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什麼沒有宦官亂政，都領兵打仗去了

所謂宋代沒有閹禍，是從對比明代的角度來說的，所以嚴格來講，應該說“宋代沒有明代那種閹黨成勢的狀況”。這麼說就差不多了。但這並不等於說宋代太監就不曾為禍，這是不對的。因為距離晚唐不太遠，前朝的宦官為亂，廢立皇帝的往事，還有一根弦掛在宋代執政者的腦袋裡，所以宋代的執政者能相對汲取一點經驗教訓，首先是從體制上做了一番規劃。

宋史的宦者傳部，就提到過，宋政府和決策層在宦官問題上比較重視，一直在限制宦官的人數，以此來限制宦官的勢力。其中，太祖時限制人數為50，要收養養子，要滿30歲以上，自己沒有養父，才可以收養一人。到太宗時，人數有所增加，也限制在180人左右。到南宋孝宗時，因為“宦者員眾”，有官員報告給宋孝宗，孝宗命令開列名單，將人數限制在200人以內，後來有所增加，也不過增加到250人而已。對比一下唐、明兩代的宦官數量，可見宋代在這個特殊群體的勢力控制上，做的相對好一些，自然影響就相對少一些。

第二，由於唐代宦黨為亂，其根本是因為宦官位高權重。汲取到唐代的教訓，宋代對宦官擔任高級職位，一般比較慎重。不是不授予其高級職位，而是對於授予的時機、人選、條件，比較謹慎。例如，北宋前提的重要宦官，曾掌握兵權的王繼恩，因為有戰功，按例應授宣徽使，但在宋太宗的堅持下，只授予其相對較低的宣政使。後來有人替王公公鳴不平，認為賞賜太薄，結果被“杖脊刺面配崖州”（在今海南三亞，當時是很荒僻的地方）處置了。再比如真宗時期，有位叫劉承規的太監病重要死了，死前求落實政策，授其節度使的榮銜（宋時節度使為榮銜，無實權執掌）。因其生前曾主持過國防部的工作（提點樞密），所以他臨死有這種要求，也不算過分，想來也只是為養子、家人留一點待遇。真宗本來已經答應了，但由於宰相王旦的堅持，最後還只是以“節度留後”終止了。南宋光宗時期，王德謙王公公想謀個節度使的榮銜，本來已經批覆許可了，但執政團隊一致反對，硬是把形式上正在審批的公文（制出）給廢了。

第三，雖然做了以上的各種限制，但宦官 不可能不擔任外職，承擔一部分外朝的工作。針對這種情況，在體制上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對宦官的官階授予，如果只是在宦官的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注1）這兩個系統內升遷的話，最高只能到內東頭供奉官（注2）。如果要繼續升遷的話，那就要“轉出”，即轉出宦官系統，歸政府的組織人事機構“吏部”管轄。其授予的官階，則依武官系統來升遷。也就是說，宦官要從事比較重要的工作的話，他們是要接受掌管樞密院的樞密長官的管轄的，而樞密長官，多為文官（也有少數武官）。

　　因為有這些各種各樣的體制上的限制，尤其是把宦官的外朝權力，納入到文武官員的組織系統中進行管理，這等於是給宦官勢力加了一重保險。比較高級的宦官的管理和其他官員一樣，都要經過政府的考核審查，然後授職，這樣就相對比較嚴密。正因為此，宋代宦官在軍事活動上，就顯得特別活躍。因為他們往往被授予武階，其差遣往往也被看成是武官來除授。在宋史的宦官傳記中，北宋有43人。這43人中，有18人有明顯的軍事經歷！從宋初的著名宦將秦翰、李神祐、竇神寶等，到王繼恩、衛紹欽，再到北宋中期的王中正、李憲，再到北宋晚期的童貫（就是本人！）、譚稹等，可謂代不乏人。