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网文《胡发云：无真相，无反思——关于文革的一次讲座》，其中提到杜钧福写的《清查５·１６运动始末》，认为那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本人对“清查五一六”这件事的记忆和印像自始便是一片糊涂，因此后来在网上只要看到有关的议论就想读一读，想读出个来龙去脉。读了杜的文章，连类而及也看到其他人写的回忆材料和评议，感到受教的同时，也有一点不同意。我同意的是胡发云文中提说的原则：研究历史必须首重完整的真相。

“清查五一六”最热闹的时候，我辈中学生大多数都已上山下乡，不在原来单位（即学校）的两派斗争中了，未被这一役卷进去，没受过直接的触动。我之所以对此运动自始不明，主要因为初不曾亲身经历和在场旁观过。

从后来听说的一切来看，说“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找借口着手修理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不错。杜钧福《清查５·１６运动始末》的一段说“到了1970年，在大多数地区，已不是两派尖锐对立的局面了，而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一统江山了”，也对。但接下去的“也不是两派互揪了，而是军宣队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就不能说是概括了全局。

两派，大多数是自以为革命“造反”其实在冒傻气。比如，文革开始时的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纯粹无厘头洒狗血。其一，毛主席等于中央（文革发动后他嘴里冒出的“中央”二字从来没指过别人）；其二，毛主席党中央重权（重拳即军队）在手，什么时候用得着你学生工人农民来保卫？实际上，到1970年，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在上面领导眼中统属傻逼群众，同样需要修理平服。出动修理的工具就是军宣队工宣队。所以，说中央用军、工宣队整群众组织，符合当时的形势和局面。若说当时把持整人权力的是利用“保守派”对付“造反派”，则远不能一概而论。

杜文中举了当年许多单位运动中的例证，但就算它们都能证明军、工宣队是“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也不能用这个作结论去套一个突出的反例，那就是军管下的教育部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从1969年到1972年初，这个干校在安徽省军区参谋长王克良统治下，对运动初期教育部及其附属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保”组织（在群众中占多数）死整不放，把当时教育部“北京公社”的孙适中作为“五一六分子”关押批斗致死，在孙自杀后还要给他戴上“现反”帽子。反过来，对自从运动开始一路紧跟中央文革而成为造反明星的组织“延安公社”（包括该派“结合”过去的老干部）则一派优容，一路“护送”到他们顺利恢复组织生活，又得以从干校“毕业”分配回北京。这个情况在很多人的回忆文字里都有反映（例见《文革轶闻——老萝卜徐非光》）。

结论从真相来，而不是相反。从某些定论出发去看历史，就算一肚子没学问如在下者也知道，是看不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