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理解中，江浙一带应该是著名的米谷产地。早在宋元时期，民谚中就说“苏湖熟，天下足”。但到了明清时代，这里为什么由粮米供应基地变为采购基地了呢？

　　连绵的战火是原因之一。江浙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方割据，关卡林立，壁垒森严，必然阻塞交通，不利于商品，尤其是粮食类等大宗商品的运输和流通。太平天国战争连绵十几年，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打击可想而知。

　　雍正初年，当地官员向皇帝汇报说：“江苏地方，外似繁华，中实凋敝，加以风俗奢靡，人情浮薄，纵遇丰年，亦难为继”，以“风俗奢靡”概括缺粮原因，显失公允。人口密度大才是真实原因。1840年，江苏的人口为每平方英里1107人，居全国各省之冠；浙江的土地面积在各省中最少，人口也居前列。这意味着江浙地区每个人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较少，人均耕地少，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小。

　　城市的经济繁荣以及城市的初步形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上海以及江苏的苏州、无锡、南京等大城市群落兴起，浙江的小城镇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如嘉兴的濮院镇、杭州的北新关镇等，都很有名。它们不断扩张，挤占成片成片的农田，同时吸引大量农民进城，使得农村劳动力减少。而此时的米谷也不仅仅作为食物存在，它们更多变成了酿酒、食品加工等产业的原料，因此对米谷的需求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江浙一带的农民大量种植各类经济作物。江苏缺粮很大原因在于棉花发展太快，挤占了粮田。我国棉花的种植最早是在西南西北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宋元时期的黄道婆从海南黎族乡亲处学来纺织技术并加以改进，在沿海一带推广以后很受欢迎。技术的改进带动了下游产品的生产，明清时代，棉花在江苏迅速普及。但归根结底，还是当时的人对棉制品的需求增加了，需求促进生产。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需求侧的变化带来了供给侧的变化。需求与供给向来是相互促进，单方面强调哪一侧都不行，总体平衡才能有健康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于浙江的蚕桑业。在浙江，大部分农田用于养殖蚕桑。“杭嘉湖各县，民多育蚕，绍兴亦有”，“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

　　还有一个原因，说来较为复杂。朱元璋最初举事的时候，苏浙一带的百姓大多同情他的对手张士诚，与其一起对抗朱元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特意在这一地区加重赋税。朱元璋死后，历代地方官员食髓知味，舍不得放弃这块肥肉，就以祖制的方式将这一收税方案延续下来。然而农田出产有限，如果单纯靠种田，根本不够交税。百姓为了完成赋税，只好寻找一些收入更高的生产方式，这便是种植棉花，发展桑蚕业。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如此描述这一现象：“海上(松江地区)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共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总体看来，明清时期虽然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全国的龙头老大，但农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粮食需求非常大。

　　自然，湖广一带的粮食运到这里来，也不是全被这里的百姓消费掉。当时苏州、上海一带有大量河网水道，是天然的货物中转站，也有一部分湖广粮米从这里转运到陕西、河南、直隶、山东等地，供给全国。但因为绝大多数粮米被运往这里，给人造成了江浙缺米的强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