的另一幅作品《刀斧手送來布魯特斯兒子的屍體》（或譯《判處兒子死刑的布魯特》）中有更鐵血彪悍的體現。然而，後面會看到，在因支持弒君而眾叛親離（妻子離異），在經歷了後來血腥恐怖的社會動盪後，大衛在《薩賓的女人》（The Sabine Women）里所表達的英雄主義已經與這種鐵血英雄主義不一樣了。 相比之下，18世紀法國貴族就該無地自容了。路易16後期，因為法國貴族賦稅上的特權，造成波邦王朝的財政危機。當財政大臣希望貴族們能犧牲一些特權挽救瀕臨崩潰的貴族制度，貴族們不但堅決拒絕了，反而還圍剿前後每一個推動類似動議的財政大臣。最終，財政危機導致法國大革命爆發，徹底終結了之前不肯為之犧牲和承當的貴族們自己的制度。不過如今，“18世紀法國貴族”與“古典英雄主義”的形象對比在富豪新貴圈中似乎又顛倒回去了。 
盧浮宮中所藏《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及後面要介紹的《刀斧手送來布魯特斯兒子的屍體》的展廳。 
《蘇格拉底之死》（Death of Socrates, 大衛1787，現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幅畫作於法國大革命之前，可沒想到最後不幸成為法國大革命中無數悲劇的真實寫照。當然，hemlock（一種毒草）換成了guillotine（斷頭機）。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控蠱惑罪，被民主雅典的500人陪審團，經過民主審判過程判處死刑。此作品再現蘇格拉底服hemlock毒液的情景。蘇格拉底正在高談靈魂不死。畫面左端坐在有大衛縮寫簽名（L.D）的石凳上的是柏拉圖。若干年後柏拉圖憑記憶整理了蘇格拉底極具哲理的《蘇格拉底的申辯》（The Apology）和包含社會契約論最早表述的《克里同篇》（Crito）。這兩篇東西讓蘇格拉底之死升華為是為喚醒世人而死的犧牲。 此畫延續了新古典主義精湛的畫風（雖然畫面沒有《荷拉斯兄弟的誓言》那種清澈和強烈反差），也繼續延續表現大衛畫派的英雄主義主題。。。。。然而，大衛也許沒意識到《蘇格拉底之死》這個故事背後更深刻的含義。。。。民主政治也會扼殺異見（這正是蔑視古希臘民主的蘇格拉底希望以殺身成仁來提醒世人的）。這在後來法國大革命時期大衛自己所堅定支持並積極參與的雅各賓恐怖專政時不幸再次成為現實。最後，連革命的吉倫特共和派成員也都被革命法庭判處集體處決。吉倫特派著名成員羅蘭夫（Madame Roland）人在臨上斷頭機前留下了讓人深思的不朽名言：“自由呀，古今多少罪惡以你為名”。。。。後面介紹大衛的另一幅著名作品《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時還要再回到這個話題。 
《刀斧手給布魯特斯送來了他兒子的屍體》（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大衛1789，現藏盧浮宮）。布魯特（坐在畫面左側）是古羅馬共和首位執政官。他自己兒子卻參與了企圖推翻羅馬共和恢復君主制度的叛亂密謀。布魯特秉公執法，犧牲個人親情，判處自己的兒子死刑。這幅作品描繪的是死刑執行後，刀斧手將布魯特兒子的屍體送到他的家時的情景。 從《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到《蘇格拉底之死》，再到這幅作品，大衛選擇的英雄主題一次比一次鐵血，又一次比一次火上澆油（雖然大衛自己可能並沒有意識到其作品的政治影響）。1787年時《蘇格拉底之死》因為法國波邦政府干預未能正式得獎（但匿名投票得獎），1789年時，這幅《布魯特》乾脆就被禁展（後來因民眾抗議，不得不開禁）。現在，這幅畫已經完全脫離了一般範疇的藝術功能，而純粹是表達大衛自己開始走向極端的愛國英雄主義（大衛認為國家是高於君主之上，所以大衛的愛國並不是愛君主）。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衛後來會贊成弒君並積極參與最極端最恐怖的雅各賓派專政（大衛幾乎就成為羅伯斯比爾的戈培爾）。。。。 --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