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敌人”，意思就是我之所思在 what's right，不在 who's right——我欲弄清事之是非，不是非得证明我对。所以，这句话有传诸久远的价值。

从钻研哲学史进入哲学思考的冯友兰先生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对中国人揭示了一点道理，谓“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又如深研欧洲现代历史的陈乐民先生指出，历经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无已循环，中国的历史非从古代演变为现代的一个自生过程——中华民族不曾自己走入现代，而是被世界打进了现代。因此之故，中国人或以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为“我”，心目中常跃跃欲试地要“看看究竟是我对了还是你（西方）对了”。如此只知与人（who）奋斗，斗得乐此不疲，却忘记了所争本应是什么（基本人性、价值准则、今世后世的人类幸福）。刘晓波在他一生的最后一程中超离了这种“与人奋斗”，树立了其正确观点的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本有“未可以人废言或以言废人”的说法。以言废人，或许误在恚其一言而失其全人。以人废言，则是任积怨作主，竟尔顾不上  what's right 了也。

据说拿破仑的仆人说过，那伟人在他眼里不是啥伟人。历史伟人中的政治人物，举中外大者，如华盛顿，如林肯，如孙中山，如罗斯福，如戴高乐，如马丁﹒路﹒德金……哪个是找不出“缺角儿”的完人? 放过私德一律不提，单说至公大节、政治方略，又有哪个是后人总结不出一点毛病来的? 已矣哉，奈何其仍是伟人，只因为他们在重要的关口做出了重要的抉择，那个 what 不容置疑，在历史上自有其位置。

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某在北京得知颇有人议论：那奖是应当给他那样的人的吗? 中国人既有如此一问，回答似乎应该是这样的：那个奖给不给刘晓波，不是中国人该关心的事，那是诺奖评委会的决定，也动不着中国纳税人一分钱。中国人该关心的，是《零八宪章》写得究竟对不对，以及——无论其意见对错——该不该让任何人为发表政见而坐监。

Focus on What's Right, Not Who's Right. 往大处说，可以使所见所思更清明。往小里说，可以少生些终属不值的闲气。中国人的民运来到海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享之无疑，却一直做不成民主政治的表率，是否因为民运诸贤经常关注 who's right 太多啦，以至说不清或者忘了过问 what'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