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一八九二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愿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十六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王圓籙揭開了藏經洞這個秘密藏經洞文獻。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洪辯像晚唐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五十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一九零二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隨後，汪宗翰將所帶經文上呈給了時任甘肅學政的葉熾昌，葉熾昌是個金石大家，看到文獻以後頗為震驚隨即委託汪宗翰，為他正在編纂的著作語石要一些資料，先後得到洪辯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給水月觀音像、絹本水陸道場圖、大般涅盤經四卷、梵文寫經三十一頁等，然後向甘肅藩台建議將所有這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更多國內不易看到的機密內幕請加小編私人微信: qss199980516 ,小編私人微信更多猛料！然而，敦煌離蘭州路途遙遠，光運費就要五、六千兩銀子，此時甘肅剛剛平息拳亂，軍費尚且沒有着落，況且這些在洞裡藏着的破爛古籍呢，藩台衙門的回覆異常簡潔明了，沒有經費。於是葉熾昌就讓汪宗翰責令王道士暫將發現的文物和文獻放回洞中封存起來，等候處理。汪宗翰在一九零四年五月執行了這條命令。在其後的一年，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件大事，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這一年，負責全省考試的葉昌熾去了酒泉，但沒有再往西去敦煌。現在看來，葉熾昌是當時最有可能將藏經洞文書留在中國的學者。然而他沒有
葉熾昌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着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八百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也是王圓籙當兵時的老上司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此間，王圓籙甚至冒死給老佛爺慈禧寫信：“吾同工人用鋤挖之，欣然閃出佛洞壹所，內藏古經萬卷。然而剛剛經歷了八國聯軍庚子之亂的京城依然一片狼藉。哪裡還有時間理會這麼個小人物，乃至於犯上殺頭這種事都懶得管了。
就這樣，一晃七年，對於王圓籙的大聲疾呼猶如石沉大海，渺無音信，而王圓籙自己還有一堆頭疼的事情沒法解決呢。
首先就是作為一寺廟住持有責任養活一寺僧眾，有義務修繕殿堂，佛像，而且他也是這麼做的，他有遠大的理想，他要修三重樓，要重建大殿，並且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終老。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於保護洞窟。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各級對他發現的寶藏根本不當回事，着實讓王道士心灰意冷並誤導了這位文盲道士。無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這批黃紙殘絹不能引起重視，也許它們確無多大價值，我何嘗不可以用其換回一些銀錢來資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繕呢，由此推論，是官方的態度導致王道士可以放心地出售藏經洞的文物。即便如此，王道士還是始終猶豫不決，甚至在一瞬間作出了非常英明的決定。斯坦因寫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卻遺憾地發現滿懷疑忌的王道士幹了一個通宵，將所有藏卷全部運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許會避免了一場大錯，歷史也就改寫了。可誰知，王道士終究還是敗在了“奸詐無比”的斯坦因腳下。
為了儘可能消減王道士的擔憂，同時也為了留下布施的實物證據，斯坦因付給了王道士4錠馬蹄銀，安排他在一個廢棄的小窟里樹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王道士改修的唐玄奘像龕
另外斯坦因發現，王道士頭腦簡單，但信仰卻很執著，儘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對唐僧卻頂禮膜拜。窺探到王道士的內心秘密後，斯坦因通過蔣師爺，斯坦因聘請的漢語翻譯蔣孝琬，人稱蔣師爺，告訴王道士，古時的唐僧到印度取經，而今，是唐僧讓斯先生把這些古代經卷重又取回印度。他們編造了離奇的神話來欺騙這位頭腦簡單又十分虔誠的王道士，還故意時常尋找關於唐僧的話題在他面前提起，以便引起共鳴。斯坦因寫道，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岭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王道士聽說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靈託付前來東方取經的，於是虔誠地打開了藏經洞的大門，讓斯坦因得以進入密室，對大量文獻進行翻閱、選擇。五月二十八日暮時分，被斯坦因選中的全部藏卷終於被運出了藏經洞。
歷史就這樣無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總結當時的情況，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
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公之於世時，當斯坦因把藏經洞文物公之於世，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範圍內的轟動之後。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文物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一九一零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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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各個外國考古隊運走的文物卻經過千山萬水一件不缺，並且做了很好的保護與研究，甚至在大英博物館專門為斯坦因修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斯坦因密室。這麼看來王圓籙雖然沒有高瞻遠矚，但是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這批瑰寶的保護者。而余大師何不做做換位思考，如果您在其時其地又能做出如何的表現呢。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也難怪陳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奮筆疾書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地也了。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着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實為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廂情願。我想藏經洞的發現似乎是在冥冥中的一種天意，若是在其後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乃至是當今社會，任何一個時期都將是大規模的損毀，甚至是毀滅性的消失。
另外根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且不說一個世紀前的王道士保護文物有功，至少他四十年如一日，辛勞為公，虔誠信仰，一貫始終。歷史並沒有記載王道士私自占用了出賣老祖宗遺產而換來的一分錢。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長衫，一頂圓布帽，便被他的繼任們裝進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僅比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時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